【大紀元7月17日訊】小時侯在階級斗爭年代，我問過大人一個問題“公安”與“警察”是什麼關系，大人答道：“公安”是好人，“警察”是壞人，那時我心裡似乎明白了一個道理，警察就是地主、資本家的狗腿子。後來大陸開放了一些，看了一些外國的東西，我又明白了“公安”和“警察”是一回事，只是中國叫“公安”，外國叫“警察”，同一個概念，不同叫法。到了2000年，中國為了迎接WTO，與國際接軌，“公安”也穿上了與國際“警察”相似的制服。“公安”的車上也加上了英文“police”，人民更容易把“公安”與“警察”相混淆，在翻譯時人民也容易把“公安”（gong’an）翻譯成“police”。其實“公安”與“警察”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警察是維護正義，懲罰邪惡，抓捕壞人的。
而“公安”恰恰相反，縱觀它的歷史，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從它產生開始，它就是邪惡的代表，它就是與正義為敵，與邪惡為伍。即使今天它打著維護社會治安的幌子，干的還是殺人害命、綁架勒索的勾當。
公安局的前身是中央特科。是１９２７年１１月間，周恩來負責在上海建立的。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務，就是在共產黨的中央的領導下，收集掌握情報，鎮壓叛徒，營救被捕的同党，建立秘密電台，同敵对方進行隱蔽较量，並開展對當時政府和外國租界的隱蔽恐怖行動。周恩來將一些曾在武漢軍委特務工作處工作過的人集中起來，以他們為基礎，又從上海工人武裝糾察隊中選出一批積極分子，在中央特別委員會之下，設立了一個專門保衛黨中央、鎮壓叛徒的第三科。第三科以“紅隊”為基礎，主要任務是打擊、鎮壓叛徒，保護中共負責人，營救被捕的中共負責人，保障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共中央召開的各種會議的安全進行。“紅隊”亦稱“打狗隊”，於是，使世人聞風喪膽的中央特科，應運而生了。當年曾以四條手槍聞名上海灘。“紅隊”鎮壓行動屢屢得手，取得了輝煌的戰果。
而那時的共產黨是非法的，所以那時的中央特科就是非法武裝，而它的鎮壓叛徒，營救被捕的同党就是用恐怖手段，用綁架勒索、刺殺等血腥恐怖來威脅人民，與政府抗衡。通過破壞政府，與殘害社會民眾來達到目的。它的一切行為就是國際恐怖主義。其實現在的國際恐怖份子都是中央特科的徒子徒孫，都是中共的小學生。
以下僅舉幾個例子，讓大家了解一下特科的手段。
一九三一年在甘斯東路愛棠村、新閘路、武定路等地挖掘這些屍體時，共挖出三、四十具，都是周恩來領導下的這個“紅隊”“鋤奸”的戰果。當時哄動了整個上海。
特科最著名的謀殺是在周恩來和康生直接領導和參與下殺顧順章全家。顧順章早年喜歡習武，在三教九流中混。１９２７年在中共黨的“八七”會議上，他被選為臨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是中央特科的第一任部長，並兼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長。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由於顧具體負責中共的保衛工作，因此，對中共的重要機密了解極多，他知道只有少數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和許多中共領導人的住址，也熟悉中共的各種秘密工作方法。
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４日，顧順章在武漢被捕，隨即投靠當時國民政府。國民黨特務機關密電落到了機要秘書、潛伏於中統內部的中共特科成員錢壯飛手裡。錢將電文報告了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李克農。周恩來在得知消息後直接指揮進行內部的清理工作。當時顧順章的家屬在顧順章叛變後仍與他保持聯系，而顧的岳父母又都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任炊事員，擔心他們向顧提供情報。有鑒於此，中共特科執行了所謂的組織措施，懲處了顧順章全家。周恩來、康生、陳賡、鄧穎超等幾十名特科人員花了很大的精力包圍了顧順章家屬的住地。出其不意沖進屋裡揮起斧頭和匕首全部殺死了他們。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的學生斯勵那天在顧家打麻將，斯勵在“四。一二”清黨中曾將周恩來從國民黨手裡救出，但正因為他認出周恩來，所以也一樣被殺。這一事件中當場被殺的有顧順章的十幾個家人和親友。大約半年後，由於參與此次行動的特科人員王世德被捕，向國民黨當局供出了顧順章家屬被消滅的情況。
抗戰時期，因為偽漢奸政府中很多重要人物都是或曾經是中共黨員，中央特科負責與日本特務機構和偽漢奸勾結，共同對付當時積極抗戰的國民政府。上海市長潘漢年當時是特科的，曾與日本特務機構秘密接觸。
中共執政後，成立了公安局，當時公安局的很多負責人都是中央特科的人，如：前面提到的上海市長潘漢年和上海首任公安局長李士英，李士英本人30年代在特科干過很多殺人綁架勾當。所以“公安”從一產生就繼承了中央特科一切邪惡的流氓基因，成了合法的流氓。
中共建政以後，為了維護政權，“公安”在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運動中，“公安”運用自己的專政機關的“合法”身份，充分運用當年特科的經驗手段，使用各種非法手段，威脅、綁架、逼供、槍斃了很多的“階級敵人”。同時公安機關還肩負著內部清洗的任務。那時“公安”根本沒有任何法律概念，完全使用它自己的一套統治手段。那時殺人就是它們的一句話就行，處罰人就看他們能不能想出來，只要他們智商能達到的、能想到的辦法，它們就敢干，因為它們認為它就是代表法律。
由於人們聽信中共的那套騙人理論用上，講它代表廣大勞動人民利益，誰反對它就是反對全體勞動人民。承認了它的合法地位。所以它搞鎮壓反革命，公安就是鎮壓的機器。５８年它要“大躍進”，公安就嚴防老百姓不能生火，餓死人要用千萬計。文化大革命，它敢讓一幫人到你家去打、砸、搶。８９年６４它就敢開槍殺人。就是人們錯誤的認為它是政權，它是合法的。它才敢一步一步逼向人民。
中共公安的理論培訓課程中強調“堅持公安機關的階級屬性和組織屬性”，並提到：“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是公安學最直接、最重要的指導思想。”中共公安的理論就是馬克思暴力革命理論，加上它自己在“特科”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黑社會流氓綁架手段，使自己邪惡能力不斷加強， 同時以專政機關的身份使自己合法化。
由於人們錯誤的認為“公安”就是執法機構，它自己也開始無所顧忌的干作可以隨意抄家抓人。組織一幫社會流氓成員稱作“民兵”，專門制造社會混亂。
這種什麼都敢管的“混亂”情況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舉個例子，那時中國人不敢穿、也不能穿鮮艷的衣服，女人不敢留現在這款發型。如果你穿了讓他們覺得不舒服的衣服，公安人員保證把你執法了，頭要剃成陰陽式，衣服給你剪了，讓你活不能見人。還要侮辱你是流氓。
那時中國人的代步工具是自行車，當時中國人很多還買不起自行車，就出現自行車載人，當然都是義務的，帶的都是熟人。可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就不讓騎自行車帶人。如果騎自行車帶人讓他發現，他就按照它的想法懲罰你。一個夏天，一個男的騎個自行車帶個女的，讓“公安”看到了，他就做了兩個牌子，女的脖子上掛一個，上面寫道：享受犯，男的脖子上掛一個，上面寫道：享受犯。然後這個“公安”在前面慢慢走，讓這個男的騎自行車帶著那個女的，跟在他後面，不能超過這個“公安”。自行車騎慢了會倒，何況還帶著人。那男的咬緊牙關使足了全身力氣和解數，以免自行車倒下，就看見那男子滿臉是汗水，那女子滿臉愧容。
這就是那時公安的執法方式，它代表法律，它用它能想得到整人的辦法來，用它的智力所能想到的名詞來隨意定罪。
同時公安還繼承了特科的一些恐嚇、跟蹤、秘密綁架、秘密處理等一些極其隱諱的手段。中共“公安”成立之後，其內部有一個機構，叫國家政治保衛局，其下有政治保衛處、科。就是現在叫國安處（或國保大隊），這個部門現在是公安內部專門用來迫害法輪功人士，人們以為是國安局，它們也故意不解釋，因為鎮壓法輪功在海外被揭露的很厲害，他們害怕暴光，想讓別人以為就是國安局干的。政治保衛處在“文化革命”前，一直在公安內部是一個非常重要部門，排在第一（講政治掛帥），所以簡稱“一處（一科）”在歷史上還有許多別的名稱，如反革命處（專門用來抓反革命的，就是制造出反革命來迫害，意思就是鎮壓“反革命”的部門），何等凶惡、殘暴。共產黨是專門革人性、道德的命，所以它所說的“反革命”是什麼可想而知。隨著開放經濟，這個部門就變成了一個閒散單位，本來正要解散，由於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需要這個部門又被派上用場，所以這個部門裡很多經過運動的人也很珍惜這次機會，使出各種手段鎮壓法輪功。這個一處（一科）是中國公安的毒瘤、核心。
中共進入開放時期，為了維護自己統治，標榜自己形象，也頒布了一些法律。有人就認為中共也在改善，也在依法辦事，要給予機會使它“進步”；“公安”作為執法機構，法律賦予了它的權利。其實這是一種錯誤認識，也是一個人不切實際的幻想。過去李鬼打劫是拿兩把板斧攔路搶劫，現在打劫銀行都是西裝西裝革旅，裝扮成紳士，你能說強盜他有進步、文明了，他一樣要打劫，還是會殺人。大家都知道黑社會販毒團伙自己內部也有嚴格的制度（法律），但那是害人的惡法，正常的社會也認為它的法律是非法的。所以即使公安今天穿上與國際警察一樣的制服，打著維護社會治安的幌子，它實質上還是一個邪靈猛獸。
我們都聽說過伊索寓言<狼與小羊>：從前，一只狼在溪流喝水，看到一只小羊在下游喝水。
“那是我的晚餐，”狼想，“我要找一個借口吃掉他。”於是，它惡狠狠地對小羊說：“你怎麼敢攪渾濁了我的水？”“我沒有，先生，”小羊回答說，“我在下游喝水，怎麼能攪渾濁你喝的水呢？”
“
那麼，”狼見此計不成，又說道，“你去年的今天為什麼說我的壞話？”“不可能，”小羊說，“我現在才只有六個月大。”
“
我不管，”狼說，“如果不是你，就是你的爸爸。”說完，他就沖向小山羊，把他吃掉了。
中共公安就是那條凶殘的狼，它講的所谓法律，實質上是非法的法律，是地地道道的惡法。
我們很多人還被這一套歪理邪說迷惑，相信公安是執法機構，是合理、合法的。當被冤枉、被迫害時表現出無可奈何，還等著將來公安發善心給他平凡，可憐的羊怎麼能相信狼，相信這比豺狼虎豹還凶得猛獸、希望寄托給這個比蛇蠍還毒的邪靈。這恰恰是它能奴役人民幾十年的原因之一。
相似的概念混淆還有：公安現在也學共產黨的腔調誠懇地說：公安內部也是有壞人的。那言外之意，公安是好的，因為人有各種各樣，所以也有壞人混進了公安系統來。我說它這種說法是一種些邪說。我們可以說警察內也有壞人。因為警察是抓壞人，警察本身是維護正義的，但也有可能有壞人混進來，所以我們可以說警察內也有壞人。但對公安來講，我們只能說公安內也有好人。因為公安就是邪惡的，就是毒的。同樣的話應用到共產黨，我們說：共產黨內還是有好人的。因為共產黨就是邪的、毒的、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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