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5日訊】　　
　　「君子異應，聖人敵應」

　　黨主政治是有史以來最鄙劣最邪惡的政治，與法國邦雅曼-貢斯當所謂的「僭主政治」如出一轍，本質上不具備任何合法性，不像君主專制那樣訴諸於「天命」和傳統，也不像現代民主制訴諸於多數民眾的同意，其統治基礎百分之百地建立在暴力和欺騙上。傳統政治僅僅是對人的奴役和壓迫，而黨主政治不僅蹂躪人的肉體，還要扭曲、折磨人的心靈，剝奪人的尊嚴。

　　黨主專制對言論、輿論監控之嚴厲，對真話、自由思想之忌諱，對人的心靈、道德、天賦摧殘之深刻，都是空前的，黨主專制下「知識份子」群體的鄙陋賤劣也是空前的，彷彿一群丟了本性的變色龍和斷了脊樑的癩皮狗，豈但與西方現代知識份子相距不可以道里計，便是與傳統知識（士）群體相比，整體精神水準也大為下降了。

　　批判現實、批判社會乃中國知識份子（士）的傳統。春秋戰國是古代知識份子的黃金時期，諸子立異，百家齊鳴，「王者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孟子）。諸子最大的特徵便是對現實的暴露和批評：孔子褒貶春秋，孟子斥罵諸侯，墨子批王公大人，韓非子大發《孤憤》，老子說「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隨著漢朝 「獨尊儒術」以後，君主專制愈來愈精密嚴厲，士人這種直言不諱、直斥時弊的態度，整體上漸漸式微了，但薪盡火傳，代不乏人，茫茫黑夜時有星光閃爍。明朝心學大師王陽明弟子王龍溪說過一句話，至今聽來依然如雷貫耳：

　　眾人和應，君子異應，聖人敵應。

　　翻譯成現代語，就是：庸眾說順話，君子發異議，聖人唱反調。說得多精彩啊，知識份子就應該是這樣的君子和聖人，以監督政府、批判社會為己任，亂世危言，盛世也危言，與專制政權異趣異議反對敵對，對民主政府也並不一味順應和應。因為，即使是好人好事是真理，也是需要「異議敵應」的。好人好事不怕批評監督，真理愈辨愈明愈鬥愈響亮。何況真理往往也是相對的有局限性時間性的，需要時時監督警惕著異應敵應著，這樣它才會不斷地發展著成長著飛躍著，不然，就會枯萎、殭化、停滯，以致向錯誤、謬誤轉化。真理是不怕異應敵應的，異應敵應，應錯了也是對，是對真理的反向支持。

　　民主社會的知識份子或反某項政策但不反政府，或反某屆政府但不反制度，是同中求異，大同小異（大處同小處異）。專制社會的知識份子以反專制主義為主，對於具體政策措施，則異中求同，可同可異，應事應時而制宜。對於政府一些好的舉措，如改革、開放、反腐肅貪、廢除收容惡制等，自當支持。

　　知識份子對政府「異應敵應」，在民主社會只要有一定學識能力就行，在專制國家則還要具備超異的精神高度、思想能力，要具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非凡勇氣，要做好失去朋友、毀壞前程、忍受寂寞孤苦和種種打擊迫害乃至隨時入獄的準備。「在一個思想被禁錮的民族中，一切都無聲無息，一切都在沉淪，一切都在退化和墮落 」（邦雅曼-貢斯當），若是有能力並且有膽量在這種險境之中挺起來站出來抗拒這一切，有能力並且有膽力成為統治者眼中的異議份子敵對勢力，是一種無上的光榮，稱為君子乃至聖人，不亦宜乎。

　　專制主義的醜陋反動，有目共睹，天下皆知，但由於其邪惡兇殘，敢於異應敵應、持真不屈者畢竟是極少數一小撮，絕大多數國民只能是黨雲亦云「和應」的庸眾，彷彿沒有熱血沒有骨頭沒有思想沒有靈魂的影人。明-吳從先《小窗自紀》曰：後梁為北魏影國，謂附庸也，予請以一切依附之人為影人。

　　當然，王龍溪「君子異應，聖人敵應」此言僅就學術精神而發，由於時代的局限性，別說在政治上，便是在廣義的文化思想上，他也不可能跳出儒家傳統的窠臼，對 「古聖」（孔子）和「今聖」（皇帝）搞甚麼異應、敵應。但是，比起共產黨領導下文化上思想上精神政治上乃至學術上無不順「黨」應人、人云亦云、異口同聲的知識份子群體來，還略勝一籌呢。

　　魏京生曾自詡：國際上都把他當聖人一樣看待。眾人嘲之，我認為魏君實至名歸，無愧。在豺狼當道立、惡政猛於虎的今日中國，凡膽敢「異應」共產黨、「敵應」假惡丑者，皆是真正的知識份子，皆無愧當今聖人之稱。

　　
轉自《民主通訊》(//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