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9日訊】回想起六四的年代,當年的我正在臺灣的大學象牙塔裡渾渾噩噩的數日子,最喜歡的歌手是崔健,第一次聽到《一無所有》,拿起了筆,找到錄音帶包裝上的空白處寫下四個大字︰撼人心弦。崔健的《解決》唱得很快,得看著歌詞才知道他唱的是什麽。就算住在臺灣的人對中國大陸的社會情況體會不深,當時崔健的歌曲裡散發出來的反省、批判與臺灣流行音樂差異很大,相比之下高低立判。即便是後來臺灣歌手為了聲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集體錄制的《歷史的傷口》,給我的感覺隻是激於義憤,到底跟大陸的歌手出自心底的反思不同。
後來隨著經濟的改革開放,大家以為外部的刺激會讓中共政權漸漸走上民主,兩岸統一前景一片大好,因為這些帶有批判色彩的歌都不見了,後來才知道這種想法之幼稚。
就讀研究所時,一位教授從國外聘請了一位來自中國的博士後研究員,書報討論會上、外校學者的演講提問都讓我們覺得中國大陸的學者基本功非常扎實,畢竟是十三億的人口篩選出來的。一次不曉得是什麽機緣,我們的教授問起了六四天安門鎮壓事件,這位學者馬上從作學問的態度轉換成「黨員」的態度,「沒有!沒有!六四沒死半個人!」我們教授心理盤算,「你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那時你人不是在國外嗎!這麽大的新聞沒聽過。」當然現場沒有戳破,不過看得出來就連身在海外、最實事求是的科學研究人員都被共產黨洗腦洗的不像樣,「學者」與「黨員」的身分一直在切換。
後來學期末大家習慣上都會小聚一番,也算是教授對研究工作人員的犒賞,當時臺灣的扒飛餐(Buffet)物美價廉,大家一陣狂掃之後,就算是平常最貪得無饜的饕客都已經偃兵息鼓,而我們這位來自中國的同胞依舊擁有「綿綿長力」,看得大家瞠目結舌,最後大家的結論是「他是文化大革命餓怕了!」
再有一次因為採樣必須要安排一隊研究人員親赴內地,教授請這位大陸學者預估一下經費,前後兩次報價極其懸殊,「學術」自然而然的成了商品,教授覺得自己成了冤大頭。
我的論文指導教授帶著研究助理到上海的一所大學交流研究方法,也算見識到了大陸的「知識份子」。我們的助理談到很多,像是午餐餐廳一片狼籍,就算是碩士班研究生也是隨地一扔,衛生觀念讓人搖頭﹔閑聊時上海的研究生問我們的助理︰「你有小虎隊的錄音帶嗎?《紅蜻蜓》很好聽。」不是說哪個音樂團體的作品如何,而是在臺灣這樣的歌曲不是研究生的「檔次」,況且你們不是有過崔健這樣的歌手嗎?
寫出這些不是要標榜臺灣經濟進步、開放,領先中國大陸多少,隻想提醒這些差異的背後元凶就是共產黨,黨文化讓講究証據、實事求是的科學家指鹿為馬﹔為了利益可以放棄中華文化士大夫的言行標准﹔青年學子則在愚民政策下追逐普羅文化,連基本的洒掃、應對、進退都不會。
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控制」,還沒有思考能力的「愚弄」,這就是生在臺灣的我對共產黨的觀感。這幾天以來,我一直盯著陳用林出走的消息,後來又多了郝鳳君,一時之間好不熱鬧。中國的知識份子醒了,真好!彷佛又回到六四的年代,不知不覺我的嘴裡又哼著《花房姑娘》、《一塊紅布》、《一無所有》。@(//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