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9日訊】回想起六四的年代，當年的我正在臺灣的大學象牙塔裡渾渾噩噩的數日子，最喜歡的歌手是崔健，第一次聽到《一無所有》，拿起了筆，找到錄音帶包裝上的空白處寫下四個大字︰撼人心弦。崔健的《解決》唱得很快，得看著歌詞才知道他唱的是什麽。就算住在臺灣的人對中國大陸的社會情況體會不深，當時崔健的歌曲裡散發出來的反省、批判與臺灣流行音樂差異很大，相比之下高低立判。即便是後來臺灣歌手為了聲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集體錄制的《歷史的傷口》，給我的感覺隻是激於義憤，到底跟大陸的歌手出自心底的反思不同。

後來隨著經濟的改革開放，大家以為外部的刺激會讓中共政權漸漸走上民主，兩岸統一前景一片大好，因為這些帶有批判色彩的歌都不見了，後來才知道這種想法之幼稚。

就讀研究所時，一位教授從國外聘請了一位來自中國的博士後研究員，書報討論會上、外校學者的演講提問都讓我們覺得中國大陸的學者基本功非常扎實，畢竟是十三億的人口篩選出來的。一次不曉得是什麽機緣，我們的教授問起了六四天安門鎮壓事件，這位學者馬上從作學問的態度轉換成「黨員」的態度，「沒有！沒有！六四沒死半個人！」我們教授心理盤算，「你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那時你人不是在國外嗎！這麽大的新聞沒聽過。」當然現場沒有戳破，不過看得出來就連身在海外、最實事求是的科學研究人員都被共產黨洗腦洗的不像樣，「學者」與「黨員」的身分一直在切換。

後來學期末大家習慣上都會小聚一番，也算是教授對研究工作人員的犒賞，當時臺灣的扒飛餐(Buffet)物美價廉，大家一陣狂掃之後，就算是平常最貪得無饜的饕客都已經偃兵息鼓，而我們這位來自中國的同胞依舊擁有「綿綿長力」，看得大家瞠目結舌，最後大家的結論是「他是文化大革命餓怕了！」

再有一次因為採樣必須要安排一隊研究人員親赴內地，教授請這位大陸學者預估一下經費，前後兩次報價極其懸殊，「學術」自然而然的成了商品，教授覺得自己成了冤大頭。

我的論文指導教授帶著研究助理到上海的一所大學交流研究方法，也算見識到了大陸的「知識份子」。我們的助理談到很多，像是午餐餐廳一片狼籍，就算是碩士班研究生也是隨地一扔，衛生觀念讓人搖頭﹔閑聊時上海的研究生問我們的助理︰「你有小虎隊的錄音帶嗎？《紅蜻蜓》很好聽。」不是說哪個音樂團體的作品如何，而是在臺灣這樣的歌曲不是研究生的「檔次」，況且你們不是有過崔健這樣的歌手嗎？

寫出這些不是要標榜臺灣經濟進步、開放，領先中國大陸多少，隻想提醒這些差異的背後元凶就是共產黨，黨文化讓講究証據、實事求是的科學家指鹿為馬﹔為了利益可以放棄中華文化士大夫的言行標准﹔青年學子則在愚民政策下追逐普羅文化，連基本的洒掃、應對、進退都不會。

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控制」，還沒有思考能力的「愚弄」，這就是生在臺灣的我對共產黨的觀感。這幾天以來，我一直盯著陳用林出走的消息，後來又多了郝鳳君，一時之間好不熱鬧。中國的知識份子醒了，真好！彷佛又回到六四的年代，不知不覺我的嘴裡又哼著《花房姑娘》、《一塊紅布》、《一無所有》。@(//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