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9日訊】2005年3月21日下午5時，四川成都大學教師王怡將私人書籍委託成都奔馬快遞公司寄給朋友用於學術交流，當晚7點前後遭到四川省新聞出版局市場稽查總隊（以下簡稱「總隊」）拆扣。這是嚴重侵犯人權的非法行為。王怡從一開始就對此侵權行徑提出抗議，並於5月14日向有關方面提出行政覆申請。但70天過去，侵權方至今沒有改正的跡象。

我們的痛切感受是：這遠遠不只是一樁普通的行政違法事件，而是有關方面肆意踐踏憲法賦予公民之權利的違憲行為。「總隊」施於受害人的種種言行，又一次挑釁性地迫使中國人，來認真思考如何保障自己的通信自由、交往自由、言論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的問題。這當然不僅關係到孤立個人的日常生活安全，也關係到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質量，還關係到中國社會的知識水準、思想品質，關係到中國的科學、教育與許多社會創造力能否脫貧去劣。

按常情常理看，對這一正常的私人通信行為，王怡本人不會向「總隊」自己舉報自己。成都奔馬快遞公司既經驗收並接受委託，也不可能去舉報。那麼，一定是某個有關機構先竊取王怡的私人通信，然後向「總隊」舉報了。否則，「總隊」不可能突發奇想，在下班後對一家普通公司的普通郵件，而且僅僅是王怡的私人郵件，進行「例行檢查」。這難道是「碰巧」、「偶然撞上」嗎？當然不是！那麼，當然是有關機構對王怡的非法監控和惡意設難所致。

事實上，包括共產黨自己的組織和成員在內，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正式出版物、普通印刷品以及一般打印的材料，通過包括一些獲得授權的速遞公司來郵寄的。如果僅僅因為是非國內正式出版物或準印品，就有了違法嫌疑，就要被強行拆封查扣，想想吧，這樣那樣的稽查部門累死也忙不過來不說，中國人的通信狀況將是一種怎樣的局面？！

為什麼洋人的許多圖書看起來並不怎麼討當局喜歡、也能翻譯出版或者高價進口、而國內知識分子的著作連友人之間的交流也要如履薄冰、障礙重重、動輒遭遇政治的、行政的、甚至刑事的苛待？是中國人與洋人的人種有低高、賤貴之分、還是中國人內部有三六九等之別？

毋庸諱言，這一事件的根由是因為現今中國的政治與中國憲法的尊嚴還躺在中世紀一般的紙面上，言論出版自由仍被視為洪水猛獸，「提高執政能力」仍然滿足於放在「報告」中緣木求魚，而人權實際上被當成「西方人的專利」拒之於國門之外。

2005年5月29日的《博訊網站》發表了《王怡涉嫌「非法出版」的行政覆議申請書》。不管當事人在提交給有關部門半個月之後，將之公開是出於或者迫於何種考慮，我認為：這一事件決非孤立的個案，它至少關乎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與日常交往。

為此，我在這裡鄭重呼籲：

◆聲援王怡和他的代理律師按照現實程序維護王怡的法定權利；
◆努力組成請願團以多種方式在多範圍為言論出版自由進行請願；
◆請願團將擇日自行派代表向國務院及新聞出版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制委員 會提出上訪性公開對話要求，屆時將通知中外媒體隨行採訪；
◆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與國際社會通告相關實況，呼籲世人關注中國
　的人權事業。

（2005年5月30日於南京）

──轉載自《民主論壇》網站(//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