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每年六月——夏花初露陽光和暖的季節，我的心卻總是沉沉的，仿佛被浸了水的棉花團粘實地堵在了胸口，濕濕的感覺一直往上延伸，延伸──直到視覺被情緒顛覆得迷迷蒙蒙──沉郁在心頭的那些令人心悸的血腥片斷總不由自主地在此刻拉開清晰的幃幕，於是習慣緘默的喉頭也禁不住放出低低的哀鳴了。

隻是這樣的痛楚隨著時間的消磨逐漸淡忘，也或者說是幾近麻木了，在十六年後的今天，當我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裡重溫那段歷史的時候，我的手心碰觸著沉疴在內心深處的那塊永遠無法愈合的傷口，我無法平靜，我很想對我的孩子們講述那段歷史，但是面對他們的漠然和冷眼，我終於還是沒能開口，我能對他們說些什麼呢？我又能從他們的思維裡得到些什麼呢？

一個被壓制被封閉的社會，歷史被獨裁者刻意塗改，我們的後代讀著那些被塗改後的歷史，錯誤地向我們叫囂：六四不過是一場暴動，一場被鎮壓的反叛，一次胎死腹中的謀亂，他們被蒙蔽的心靈否定著曾經發生在廣場上的屠殺，他們指著我們的鼻子說：你們是撒謊是胡扯。面對這樣的景況，習慣緘默的我們能說些什麼又能做些什麼呢？

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因為一個殘暴獨裁者的強權而被鎮壓了，但是我想“民主和自由”的主題在這樣一個專制的國家裡是不容許輕易被決絕的，“哪裡有鎮壓，哪裡就有反抗”，“六四”所承續的“民主自由反對腐敗”的主題，不僅僅是其廣義上被認知的政治性的變革，更應是蘊涵其中潛移默化的對其整個民族文化的策動和推廣，那同樣是必不可少的先決因素，隻有從民主文化的點滴滲透中，讓被封鎖的思想得到解脫才是喚起人性對真實歷史有所反思的最有利的武器。

談古論今，在中國歷史上類似事件不勝枚舉，最有影響力的發生在20世紀初的“五四運動”，就是以“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為口號反帝反清的救國運動，這場運動的崛起不僅標志了中國民主革命的開始，更為新思想的傳播奠定了基礎。試想：如果當時沒有蔡元培，胡適、王明，陳獨秀、魯迅、李大釗等一大批優秀的正義的知識分子面對腐敗統治，以大量文獻歷史事實為佐証用他們的筆桿子剖露真相竭力倡導這場運動，引發了這場運動從初始時一小部分知識分子的集會向之後廣大學生的游行示威，再擴展到工商界乃至全民族共同參與，最終推翻了一個舊王朝統治的民主運動的轉形，那麼巴黎和會上那些高喊“還我青島”的游行隊伍也不過如同2005年4月16日發生在上海人民廣場“抵制日貨抗日游行”一樣，因其缺乏可以剖刀斬除毒瘤的尖銳性，而最終隻不過是一種瞬間的現象和盲目的群體行為了。

同樣“六四”遺留給我們的除了它鮮明的倡導“民主自由反對腐敗”的政治主題外，更多的是在這樣一個嚴肅主題下，我們怎樣才能將它獨樹一幟的六四文化廣泛傳揚？無容置疑地，那就需要有一大批敢於沖鋒陷陣不屈服於那些有形或者無形的黑暗勢力勇謀雙全的先驅者。當沉默者不再緘默，我們之中的精英開始用他們手中的武器——筆在對歷史做徹底的澄清，令我們欣喜地看到的是《天安門母親》《呼喚英雄》《浴火重生》等一系列代表“六四”思想的優秀作品相繼問世，他們以詩歌以回憶錄的形式陳述著那段永不磨滅的歷史，還原和記載著一個鮮為人見的真實，讓我們的後代在面對這樣的文字的時候學會思考，學會分辨，學會如何客觀地看待歷史，給“六四”翻案！

不僅如此，我們的後代更需要一個可以直面這些問題的歷史的見証人出來為他們現身說法，他們需要辨說需要陳詞需要對質而不是隔靴搔痒似的一味的教條，他們需要在文化的交流辯駁中得出真偽。他們是被蒙蔽的一代，但是同時他們又是智慧，思想活躍的一代，他們期待更多像“詩歌瘋子”蔣品超一樣的人物，充滿斗志膽量和勇氣，在網絡這個空間裡以詩歌這樣的文學形式與他們決斗，在決斗中將“六四”精神作為一種文化深埋在他們被引入歧途的意識形態中，讓“六四”在他們心目中樹立起另一個堅實的“五四”形象，使他們在困惑猶豫中逐漸走向理智，最終成為這個腐敗社會徹底的掘墓者，讓更多的我們的後代在看清這個社會的腐爛的根源之後，寫出更多具有抨擊力的詩句：

什麼也沒有(皇帝的新衣)

似乞丐般
“什麼也沒有”
孩子一聲尖利的叫喊
戳穿了一個時代的謊言

拿著虛無的針線
我們縫制著死亡
卻仍再接連不斷
醜陋不堪的上演

皇帝繼續穿著”新”衣
我們還將簇擁著呼喊
一起維持著死亡游戲的荒誕

沒人去聽孩子
“什麼也沒有”的叫喚
這世界依然是個
走不出的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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