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針對連宋去中國，台灣前文化官員龍應台在中共《中國青年報》發表了整版文章，歌頌連宋到中國“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說了應該說的話。連宋在中國主要說了什麼？他們主要渲染的是民族主義，強調中國人要幫中國人，中華民族，炎黃子孫，而刻意回避了兩岸的最根本區別，那就是民主和專制的對立，凍蒜（台語當選）和清算的制度不同。

中國人要幫中國人這種邏輯，讓人想起奧維爾《動物農場》中那個豬司令的口號“兩條腿是壞的，四條腿是好的”，都是以外型、類別、膚色來劃分，而不是以自由的價值。中國人幫中國人這種邏輯，就是以種族混淆是非，以民族主義掩蓋民主和專制的區別。因為真正應該做的是自由人幫被奴役者獲得解放，讓台灣的“凍蒜”取代中國的“清算”，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

在一個民主社會，哪個黨獲勝並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實行選舉。只要一人一票的定期改選，即使惡魔當選也不要緊，因為下次人們可以淘汰他。關鍵是通過選票使主權在民；而不是共產黨那種所謂“民主”（永遠你民我主）。

去年底台灣立法院選舉時，我在台北街頭看到章孝嚴的宣傳車，相當感慨。章孝嚴是蔣經國的私生子，最近還正式改名為“蔣孝嚴”，台灣人戲稱，他自己可以“正名”，卻不許台灣這樣做。在蔣介石時代，流著蔣家血的人，就是貴族，就有特權，就當人上人。老蔣還沒死，就立了蔣經國為太子。私生子的章孝嚴後來當了外交部長，都由於他們身上流著蔣家的血。

自從蔣經國晚年宣佈，流著蔣家血的總統到他為止，台灣才開始從血緣政治向票源政治邁進，尤其是有了三次總統直選、兩次權力和平轉移之後，流著蔣家血的人，在台灣已沒有了直接的政治特權，因此像章孝嚴也得開動宣傳車四處拜票。電視上曾播出他在台北菜市場，向那些不太會說北京話的當地台灣人鞠躬，懇求賜票。“拜票”“賜票”，這一拜，一賜，定義出“主僕”關係，那就是人民才是主人，要當官就得來“拜”，我喜歡你，才會“賜”你一票。而在中國，鄧小平說“讓一部份先富起來”，一個“讓”字，仍表明權力在他手裡，他可以南巡講話“再讓”，或者北巡講話“不讓”，總之由統治者決定“讓”還是“不讓”。讓和拜（票），凍蒜和清算，區分了兩岸政治環境的根本不同。

這次台灣國大選舉也是這樣，更體現了人人可競選，誰都可能當選的凍蒜文化。在當地觀選時，看到電視上播出國代選舉的黨派政見辯論會，其中成立不久的中國民眾黨的黨魁陳源奇的競選言行，令人有滑稽的感覺，不僅他頭上綁了一條領帶，還因為只有幾分鐘的政見發表時間，他竟用大部份介紹自己，說這次只選黨不選人，讓他的英俊瀟灑沒有發揮餘地。講話中還數度公佈自己的手機號碼，念了半天，還念錯；其間他的手機不段響起，讓現場人員忍不住竊笑。

在參加競選的十幾個政黨中，陳源奇領導（贊成修憲）的中國民眾黨最後竟獲得百分之一點零八的選票，按比例獲得三席國大代表。陳源奇的經歷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台灣選舉政治的標本。他曾任台南一所中學的校長，自從七十年代末台灣有了立委選舉之後，他就逢選必到，執意參選，從總統、省長、縣長、市長選舉，二十多年不間斷，一路參選了二十多次，這回是首次當選。和他一起當選的中國民眾黨另兩位國大代表，一位是從事英語教育的，另一位是房地產商。

不贊成修憲（要制憲）的台聯黨，一躍超過親民黨，成為台灣第三大黨（排在民進党、國民黨之後）。在台灣時，看到不少作家、大學教授，都身披掛帶，成為台聯的國大代表候選人，像知名的台灣本土政論家李筱峰教授，在海內外都頗有名氣的愛情小說作家廖輝英等，都積極參選。因為這是最後一屆國大，當選代表的任期也只有三十天而已，因此他們的參選，不是獲取政治名聲和官位，而是體現一種政治參與感和責任感。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台灣的國大選舉，也是一種“台獨”的實踐。因為這些修憲的“國大代表”不是從中華民國下轄的35個省來選，而是僅由台澎金馬選出的，他們是台灣的民意代表，而不是35省的國代。1989年底我第一次去台灣參加會議時，看到很多留長鬍子的所謂“萬年國代”，因為蔣介石退到台灣後，為了保持中華民國是包括中國大陸和外蒙古的正統“中國”，就刻意保留那些從大陸帶來的35省選出的國代，而且不敢再選舉，因為不再有35省的代表參選，只有台灣選國大，不僅無法再代表“全中國”，而且還形同台獨。因而這些永遠不改選的“國代”被台灣人罵為“老賊”，成為阻礙民主的象征。

後來隨著台灣的民主改革，這種萬年國代被廢除。但由於台灣現行的這部“中華民國憲法”是1946年在南京經國大代表制定的，所以必須要通過國大開會，才能在法理上修改。因此才有了這次國大選舉，而且言明是“末代國大”，即最後一屆，一個月內完成修憲後，國大代表的職能就結束，國大也隨之不復存在，以後憲法的改革權移交全體台灣人民公投決定（這次把全民公投列入憲改）。

這次修憲，是中華民國歷史上最民主的一次。因當年在南京制定那部憲法的國大代表，基本都是國民黨人，並不是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的。去年在台北圓山飯店參加群策會舉辦的台灣憲政會議時，看到與會的美國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譚慎格（JohnTkaick）提交的論文，他根據當年美國在南京的外交機構文件指出，當年制定中華民國憲法的國民大會代表，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國民黨員。因此那部憲法，不是國法，而是國民黨的黨法，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蔣家的家法。而且即使這部憲法，蔣介石到台灣後，也沒有實行，而是用戒嚴令來進行軍事統治。

因此台灣這次國大選舉和修憲，體現了台灣人民當家作主，通過選舉產生真正的國大代表，來按照人民意願修改那部憲法。不管哪個黨獲勝，不管誰當選國代，不管最後怎麼修憲，最關鍵的是，這一切都是按照民主程序，通過民選來實現的，這就是台灣最大的特色，一切通過“凍蒜”的和平方式，而不是中共那種“清算”的暴力手段。

江澤民、胡錦濤們刻意回避兩岸這種民主和專制的區別，用什麼統一和獨立，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轉移中國人對凍蒜的渴望，對民主的追求。而連宋到北京，逢迎共產黨的這種專制邏輯，用炎黃子孫，中華民族，聯共反台獨，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對抗台灣的自由，全球的民主潮流，它怎麼會是“在對的時刻，對的地方”說了應該說的話？它完全是在共產黨仍專制的時刻，在獨裁者統治的地方，說了胡錦濤們喜歡聽的話而已。

2005年5月31日於紐約
——原載《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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