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4日訊】
今年有幸與異見人士劉曉波和劉荻相遇，知道他們家經常被“站崗”，使我想起趙紫陽被站崗16年和文革中的“牛棚”，“文革”是一場大災難、大浩劫，其實我們離“文革”並不遠，不知將來歷史學家，是否會認為我們至今仍然處在大災難和大浩劫之中？
*劉曉波六四到青島躲避“站崗”**
劉曉波為了躲避六四家中被“站崗”，今年夏初住到青島市郊，沿海一個小賓館，有幾天我和他同住一層，常在一起走海濱、去嶗山，閒聊之間，才知道，幾年來他家門口，經常有官方所派的站崗者，每班約四人，一天三班共十二個人，限製出入，最嚴時全家不准出入，也不准來訪；略鬆點，太太可出去，但也要派“跟班”，再寬鬆一點則劉曉波也可出門，但出門必須有“跟隨”；如果到飯店，跟班也要進去，常同桌而坐，敬其酒菜，皆婉言拒絕，據說有一次，進了飯店，跟班坐在吧台，時間長了服務員問他是否點菜？要酒？皆曰“不要”，服務員說，我們這裡最低消費是50元，請交錢，他們只得悻悻然到門口外面站著。
今年5月中旬，劉曉波到青島來躲避“站崗”，直到6月6日才回北京。我問他這種一天二十四小時的“站崗”大概要持續多長時間，他說去年，從兩會前的二月到六四之後六月中旬，大概站崗有四個月時間。我對他說，你家一定不會招小偷。
*劉荻家中也“站崗”**
劉荻（不銹鋼老鼠）原是北師大學生，為寫異見文章坐牢，出來後家中經常被站崗，今年六月四日我在北京與她相遇，一同去天安門廣場。她說今年前五個月站崗已有三十天左右，趙紫陽去世，兩會期間都要站崗。站崗不但在樓下，還要站到樓上，樓上的門口至今還放一把椅子，供站崗者使用，站崗不但有人，還有車，車有時還不止一輛。劉荻這次是偷著跑出來，晚間祖母給她打手機，要她快回去，說已經有人來問過了，她只好趕快回家。劉荻說：“明天我把門口那把椅子給他拿走，幹嘛站崗還要坐著，我讓他站著。”
當然受命“站崗”也是辛苦差事，在一個沒有崗樓和值班室的人家門前站崗，寒冬、炎夏之苦可想而知。有位年輕的警察對劉曉波抱怨道：我這一生的工作，從九十年代到今天，幾乎都是在給你站崗，這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對趙紫陽等人的軟禁**
1989年，前總書記趙紫陽，因反對鎮壓民主運動，被罷黜總書記，從那時開始，家門口就被站上崗，軟禁十六年，直到離開人世。
趙紫陽的秘書鮑彤，1989年六四後被判刑八年，刑滿釋放，本應恢復自由，但是從監獄出來，立即轉入軟禁。一年後，才能外出。後來因為不認錯，在海外媒體發表異見文章，於是家門口又經常被“站崗”。
其他像天安門母親丁紫霖，異見作家余傑、張祖樺、和胡佳等，在所謂的敏感時期，都經常會被站崗，限制人身自由。
中共統治下，非法剝奪公民人身自由，是一種普遍現象，從上個世紀23年代肅清AB團，到40年代延安搶救運動，50年代肅反，文革中，60年代清隊，70年代一打三反、清查5.16，到了90年代末開始的鎮壓法輪功和長達48年的勞教制度，都是侵犯人身自由。
“文革”中的“牛棚”
海外的朋友和國內的年輕人，都不知道甚麼叫“牛棚”。我只得以自己親身經歷向他們介紹。“文革”中我在山東大學被關“牛棚”三十個月。
1966年5月底開始，學校在黨的領導下，很多人被貼出了大字報，被批鬥，揪出了很多所謂“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地、富、反、壞、右”份子，這些人通稱為“牛鬼蛇神”，後來他們中一些人被陸續關押起來，關押的地方就被稱為“牛棚”，是關“老牛”的地方。
文革中給我的冠名是“反革命分子”，六月初被關過，後來“清隊”、“清查”516又兩次關牛棚，白天由專人監視，在校內參加體力勞動（如掃廁所或者去農場勞動），或在監視下交待問題。
牛棚可以是原來的住處，晚上外面要反鎖著，有人站崗，屋內不准關燈，監管人是可以隨時進去察看。如果要出來“方便”要先請示，外出時必須有人跟隨。
文革中的關牛棚和現在劉曉波、劉荻等被“站崗”十分相似。
山東大學的“牛棚”，多設在實驗室、辦公室、地下室或車間，強迫被批鬥者入住，有時與看守人員分住裡外間，外間住看管人員，裡間住被看管者，也有住在大樓裡，樓門口有人站崗，晚上大門上鎖。吃飯則有家人來送，或者排隊去食堂吃飯，由監管人員押隊，有的人身上還要掛“反革命分子”、“地主孝子賢孫”等牌子。1968年“清隊”，山東大學物理系教職工一百多人，關牛棚的就有38人；排隊到食堂吃飯，浩浩蕩蕩，也是一種遊街形式。一些不懂事的學生，在旁邊笑罵，吐口水，丟石頭。被關在牛棚中的老教授和幹部，在一些學生心目中，就像當年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說的，從此威信掃地。
現在看來文革中的牛棚，自然是毛澤東“無法無天”的產物，一些“群眾組織”，“革委會”有甚麼權利去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呢？牛棚的另一個作用是，製造民間恐懼，被關者，會被告知趕快交待“罪行”，否則要繼續關下去，還會送去法辦，牛棚外面“有問題”的人會被告知如不揭發問題也要被關進去。如是，很多人就互相揭發，威逼之下一些人還會為別人編造“罪行”，牛棚也是逼供的一種方式。
*對法輪功學員的非法關押**
中共統治下，非法剝奪人身自由的現象屢有發生，到了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的鎮壓法輪功，再次達到一個高潮。中共鎮壓法輪功，在法輪功學員中引起了強烈反彈，紛紛去北京示威上訪。於是各省都去北京把法輪功學員抓回當地，先由公安關押，以後轉本單位看管。這時的方式又不同於以往。我所在的學院，有一位教師，因為法輪功的問題去了天安門廣場，被抓回來，先由公安機關扣押，後轉回學校，被軟禁在山大留學生樓之中，每天學院派教工，輪流對他們進行24小時看管，家中一日三餐來送飯。
這種“賓館”式的關押，住宿條件較好，表面上看不同於“文革”中的牛棚，對外並不聲張也很蔭蔽。我們學院的那位教師，關在留學生樓，很多教師，長時間都不知情。
但這種“關押”對被關者的壓力，並不亞於“文革”中的牛棚。其一是經濟上的壓力，因為“賓館”雖是強迫入住，但是每天房費120元（每月3600元）卻要自己交納，該教師月工資只有1000多元，對一般的月收入幾百元的工人，要是強制住進了這種高級賓館，壓力會更大。
其次的壓力是來自家庭。一人被關，全家受累，每天要送飯，有關方面還要給家人施壓，要他們做被關者的工作。於是一個被關押者，就必須每天面對丈夫的數落，孩子的哭喊，父母、兄弟姊妹等親人的勸告，這種精神的壓力該有多大？
其三的壓力來自單位，領導人的開導，同事輪班看守，晚上還要陪宿，不計工作量，沒有加班費，他們雖不當面抱怨，但對被關者壓力卻是不言而喻的。
很多被關押者在這樣的強大壓力下，終於屈服了，認錯了。這種高級賓館中的軟禁，在全國絕不是少數現象，與“文革”中的牛棚相比，都是一樣的侵犯人權，剝奪公民人身自由。
*連續四十八年的勞教制度**
1957年為了整治“右派”，中國搞了一個有自己特色的勞教制度，不經正常的法律程序，沒有法律的授權，通過勞教，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勞教制度成了打擊異見人士、不同信仰者的手段，成了整治反腐鬥士、揭批官場黑幕者的途徑。中國憲法第37條規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中國《立法法》第八條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而現在的勞教制度並沒有法律依據。如果是一個法治國家，怎能隨意把公民關進勞教所？怎能隨意在公民門前站崗？限制公民出入，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
*“肅反”中的站崗**
追溯歷史可以看到在中共的統治下，非法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由來已久。1955年我在山東大學唸書，當時開展“肅反”運動，我們班上有幾個同學被整，要他們交待1949年前的“反革命”活動，49年他們還只是不到15歲的孩子，追查他們是否參加過“三青團”（三民主義青年團），有些則追查1949年後是否收聽敵台的問題。我的同學潘希正，成了追查對象，被關在山大文史樓的地下室中，同學輪流“站崗”，送飯，後來他在威逼恐嚇之下精神失常，沒有查出問題，他卻被逼退了學。當時我的老師著名物理學家束星北，肅反中也成了重點追查對象，對他的住所派人監視，有些人常到他家騷擾，他就在自家門口貼了：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90條，的告示。（有關內容見劉海軍著《束星北檔案》第3頁）
1949年之前，在中共統治地區，不經法律程序私自關押的群發事件，層出不窮，致死了很多人。
延安時期有個有個搶救失足者運動，當時整了不少人，也是把人先關起來，當時的王實味，因為寫了雜文《野百合花》就被關押起來，最後被處死。
*我們離“文革”並不遠**
近年來反覆出現的，為異見人士站崗，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剝奪了其他公民與其交往的自由，追溯歷史，可以看到這種現象由來已久。這些都是“無法無天”的表現，造成了多少人自殺，精神失常，家破人亡，近年來為異見人士站崗，與“文革”中的關牛棚完全是同一種性質的行為，即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文革”被定為一場浩劫，其實我們現在離“文革”並不遠。很多做法，正是“文革”的繼續。不論是叫“牛棚”，還是叫“站崗”，性質都是一樣的。
“文革”中一些國家高級領導人受到了衝擊，他們被罷了官，受到了侮辱，當時的“無法無天”傷害了他們。
後來他們終於翻了身，掌了權，於是他們出於自身利益也要反對“文革”，把“文革”定成一場浩劫，一場災難，但是他們當中的大部份，反對“文革”只不過是為了重溫他們的權力夢。這些人一旦大權在手，則仍是“無法無天”那一套。
六四鎮壓學生運動不是無法無天嗎？
後來鎮壓法輪功不是無法無天嗎？
給異見人士站崗不是“無法無天”嗎？
他們為了穩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不惜大規模、明目張膽地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力，無法無天。
我們應該大聲疾呼：公民人身自由權利，必須要有確實的保障；非法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利的行為，必須受到嚴肅的懲罰。2003年6月23日於山東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