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費孝通晚年不再“激動”

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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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2日訊】95歲的費孝通走了,和很多人一樣,我也想起了他那篇《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想起了他的《鄉土中國》和《江村經濟》,當他撒手而去之后,泱泱大陸,從報刊到网絡几乎是异口同聲的贊譽、悼念和惋惜,沒有不同的聲音,也不可能發出不同的聲音。其實,作為一個社會學家,費孝通的學術成就可以說都是在1949年前取得的,在此后漫長的半個多世紀中,他在學術上并沒有新的創見。作為一個知識分子,1949年前的費孝通曾傲然面對獨裁專橫的國民党政權,以教授的身份熱切投身于昆明的民主運動,一度上了黑名單,躲進美國領事館。在1957年曇花一現的知識分子小陽春中,費孝通曾再次激動,“今天我非常激動,在這事件中(學生們聲淚俱下的控訴在五十年代初期肅反運動中受的冤枉),我完全同情學生——學生正在到處尋找領導——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工作作風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我曾明确地說,我不參加共產党……有人說沒有党的提名我什么也做不成。我不這么想,請看吧,在選舉中群眾是否支持我。”(戴維‧阿古什《費孝通傳》中譯本,197頁)這是他在著名的“六六六”會議中的發言。隨之而來的是批判、檢討、揭發浪潮,最后他被定為“右派”,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光中,他從“右派”、“摘帽右派”到“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遠离社會中心,遠离學術,這一切對他的挫傷、打擊怎么估計恐怕都不會過分,最重要的就是將他作為知識分子的自信、尊嚴感几乎徹底粉碎了。

我們不難發現复出后的費孝通再難得有“激動”的時候了,1989年的春夏之交完全是一次例外,青年學生爭自由、爭民主的浪潮洶涌澎湃,他的良心不能不受到震撼,他的靈魂不能不受到沖擊,他仿佛回到了1957年,回到了1949年以前那些令他永生難忘的日夜。5月17日,他以“中國民主同盟主席”的身份和其他几個民主党派主席聯名發出緊急呼吁,認為學生的行動是愛國運動,希望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予以解決,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人盡快与學生進行對話。從公開信的字里行間我們可以讀出他的“激動”和真摯,然而,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到他在1989年的“激動”僅僅只是從“愛護學生,穩定大局”的角度出發,已經与1957年的“激動”不可同日而語(當然与20世紀40年代他反對國民党專制時的激烈更不能相提并論)。更要命的是,其中已失去了1957年時尚存的那份自信,那時他曾針對“知識分子吃共產党的飯”這樣的謬論,很激動地說:“誰說我們吃共產党的飯!我們從來沒有吃共產党的飯,我們是吃勞動人民的飯。”在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等有關著作中,我們都能一而再地看到費孝通的“激動”。

16年前,費孝通他們的呼吁最終和當時舉國上下所有的呼吁一樣落空,淹沒在鐵和血之中。從此之后,我們再也沒有看到費孝通激動過。他生命的最后16年是在花和蜜的包圍中度過的,可以說享盡了人間的榮華富貴,他的學術也成為裝點“盛世中國”的精美花環。

我喜歡寫那個會激動的費孝通,不喜歡不再激動的晚年費孝通。他晚年自稱“志在富民”,而且他也深知“富了之后怎么辦”是個更重要的問題,但他要把這個問題留給后人。以他的地位、以他學術修為,面對民族的不幸、苦難和社會不公,他本來可以說話,也應該說話,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不能選擇和權貴站在一起,但費孝通沒有這樣做,這是他的悲哀,是我們現存制度的悲哀,也是一個不死不活的老邁民族的悲哀。當年那個有朝气、有血气的知識分子費孝通早已死了,現在离開這個世界的是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前民盟中央主席、披著學術大師華袞的費孝通。

曾當過多年“右派”、深味被拋棄、被邊緣化之痛的費孝通,在他生命的黃昏,連出來搞社會調查都是前呼后擁、冠蓋云集,除了講講鄉鎮企業前途一片光明之類,他還有可能從事真正有价值的學術研究嗎?當然,他并沒有停止思考,《南方周末》披露1999年他和朱學勤的一番長談,其中還是可以看到他很多思想的軌跡,但他的時代已經過去,他也知道中國的方向是自治,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但他說:“中國的事情不能跳,要一步一步來……”。從1989年以后,面對中國社會發生的許許多多不公正、不合理的現象,甚至是重大的事件,以費孝通的地位之尊、聲望之高,他并不是不能站出來說几句話,但我們始終沒有听到他的聲音,暮年的他已經不會激動。

另外不能不提到的是,他一直沒有對親身經歷的反右、“文革”這樣的民族災難作出什么反省,這一點會不會与他自己的遭遇有某些難以言表的關系。畢竟他在打成“右派”后沒有吃過多少苦頭,更沒有九死一生的體驗,教授照做,只是工資降了級,每年還可以出去旅行,所以日常生活并沒有大的影響。(即使在“文革”挨斗,他也只是陪斗,“是死老虎待遇”,“斗還是斗,還是客客气气的斗”。)這一切都是由毛澤東欽定的,對此他自然心存感激。本來他就對毛澤東寄予了巨大的希望,直到晚年他還說:“毛澤東有魅力呀,現代知識分子都服他的,他的詩才,詞才都很好,服了,服了。”對毛的膜拜無疑是他早年傾向左翼、1949年后迅速接受思想改造的一個重要內因。同情之理解費孝通這樣一個人物,在經歷過反右、文革之沖擊后,他豈能不知晚年的榮華來之不易,那里還會輕易站出來說不該說的話,珍惜自己的羽毛吧。費孝通晚年的選擇彰顯出一個時代的深刻無奈,一种仿佛重重大山重壓下的無奈。他生前曾無奈地說:“我提出要求,骨灰送到太湖里面去,避免一切儀式。這也是革命,但一切都要遵照規定的辦法做,難得自由的。”(《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一個位極人臣、譽滿天下的大人物,在現存制度下連安排自己身后骨灰的自由都沒有,這是一种什么樣的制度啊。

費孝通本質上不是一個政治人物,哪怕戴上更多的官帽,也掩蓋不住他書生的一面。但他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評价很低,認為上世紀50年代“一般知識分子都是同現在的知識分子差不多,都沒有本領,沒有气節,沒有東西”,而且“庸俗”,像丁文江這樣有點本領的人太少了,他說自己“看穿了他們”。那么他本人是不是已超越了這樣的局限呢?今天還遠不是給費孝通蓋棺定論的時候,但無論如何,他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標本,作為歷史人物他是复雜的,對生養他的這片大地他始終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學術上的造詣使他能看到“鄉土中國”的許多弊病,他曾有志于改造這個民族,想成為“王者師”,想以言論文章影響政治,讓執政者听他的話。然而,他知道最終連處置自己骨灰的自主都沒有贏得。 @(//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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