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0日訊】經過莫少平律師的依法努力，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決定公開審理張林案。莫律師也接到法院的通知，開庭時間是6月21日上午8點半。而在此前，蚌埠市公安機關以涉及“國家秘密”為由，剝奪了張林會見律師等權利。但經法院審核，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此案涉及“國際秘密”，應當公開審理，實際上，這也是對公安機關的作法的否定。但這是否標誌著張林案出現了些許轉機，還要用宣判的結果來驗證。
儘管，我和莫律師一樣，認定張林無罪，逮捕並起訴張林是野蠻的政治迫害，是兩千年文字獄傳統的當代延續。但是，在中國目前的制度環境下，以往的判例告訴我們，無論最終的宣判結果如何，張林都不可能被無罪釋放。因為如果宣判張林無罪，那就證明蚌埠市公安機關錯了。別說張林了，就是被免於起訴的劉荻，官方也不會承認抓錯了。
退而求其次，希望張林能像杜導斌那樣獲得半吊子自由，但誰也不能保證張林案能夠循杜導斌案模式來宣判，但我仍然蚌對埠市中級人民法院抱有善意的期待。因為，如果張林案真能循杜導斌模式，即便是個案，也是又一次小小的多贏：1，張林本人能夠走出監獄，他的家人起碼可以免於過渡的擔憂。2，多少證明了國內民意和國際輿論的綜合壓力的效果。3，近來因政治收緊而受損的政府形象，多少也能得到某種程度的改善。4，從中國司法進步的角度講，張林案就將是繼劉荻案、杜導斌案、程益中案之後的又一次個案累積，這種累積有利於司法制度漸進改良，也有利於結束文字獄傳統。
所以，張林案能否取得差強人意的良性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內外聲援力度的大小，取決於法院和主審法官是否具有捍衛“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的誠意。
在道義上，對張林案的關注，就是對文字獄的抗議，也是在參與爭取言論自由的事業，以便讓更多的人來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
在司法上，對張林案的關注，是在提醒人們關注中國有憲法而無憲政的現狀，關注憲法上的“言論自由”和刑法上的“煽動顛覆罪”之間的悖論，即作為子法的刑法違背作為母法的憲法的問題，從而把對人權個案的關注上升為廢除惡法的訴求。
對於有思維、能說話的人類來說，誰控制了人們的思想及其表達，誰就差不多控制了一切，誰就可以為所慾為地濫用權力。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就在於極權體制對人的思想及其表達的全面控制。毛式的全面控制，必須由官民合作來完成，統治者施以硬性鎮壓和柔性謊言，被統治者配合以盲目的愚忠和奴性的馴順。沒有被統治者的自覺配合，任何獨裁者也不可能像毛澤東那樣惟我獨尊，中國人也不可能歷經慘烈的人權災難卻仍然三呼萬歲！
然而，要求獨立思考和自由表達是人之為人的本能之一，由此催生出的反抗慾望在根本上是無法滅絕的，即便反抗者的肉體被監禁甚至被消滅，但他的精神將作為火種流傳下來。所以，再嚴酷的暴力鎮壓，再巧妙的謊言灌輸，其效力也只能維持一時，而不可能行之久遠。一旦被統治者開始了人性覺醒，他們就不再愚昧，也就必然生發出不再甘於奴性的反抗勇氣。先覺者的獨立思考、自由表達和所付代價是火種，漸次點燃人們追求自由之火，民間反抗獨裁的勇氣將隨著民意的普遍覺醒而提升，即便獨裁的鎮壓和謊言依舊，但他們已經無法做到全面的操控。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會堅決捍衛你發表觀點的權利”，這一言論自由的黃金律，毛時代國人中沒有幾個人知道，肯於踐行者更是鳳毛麟角；而在今日中國，它越來越變成人們耳熟能詳的自由箴言，敢於踐行者也越來越多。同樣，在嚴酷而愚昧的毛時代，以生命來踐行自由的聖女林昭，她那大無畏的殉難精神和基督教的悲憫情懷，也得到了國人越來越多的尊敬。
言論自由，是現代文明公認的基本人權；爭取言論自由，是顛覆獨裁體制的突破口。在目前的中國，面對得不到制度性的司法救濟、輿論救濟和行政救濟的頻發人權案，為國人爭取基本人權的事業，需要的不是悲觀失望，更不是尋找藉口逃避，而是堅定的道義擔當和樂觀的積極參與。
沒有人喜歡監獄，但當獨裁者把監獄強加在反抗者頭上之時，我理解軟弱的妥協者，敬佩堅強的抗爭者。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文字獄的受害者，雖然身陷囹圄，但他們的不屈抗爭和國內外的聲援，既凸現了獨裁制度的邪惡，又顯示著自由終將戰勝獨裁的信心。
在此意義上，囚禁良知者的監獄是通向自由的第一道門檻。
在當今的國內外環境下，所有心向自由的中國人，我們暫時還無法改變僵硬的獨裁體制，但我們卻可以立足於民間來推動中國的新聞獨立和言論自由，寄希望於自發的體制外的輿論救濟。唯其如此，體制外的輿論救濟才有可能上升為穩定的制度救濟，對人權迫害的事前的防範和監督與事後的救濟和懲罰，才不會僅僅局限於極為偶然的個案解決，而變成新聞媒體和公民個人的基本權利，也變成司法部門和行政部門必須履行的法定責任。
張林三次入獄的經歷和國內外對張林的聲援，見證著中國民間的權利意識的覺醒和反抗勇氣的萌發。
今天，你為支持張林而發聲，明天，你的言論自由才可能不被踐踏！
2005年6月19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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