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5月20日上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中國問題研究協會在多倫多大學的Behan 中心舉辦了首場英文九評共產黨學術研討會。主題是「共產主義是否即將在中國結束」。加拿大國會議員前保守黨領袖，斯鐸克威爾-德 (Stockwell Day)作為特邀嘉賓發表了精彩演講。大紀元分次翻譯刊載演講內容。

加國會議員演講(1): 九評共產黨震撼人心

加國會議員演講(2): 中國人對民主的訴求

中國人民及其對民主的訴求

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退黨潮並非是空穴來風。

數十年來我們已聽聞許多知識份子談論中國人民自古即沒有民主自由，某些人曾大膽的說中國人骨子裡的遺傳天性就是反對民主，否則，我們如何解釋當代的大多數中國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已被這個反民主、一黨專政的獨裁主義統治了這麼長時間的這個事實？

這個事實是否說明了民主制度的無能？這個問題的簡短答案是台灣的近代發展歷史。

但我想要將我們的思緒引導到較為詳細的回答──從過去一百年來中國人民追求民主的實踐過程找到的答案。

這段歷史象徵著實踐民主自由的勇氣，一百年前，中國人明顯地受到久遠年代遺留下來的世襲帝王制度的桎梧，無論是知識份子或文盲鄉村士兵都擁戴這個王者英雄的世襲制度。在廿世紀初，中國海內外知識份子極力堅持長期生活在專制君主統治下的中國人應有所選擇，且其自由的意志不容被約束。接著出現光明的希望－偉人孫逸仙先生－以民主之名擊敗專制統治。

1911年專制統治的崩潰是如此的意外且戲劇性，以致歷史學家仍在研究引發這場戲劇性變化的前因後果，這已成為一再重演的「走二步退一步」(two steps forward, one backward)的故事。雖然有著那麼多的為什麼，但當我們思考一個世紀的時間對歷史學家而言並不是太長，而且中國在進入廿世紀時，尚未真正脫離封建制度，因此這個故事真正引人入勝之處是其成功的成份有多大。

孫逸仙（1866-1925）是中國革命之父，一生以謹慎界定來自西方社會的自治科學理論，數次帶領中國人起義推翻滿清專制統治。這位受高等教育的醫生到全球四處遊走，受到全球各地教堂基督徒包括販夫走卒以及各領導人的尊崇。他在1905年創立了三民主義學說，結合民族主義、民主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的部分理論。當孫先生發動革命推翻最後一個皇朝（西方社會稱當時的小皇帝為享利溥儀），他的理想立刻獲得社會各階層的認同，人民期盼立刻推翻數世紀以來專制統治政府所留下來的東西。但馬上就發生事與願違的情況，大多數擁有權力且曾受益於舊體制的人物，都以殘暴的力量顯示他們的權力，而且在數年之內，許多人都表示比以前還糟糕。

孫先生短暫但激勵人心的治理體制贏得世人的尊崇，並值得世人再次研析。今天的中國人，不論是在中國大陸、台灣及海外的中國人都敬仰為中國帶來民主希望的孫逸仙先生，他的學說的精華不應被遺忘，而他在國民黨的後繼者卻過早地受到誘惑，放棄民主原則及可貴的透明治理，使這些民主教義蒙羞。最糟糕的是，中國共產黨玷污孫先生提倡民主教義的聲譽，將之置於馬克思－列寧理論之下。

當孫先生推翻專制統治，建立民主自由國家時，面臨了巨大障礙。某些人可能會認為是「自然」的障礙，最明顯的是中國廣大的領土、龐大的人口、以及複雜的人種以及區域的差異性。此外，數世紀以來留下的對當時（1910年代到1920年代）個人意志的壓抑、封建制度的遺毒、文盲、軍閥的殘暴法律以及法治的缺乏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如我們今日所見，對民主體制的承諾已真正地進入中國人的心靈，中國人清楚地察覺到民主與自由之間的連結及其在全球的普及性。

數年後，獨裁專制又以新的名義死灰復燃，各省出現軍閥政體以及許多政黨，他們全部假借民主主義但無法對全國人民承諾民主遠景，孫逸仙先生在失望之餘，重新修正他對中國的期望，他放棄民主的立即實現，以促進「指導民主（guided democracy）」，即一黨體制，最高政府由該黨統治但不受民主監督。孫先生是接受當時蘇聯新世界顧問以及西方國家人民民主先鋒人士的指引，孫先生所創立的中國國民黨現在已與蘇聯指導的中國共產黨合流，此實為一大錯誤。

這樣的結盟註定在1920年中期宣告失敗，孫先生的繼承人蔣介石很快的發現共產黨的理念與孫先生的遺教不相容，所以他改為建立一個由他自己指導的「指導民主」，並且承諾最終的目標是他不會再掌權而且會實現真正的民主體制，然而他終其一生從未實現他的諾言，即使他的兒子及繼承人也未實現。現在，在我們自己的時代，數次修正蔣介石的憲法後，一個真正的民主在台灣實現了。

誠如各位所知道的，在1920年代末期，國民黨與毛澤東的共產黨發生了激烈的內戰，並且一直到日本攻擊中國時雙方仍在持續內戰，只是稍微停歇了一些（中日戰爭在1945年終止）。

當毛澤東於1949年取得政權後，其首要事務有二項，包括禁止言論自由（缺乏言論自由，民主即不存在）以及禁止教會。當毛主席展開破壞在中國的基督教時，他以洋風惡習、美式腐化等口號掩蓋他的極權主義企圖。這個路線符合他內部宣傳的目的，並且激發在西方國家精英份子的共鳴，這些人輕視當時出現的宗教，並且樂於相信基督教只是歐洲帝國主義的一部分。數十年後，當中共感到中共體制遭到排斥，並因此開始減緩對教會的迫害政策，同時允許授予自由企業以及私人企業的存在時，在西方國家的人們才得以一窺中國人在中國大陸的生活。很明顯地中國人對民主的渴望從未遭到毀滅，對言論自由的渴望也依然存在，而且對宗教自由的期望更是殷切。

由於中共對所有信息的監控以及對西方媒體的監視，在西方世界的世人無法看到在毛主義時期更多的不規則以及反常的民主抗議案例。在1989年6月爆發的天安門示威運動，通訊科技的進步使得即使是鐵拳政權也不可能對外完全封鎖消息，對天安門廣場上抗議者的現場採訪，向全球證實了壓抑不了的中國人民對民主的渴望，並且鼓舞中國大陸每一塊領土上的老百姓為民主奉獻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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