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大紀元記者趙子法報導）現居住北京的民主人士李海因從事中國民主事業，兩次被投入牢房，監獄生活近十年。十年中，他一直拒絕承認中國政府加給他的罪名。在六四週年之際，李海回顧了漫長的監獄生活，用沉穩堅定的口吻表示：「六四是我們每一個人一生最大的榮耀，能參加六四，是非常幸運的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16年前槍聲一響，所有的人都準備好了拋棄共產黨」，李海分析了六四鎮壓使中國社會的道德變得更加敗壞，貪污腐敗橫行，受害民眾的廣泛增加使民間要求民主的呼聲變得更高，範圍更廣，以及共產黨的滅亡者心結，「宏觀上，六四精神被更廣泛的傳播和繼承，現在人們告別共產黨的意識比八九年還要深刻。」

李海

因媒體和網路上對李海簡歷的介紹不同，經和本人核實，記者將李海簡歷歸納如下：

李海，男，現年50歲。1954年5月2日生於北京﹔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哲學系﹔1982年至1988年任教於北京中醫學院哲學系﹔1988年考取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碩士研究生﹔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擔任「北京大學學生自治籌委會」的對外聯絡部部長﹔1990年6月1日因策劃、組織六四一週年紀念活動，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審查」209天，被關在海澱看守所﹔1995年5月31日，被中國政府以「調戲婦女」的罪名拘捕後，中共又根據搜出的六四難屬的資料，另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宣佈逮捕並判刑9年，一直被關在北京郊區的良鄉監獄，2004年5月30日刑滿釋放。無業，至今未婚。父親年高78歲、母親73歲。

許多結識李海的民主人士表示李海生活極其樸實，為人和平理性。民主人士張林撰文寫到：在中國民運人士中，有兩個著名的清教徒，就是李海和李國濤。他們生活上的簡樸程度，都是令人驚訝的。他們不沾菸酒，沒有任何嗜好。他們的著裝，一看就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樣式。那幾件舊衣服，我估計都是他們從父輩那裡繼承的。

九年牢獄：北京以「調戲婦女」問罪搜家 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判刑

李海在第二次被捕入獄前，他為幫助中國人權把對六四難屬的經濟援助送達他們手中而四處奔波。在他負責的500名六四難屬的名單中，除了地址不祥和重複的50名以外，他和其他民主人士合力，把這些援助送到了約450名的難屬手中。

張林還曾回憶：1993年夏天的一個傍晚，安徽民運的一個交通員突然闖進我的辦公室，帶著一個滿臉笑容的年輕人，那就是李海，我趕忙帶他們離開我那受監視的辦公室，來到我們的一個聚會點：一家小飯館。李海的警惕性很高，一邊吃東西一邊東張西望。我要他別擔心，他說不，他在合肥已受到注意，不知便衣有沒有跟到蚌埠。後來我才知道他所做的重要工作。他當時是民運的「聯絡部長」兼「後勤部長」，背著一個破舊的黃書包，奔走於全國各地，黃書包裏有兩樣重要的東西；聯絡圖和支票夾。

1995年5月31日，北京當局以「調戲婦女」的罪名將李海拘捕，並抄走了李海家中所有的個人物品，包括電腦設備和500人的通訊錄等等後，將罪名又定為「洩露國家機密罪」宣佈逮捕李海並判刑九年，他被關在北京西南郊區的良鄉監獄中。

關於「調戲婦女」的罪名，李海表示，中共一直到現在也沒能說明是誰舉報他「調戲婦女」的，他斷然否定會有民運人士的家屬舉報他。「因為他找不到別的罪名，他就用這個罪名把我抓起來，然後把我所有的東西抄走，尋找出一些名單，用這個罪名逮捕我，當局主要的理由是為那些受難者送中國人權的幫助。」

張林分析李海就是因為「聯絡圖和支票夾」被中共投入監控。張林：按照中共自己制訂的法律，了解各地民運情況和協助人權組織提供人道幫助並沒有罪，但是中共是不守任何約定的，只要認定你不是順服的共產主義奴隸，就可以隨意定一個罪名把你送進監獄，在那裡你必須在電棍的指導下從頭學習怎樣做一個共產主義奴隸，每天吃飯前要大聲唱歌，歌頌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感謝共產黨對你的毆打和虐待，態度還必須誠懇，否則立刻再打你一頓。

良鄉監獄九年生活片斷：為日本西褲剪線頭、縫合、放風

李海透露，在北京良鄉監獄的九年的監獄生活中，他和犯人經常被迫勞動到深夜，有的犯人要勞動一天一夜，品質不好還要被警察電擊。

98年到2000年，外面工廠做成後的西裝褲子在褲腰、褲襠、褲腿等處有很多線頭，良鄉監獄命令犯人剪線頭。一些小的地方還需要縫合。

李海：「尋找這些線頭很費眼力，如果完成品質不好的話，犯人要被拉出去用電棍電一頓，給一頓懲罰。有的時候要剪60條，還有的時候要剪90條，這個是非常大的勞動量，有的犯人要幹一天一夜。」監獄對李海的要求顯得略為收斂，要求他每天做到深夜12點就可以休息了。

良鄉監獄勞動時的光線昏暗，一千多度高度近視的李海經常把針紮到手上。

這些褲子帶有日本商標，是向日本出口的黑色西裝褲，李海記不確切商標內容了。兩年後，良鄉監獄又開始加工出口日本、據說是日本學生使用的帶銅扣的西裝制服，再後來良鄉監獄就加工國內電子商品了。

按照中國司法部規定，監獄犯人每天勞動學習時間不可以超過8個小時，每週不可以超過48個小時。但是李海表示中國良鄉監獄不太理睬這些規定。

李海舉例說：你比如說放風這件事情，55年還是54年，國際上有個最低囚犯待遇的標準就是犯人必須放風，而中國就沒有這些規定。經過努力，在2003年的前後，北京市監獄管理局下來這麼個規定，就是每個犯人每天要有一個小時的放風時間。可是我所在的監獄他不承認這些規定，給我的印象就是監獄的下面系統他們可以無視一切法律、規定，即使他主管的上級監獄的規定他都可以不承認，沒有人監督監獄無視法律。

中國監獄使人喪失記憶 反應遲鈍

李海：九年監獄生活使得頭腦遲鈍，裡面的生活是被動的，每一個細節都是由他們支配，完全沒有主動性，時間一長，不超過三四年，變得像憂鬱症一樣，主動性都變得比較差。出獄後，我努力讀書，思維上還是恢復了一些；我的記憶呢，通過這九年監獄，也大多數都遺忘了，包括很多熟悉的朋友見面，好多細節我都忘了，很多要朋友提醒我。所以我首先是自己慢慢的恢復。

談到民運朋友撰文描述李海衣著一貫簡樸時，李海難為情的笑了起來：那個時候（九年入獄之前），我確實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幫助朋友這方面來。結束九年監獄的生活回到父母家中後，衣服都過時了，我也不會挑，樣式都不太懂，到春秋的時候，我只能把以前的衣服挑出來穿，雖然這是個小事，但是給我造成一種挺難的感覺。從我自己來說呢，確實對穿的東西不太重視。

六四真象在中國依然被封鎖

記者：當年中共發言人袁木在電視報紙上，信誓旦旦的宣佈六四期間沒有開一槍，沒有打死一個人，現在中國人怎麼看待這些謊言？

李海：他那個謊言是很明顯的，他說死了三百來人，死的大多數是部隊的，還誤傷了一百來人。

記者：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六四的真象了呢？

李海：我聽到消息是十幾歲的孩子都不知道六四，就是知道也是很模糊的，上網的人還是少數，所以就可以看到共產黨新聞封鎖的厲害。總還是有那麼一些參與或記憶的人，但是這個時間已經很長了，如果悲觀的說，日常的消磨，後來發生的各種事件，生存造成他們心靈的變化，真正能夠記住六四，並且像我們這樣有很深情感反映的人，在總體上還不是太多的。

無悔：「能參加六四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榮幸」

記者：對六四當年您的選擇，您堅持下來，您感到是好還是不好？

李海：六四是我們每一個一生最大的榮耀，能夠參加是非常幸運的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個人一生中能夠參與這樣的民主運動，他的一生是非常幸運的，因此我很珍惜這段歷史。從正面來講，這個事件是幾百年跨度中我們民族的一個驕傲，是非常不容易的。另外，通過這樣一個事情，使我們認清了一些東西，認清了當局的本性，我覺得這也是我一個寶貴的收穫。無論後來發生了什麼，我都覺得很值得。至於後來發生的由於自己幫助受難者而入獄的事情，我覺得這是個情結，如果我不做這個事情，我內心會覺得非常痛苦，做完了這個事情，我內心感到非常平靜，做了我該做的事情，許多人問我，你付出了這麼樣的代價，你覺得怎麼樣？我沒有覺得付出代價，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它們把我投入監獄，不過是幫助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沒有感到有什麼代價。當時，在判刑之前，他們來問我，要求我做出我出違背我自己本性的那種選擇，比如說供出別人，我就講，如果我那樣做的話，我的後半生都會鄙視自己的。現在的結果我覺得很好，不管他們加給我什麼，但是我沒有違背自己的本性，而且也不得不這樣做。

記者：您這種正直坦誠的精神正是我們社會所比較缺乏的。

李海：我想在每個人的心底，都有這種比較誠實的、比較坦白的東西。不過，大部分人生存壓力很大，而且，社會的體制每天四面八方生活的壓力都在消除他們這種東西，也不允許他們表現出來，強迫他們走另外一條路，只顧自己的、虛偽的、扭曲的、迎合的這樣一條路。它每天的這種作用，迫使人們不得不按照自己不願意的方式去生活，這是普遍的東西。至於我自己在別人看起來付出很大的代價，歸根結底是要社會進步，要改變社會這種機制，其中最主要是沒有分權、沒有制約的一種絕對權利，這樣每個人內心深處那種本質的東西才能自然的釋放出來。

六四精神的延續和擴大，共產黨的滅亡者心結

李海：16年前槍聲一響，所有的人都準備好了拋棄共產黨。只是沒有想到它能維持這麼久。老百姓從以前「共產黨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他們依賴這個一體的政府，到六四之後，他們感覺共產黨和我們是兩回事，共產黨怎麼樣了，跟我們沒有關係；共產黨員也是，他們也感覺到共產黨沒有多久了，包括報紙上報導的好些大的貪官一樣，他們認為這個政府肯定會垮臺，自己能夠有些存款，就可以在這個社會上做富翁的，所以他們能撈一把就撈一把，撈完了以後，好在將來的社會中立足。

李海：在人們心中，對共產黨的垮臺都是毫不懷疑的，包括當局近年來採取的種種措施，它毫不顧及了，毫不顧及法制啊、法律面的，它就什麼都不管，它這種行為方式，就是滅亡者的心結。我抓住一根稻草就抓一根，我不管這些了，它完全沒有自信了。如果人心是這樣的話，事情也就是這樣，如果統治者都以一種滅亡的心態來行事的話，它反而會加速這種滅亡。所以從這種人心到實實在在的道德淪喪，每個人都發洩對社會的不滿，到處都是喊聲，共產黨控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嚴密了。到處發生的分裂，經濟領域的分離、變化，黨內行為的渙散，從種種一切方面都可以感覺到。在中共現行體制發生的各個方面的崩潰中，最深刻也最根本的就是人心道德的崩潰。

記者：六四是十六年前的慘案，當時人們追求的是民主。現在，中國人在追求人權這方面，如上訪啊、抗議啊等老百姓也上來了，這是不是六四精神的延續？

李海：對，在宏觀上這是六四精神的延續。共產黨它的新聞封鎖，消滅大家的記憶，使得每一事件都成為孤立的事件，像（鎮壓）法輪功這件事情，法輪功他也沒有說是六四的延續，但是宏觀上就構成要求自身權益的潮流，到共產黨非常不合情理的時候，就起來反抗。但是往往只陷於起來反抗的那一部分人，其他的人的耳目還被封住，然後由別人安排他們的心靈狀態，這是專制統治造成最可悲的民族狀態。在客觀上看，這個受害人群越來越擴大，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人權，這是不可阻擋的。現在人們告別的意識比八九年還要深刻。

「毋忘六四 告別中共」 中國整體在朝告別中共的方向發展

記者：馬上就是六四16週年了，年年都呼籲毋忘六四，希望得到平反。今年海外民主人士提出的口號是「毋忘六四，解體中共」，您認為，如果要發揚實現六四精神，是否需要大家都加入到解體中共這個潮流中來呢？

李海：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方式，是推動整個潮流很有效的方式。用一句老話說就是「歷史潮流不可抗拒」，中國現在好像是整個世界（民主）大潮流中的一小塊水域，整個世界都在往那個方向滾滾發展，中間這麼一小塊水域想抵抗也是不能抵抗的。從另一方面來說，在每個人心中和意識中，都在往那個方向遷移，不管你在哪個年齡段，整個人生都是在往那個方向發展，每個人生都被帶動。那麼少數幾個領域，比如政治和制度領域，措施領域來講，想擋是擋不住的，整個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包括共產黨自己，都在等待崩潰

記者：是否人們都在等待著共產黨崩潰的契機？

李海：對，可以說包括它們自己，都是在等待，等待這個契機。所以它們在等待中就加速他們的瓜分，他們不報能夠維持它的制度永遠下去的願望，只不過是爭取時間來瓜分，爭取時間把人們的財富轉移到他們自己的手裡，無非就是這樣。至於這個契機呢，無論是從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還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哪個領域，任何一個重大事件的發生，都有可能導致迅速的變化和崩潰。

李海現狀

在趙紫陽逝世後，李海多次被北京政府監控。常常是四人監控，一般是兩名保安、一名國保、一名警察在樓下門口監控。在記者6月2日再次確認監控情況時，李海表示奇怪，「今年中共不同以往，到6月1日我還沒有被監控。他們除了對齊志勇早早就監控起來之外，像劉荻，我到昨天還沒有被監控。」

李海現在和六四人士接觸不是太多，一是通訊錄被政府抄走失去了聯繫，二是自己還沒有適應社會。

李海：我適應這個社會的生活還不行，自己還沒有能力去幫助別人。另外跟外界也沒有聯繫，因為他們把我跟朋友的聯繫方式，在抄家時都給抄走了；我的記憶呢，通過這九年監獄，也大多數都遺忘了，包括很多熟悉的朋友見面，好多細節我都忘了，很多要朋友提醒我。所以我首先是自己慢慢的恢復。”

李海兩次身陷囹圄前後的女友，都因為他入獄而失去了聯繫，現在獨身。2004年5月30日出獄後，李海沒有工作，生活依靠年屆古稀的雙親退休金。

在政府嚴密的監控下，李海的幾個郵箱，包括他申請的hotmail、163、雅虎信箱也經常不能使用，文件檔被刪掉、對方郵箱地址空白等。5月30日記者採訪時，他表示現在雖然可以知道他的hotmail郵箱中有30多封郵件，他卻打不開。

李海的電話也經常被政府監控，監控症狀之一就是打電話的人聽到沒有鈴響對方卻無人接電話，而被監控人的電話在響了一聲後就沒有反應，接起來聽也常常沒有聲音。一般北京政府在六四這樣敏感日子的監控時間為一週、半個月、一個月不等。

李海聯絡電話：010-6465-2714，010-81153204（小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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