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大紀元記者馮長樂採訪報導）北京時間6月2日清晨7點30分，原六四高自聯文宣部長陳天石從家中出來駕駛汽車行駛途中，突遭迎面等候的不明人員鐵棒襲擊。陳反應靈敏及時加速，沒有傷及身體。

陳天石告訴記者：我7點半從家出來，當時正準備去上班，因汽車剛發動我開的很慢，一擋的速度，開到離家100多米遠的時候，我看到前方有一個人手裡那著傢伙站在路邊，我根本沒有理會，也沒有防備，當車接近他時，該人高舉鐵棒猛然砸向我的駕駛倉前的擋風玻璃，然後又砸向我前排座位則面玻璃，突如其來的舉動，令我心悸，我立即踩油門加速衝出去右轉，此人竟追著我的車跑了一段距離。這樣大白天公然的明目張膽的打，打的好凶。駕駛倉擋風玻璃都打爛了。而且他沒有在我家門口行兇，離我家有百米距離的地方動手的。我立即報警，110來後，讓我去派出所做筆錄。

記者：你住在北京的哪個區？出事地點是哪個小區？幾個人幹的？什麼人所為？打人原因呢？

陳：我住海澱區圓明園西路，圓明園花園別墅附近，但我是住在一個大雜院裡。為的是上路上班方便。環境不是很好。閒雜人員比較多。我也不知道他們是認人還是認車，行兇的就一個人，20多歲的小伙子，理著小平頭，穿著短袖杉，我不認識打人的這個人。原因嘛？昨天北京市公安局已經跟我打招呼要跟我見面，今天早上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我已經打電話通知他們了，既然他們是警方的。過一會北京市局的國家安全保衛大隊其中一個負責人要過來看我。

記者：您認為今天的這個事件是偶然的嗎？

陳：這個還不能肯定。其實我生活很簡單，社會關係很簡單，因為我是基督徒，所以平時深居簡出，我現在在美國國際學校工作，早上上班，晚上下班，沒有社會複雜的關係。沒有什麼厲害衝突跟人。所以這個可能性很小。其他方面的原因我就不想去猜測了。我開車衝出去後報警，那個人已經跑掉了。行兇的人絕對是一個神志很正常的人。我看他好像是專門在等我，我一出門的時候就看到一個人拿著一根棍子在路邊站著。他還能追著我打，我想他們肯定不是精神病人。

記者：您在89年64的經歷可以說說嗎？

陳：好的，89年64時期我在北京師範大學上三年級，學潮發生後，我任北高自聯的宣傳部長，因當時總部就設在我們北師大。我是組織系統的宣傳部長，不是廣場上的。這個事情影響我的人生太深刻了。我是不會淡忘的。很多事情歷歷在目。這不是我們個人的事情，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難以忘懷。

64被鎮壓後，我就潛逃了，我是被政府通緝的人之一，後來我在珠海被抓，被遣返回北京，關到秦城監獄一年，沒有判刑，90年六四一週年時，政府也是為了對外表示姿態就釋放了兩個人，其中一個就是我。學校出面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把我救出來。但我出來後也沒有自由。仍然處於審查階段，過去有一個《國務院收容審查規定》，就是在監獄之外，對我也是沒有解除的，後來到了91年中國新年前幾天，才解除。波斯灣戰爭爆發後，王丹他們被判了刑，才解除了對我的審查，免於起訴。

記者：解除審查、免於起訴是不是就意味著您已經獲得了自由？

陳：自由談不上。一直對我有監控到現在。1995年我曾經第二次被抓，因為那年是六四五週年。我跟這些六四的朋友們，王丹等人，去香山春遊，他們就把我給抓了，把我送到收容遣送，這段經歷很多網上有過報道，現在也可以看到。

記者查到徐永海先生的一篇文章記述了陳先生所言之事：「1995年3月26日，我們一些朋友計劃到北京的香山去春遊，說好有家人的帶著自己的家人去。那天，王丹、劉念春、我、劉鳳鋼、沙裕光一早就被警察帶到派出所。高峰、華慧奇在香山也被抓起來。陳天石在半路上被抓，並被收容送回湖南原籍。其他的朋友及他們家人沒有受到直接干擾，一行20多人春遊了香山的植物園。他們回來說，有很多人監視他們」。

我以前的名字叫陳章葆，現在叫陳天石。國際上有一本書叫回顧與反思裡面我的名字被寫成陳昌葆，在大赦國際的有些文件中也可以看到我的名字。每年的六四我們都是沒有自由的，97年前都是強制的看著我們，是強制措施。97年以後，就是好一些吧。我生活在北京，前幾年的每年六四政府都讓我離開北京。我就去外地跟朋友聚會。而且每逢國家有什麼大事都讓我們失去自由。

記者：您目前生活的狀況如何？成家了嗎？

陳：我39歲了，可我去年才成家，再有兩個月，我就要做父親了。既然成家了，我就要承擔起對家庭的責任，多給他們一些安全感。

記者：恭喜您要做父親拉。衷心祝福您和家人。

採訪還沒有結束但國保大隊已經來人。採訪就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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