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大紀元記者馮長樂採訪報導）記者電話打去，很是吃驚，李海居然還沒有被限制自由！用李海自己的話說：他們的策略改變了。以往有事情早在10天前就開始盯梢了，這次變了。也許是用暗看代替了明看吧。以前我就跟他們說過，你們看我沒關係，但不要給我造成太多的妨礙。如果硬性的看人，他們花費的力量也是很大的。晝夜連軸轉，人力、物力、才力都要考慮的。大概開始講成本核算了。

李海：我上網看到了方政的報導，這是他第一次把他的經歷說的這樣詳細，16年也該說出來了。往往我有這樣的體會：當你對當局單方面的讓步的時候，他們完全是不體諒的，這不是以善換善，以好換好的這種情況，你如果不講話他就覺得您就是應該不講話的，你要乞求他的善意大部份是要落空的。

記者：當時8964時，北京大學是甚麼情形呢？您當時擔當甚麼角色呢？

李海：89學潮北大是從4月20幾好就開始罷課一直到10月才恢復上課。我當時又想能夠表達自己的感情、又想迴避，所以旁觀了一段時間，觀察來觀察去的半個月後，發現運動越搞越大了。在沉彤（音）的鼓勵下，我就進入了北大的一個學生組織，後來稱「高自聯籌備會」負責外聯、後勤、支持這方面的工作。

記者：回想起當時的聲援，學生、市民真是一呼百應的。很齊心很團結。

李海：其實當時真正具有號召力的不是先期的學生領袖，不是市民，而是最有權利的政府！每一次學生運動的擴大，都是由於政府的某一個倒行逆施所引發的，這是我的一個很深刻的體會。這次運動至少有6-7個契機是由政府提供的。他們做的事情讓人民感覺到對它非常的鄙視，憤怒，非得要表達出來不可。學生都是善良的。而且感情這個東西不能持久，一般來說政府做出一件壞事，4-5天這個勁就下去了。不管這個事情多麼壞，折騰兩三天就下去了。我記得當時有這樣一個鏡頭，當時有一個高自聯的秘書長在政府還沒有作出另一個新的惡行前，他就非常辛苦的站在北大學生上課的路上，望著往教室走的人流說：大家要罷課呀，大家不要復課。我也跟著喊。只要有幾天政府不幹壞事，學生就會開始讀書了。勁頭一下去，再找人遊行就很難了。但是政府總是不失時機的作出更惡的事情。這次運動我不知道為甚麼沒有人提出這一點。這次運動的基本東西就是這個。他們做出非常拙劣但又是又非常醜惡的事情。這樣就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深的捲入到對他抗議當中去。最後他們做的事情那就是十惡不赦了。

記者：您是甚麼時候離開天安門廣場的？

5月19日晚上李鵬聲嘶力竭的喊戒嚴，當時我在廣場上，那一夜我在紀念碑底下等著他們（軍隊）來，結果等到第二天早上5點鐘，我們聽到廣場上響起了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而且我們倒到的消息是：在北京的每一街區，軍車都進不來了。軍車都被抵抗在北京城外。後來我就回到北大。因為當時北京市民在各地已經把軍車給截住了，不讓他們進北京。這是當時學生們沒有想到的，北京人民的感情也是偉大的。他們把四面八方每一個路口都給擋住了，而且是自發的沒有任何人去組織指揮他們。這是在中國從沒有過的。了不起的北京人民。

六三的晚上我基本是在長安街和它附近街道上度過的。實際上六四開槍主要是在六月三號那天晚上。我當時在西四，晚上10點多鐘，我聽到了明顯而密集的槍聲，當我趕回到西單時，軍人軍車已經打過去了，都在往天安門廣場集結。長安街上有一些車輛在燃燒。在長安街上和每一個路口站滿了市民，大罵軍人和鄧小平。軍車不停的往天安門開，每過一輛軍車，車上的軍人總是朝路兩邊的市民開幾槍，然後就看到有人拖著死者、傷者下來。他們殘忍已經超出了一切人的想像。

記者：我曾經聽說這些軍人在大開殺戒前被注射過一種針劑，藥物發作就敢殺人了。有人曾經看到在木犀地開槍的軍人狂笑不止，肆意朝居民樓掃射。

李海：對，我也聽說過。這種事情也很難證實，但從邏輯上來分析，他們幹出這樣的事情是一點不奇怪的。他們沒有任何人的界限，他們這樣做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合乎當時他們的那種狀態的。瘋狂的狀態。殺人狂。

記者：您兩次坐牢的原因是甚麼？

李海：六四後我回到北大上了一段時間的課，一年後的90年，六四前夕，政府說我組織策劃六四活動我把和當時的糾察大隊長彭嶸給抓起來了。我被關了7 個月，彭嶸判了兩年。那個時候親身感受到了看守所的殘酷。地獄一樣。非常殘酷的。

第二次被判刑是因為我廣泛的幫助這些六四難屬為中國人權傳遞人道幫助款。當時北京有一些人做，比如丁子霖老師。我主要是幫助那些因六四而被捕判刑人的家屬。六四以後沒有人知道這些人被判刑，人們都認為六四主要抓的都是學生，而且學生大部份都給放了，少數像王丹這樣的也就判了四年。給外界的印象是六四沒怎麼抓人。實際上北京市民被判刑的有500多人，加上被抓的也有上千人。這是外界所不知道的。可是政府對他們的處置是最狠的。判的很重。很多是秘密判刑的，是孤立的。

於是我就通過一些線索瞭解這些人的情況，從中國人權那裏得到一些人道幫助款，給這些受害人家屬送達，因為涉及的面比較大，人也比較多，有個別人還把我們給的匯款單交到派出所去，怕受牽連。中國人就是良莠不齊。我做這件事情我也想到可能不會有甚麼好的結果，但基於這些人是為六四而坐牢的，遭受迫害這一點，我就義不容辭的去做了。我對我所做的這些，我還是很滿意的，如果一直能持續做下來，到今天也應給是不錯的事情。

後來為這件事情我被判了九年。從95年到2004年。他們對我恨之入骨了。因為的確這件事情他們是要千方百計要遮掩的。結果他們認為我給他們揭露了，他們抓我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想瞭解中國人權裡面的活動組織等情況，但是他們沒能從我這裡得到。所以他們惱羞成怒，判我九年。

將來一定會知道判刑的過程。這個判刑是超乎常理的，包括定罪、判罪過程都是超乎常理。如果都算在內，為了每個得到幫助的市民，有些市民我們還沒有找到，如果都算在內的話，我平均是在為每一個我幫助過的市民做一星期的牢，加起來九年。我覺得心理還是比較滿意的。我覺得值得。我做了我應給做的。

記者：真了不起。您幫助了好幾百人。

李海：其實給他們每一家的幫助都是很有限的，但主要就是傳達一個心意，就是讓這些難屬知道，他們不是孤苦無助的，不是只有這樣一種處境。畢竟外界都在關注著。佛家講因果，造了甚麼樣的因就要背甚麼樣的果。無非是早一點晚一點的問題。因果是逃不掉的。

記者：期待這一天的早日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