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9日訊】 ※ ※ ※
如果我們把染色體相結合的那一瞬間規定為生命的開始，則無論從法律上還是道德上都不能墮胎，正如西方某些國家以及某些宗教規定的那樣，要是我們把生命的開端僅僅理解為出生，即胎兒與母體脫離的那一時刻，墮胎就不應該有法律或道德上的麻煩。在中國，儘管人們對生的理解不僅僅是出生，墮胎有時也會受到來自家庭成員的阻力，從社會角度來說，墮胎是自由的。要是中國不准墮胎，肯定會有很多麻煩，一是計劃生育上的麻煩即社會問題，二是撫養孩子的麻煩即家庭問題。中國人使用避孕藥具只是近十多年的事，在農村，已婚夫婦採取的避孕措施幾乎是上環和結紮，這些手術大多是政府的行政命令或強迫；由於對性知識缺乏瞭解，年輕人很少使用避孕藥具，未婚懷孕後，要麼沒到婚齡或是草率結婚，帶來了沉重的家庭及社會負擔，要麼就只有去墮胎，這些墮胎一般來說是自願的，已婚婦女墮胎則不一定自願，已做了上環或結紮手術的夫婦要是再懷，強制墮胎肯定會遭到非議，這不能怪他們，只能怪技術上的失誤。
有些夫婦則是通過取環或是逃避做上環或結紮手術而懷孕，一旦讓他們生出來就會超生，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要是取環，誰取誰負責，可以不強制墮胎，要是因逃避手術而懷孕，又不准他們違反政策就只有強制墮胎，強制墮胎侵犯人權，可要是把計劃生育物件逃避做手術也怪罪於計劃生育工作隊，這不公平，我們又不能說計劃生育政策是錯的，正數加正數等於正數，人權標準是對的，計劃生育政策也沒錯，可它們之間有時會發生衝突，誰對誰錯呢？這些問題常常令人苦惱。幸好我們對生的定義要麼是出生，要麼至多不超過染色體的結合，要是哪一天我們把概念擴大，染色體本身就是生命，人為地阻止染色體結合就是破壞生命，法律、道德都不允許，那時問題更多，只有不避孕，只有不搞計劃生育，這是數個世紀以後才會討論的課題。
如果我們人道一點，木已成舟，我們就採取其他補救措施而沒必要非毀掉那只船不可，既然她已懷孕，就讓她生下來而沒必要一定依照計劃生育政策”不准超生”非要強制墮胎，雖然計劃生育工作隊是執行政策，但用的是極不人道的手段，並且強制墮胎不只限於逃避做手術的人，有些情形令人恐懼。
A縣計劃生育輔導站的宣傳欄玻璃窗被打爛的那段時間我還在A縣任教，被打爛的玻璃窗一個多月後才重新安裝。有一對計劃生育對象夫婦當丈夫沒在家時，妻子被帶到縣計劃生育輔導站去墮胎，丈夫回來聽說就立即趕去縣城，趕到時妻子正在動手術，他沒說什麼，也沒打算要與政策對抗，胎兒被打出來，是個男孩，當他得知時胎兒已經死亡，他控制不住，哭天搶地，沖出來把計劃生育政策宣傳欄的所有玻璃窗砸爛。
計劃生育本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因為基層政府工作的不連貫性，時緊時鬆，松的時候沒幾個人去抓，有些農民就趁機生孩子或不去動手術，也有的到外地去生，政府一旦被激怒，就搞”嚴打”，組織大幫人馬到各村各寨抓，某地有一位身體比較胖的年輕姑娘被工作隊碰上，不容分說，被拉到醫院去動手術，到醫院才知道她還是處女，某鎮有一位女中學生也被誤認為是懷了孕的婦女，工作隊抓到醫院後才放回來，曾聽到湖南的一位同事講，他們那地方也有同樣的事情發生。一位還沒結過婚的姑娘，因為長得太胖，被工作隊抓去後受驚嚇，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儘管她有一些反抗，醫生們還是給她打針，後來才知道她並非懷孕。無論是法律上的嚴打還是計劃生育的嚴打，都有一些怪事會發生。
因為基層警力不夠，犯罪率又上升，政府就組建聯防隊，聯防隊不屬國家工作人員，而是聘用一些轉業軍人和地方的一些年輕人組成。這些人大多沒受到正規的學校教育，他們的薪水每月只有一百來塊錢，不到一般警員的一半，不過他們有自籌工資的默許，於是抓賭、罰款最積極，只要有人有把柄讓他們抓住，侮辱打罵免不了，毒打是他們的懲罰方式之一。基層政府為了抓計劃生育，他們也組建工作隊，除了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和領導，又從當地鄉鎮上或村寨裏聘用一些心狠手辣的中青年人組成，還有聯防隊，他們幹這工作很刺激，有機會渲泄人性的攻擊性、破壞性本能。
要想讓對象們自覺或是在鄉鎮張榜通知限×月×日前來動手術，這樣的方法不一定有效果，所以計劃生育工作隊只好去”請”或去”抓”，這是我們時代的特徵。我們時代的文明程度，我們政府與老百姓之間的關係，政府慣用的手法，以及對人權的忽視，決定了使用請或抓的方法是較為有效的方法。人性究意是善還是惡？只要我們去區分善惡，人性的善惡就會爭論不休，我們可以不管哲學上如何爭吵，只用常人的價值觀來看待這世界。同一個人在不同場合有不同的表現，人性並非都善，人類社會就不得不制訂許多條條框框限制其惡的一面的表現。可要是我們放鬆警惕，甚至給他提供適當的場合，適當的氣氛，慫恿他，鼓勵他，或者是視而不見，人性中的惡就會”原形畢露”。要是某個老百姓做出某件荒唐事，那被認為是偶然發生，要是有政府作後臺而做出的荒唐事，那是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縮影，以下的十個故事是在海灘上隨意抓取的一把泥沙，它是漫長的海灘的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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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哥在距某鎮三、四公里的山坡上種地。他已有三個女孩，工作隊每次下去就罰款。交一百兩百都行，實在沒錢，他們就抓雞，我哥也不管他們抓幾個，相安無事，後來又生一個兒子，不等他們來，我哥就去動結紮手術。那地方荒山較多，我哥與他們中的一些人又相識，還沒生兒子時管得不是很嚴。
堂兄是獨子，有兩個女孩還不去動手術，工作隊把他帶去做手術，半路他跑掉，工作隊回來把他家僅有的一頭水牛拉走，他不要牛，到外地親戚家一年生了個兒子才回來動手術。童年時那幫夥伴好幾個情形相似，只是有的沒有逃，有的第三胎也是女孩，只好作罷。
工作隊走了兩個小時到一個全是石頭山的窮村，他們把對象帶回鎮做結紮手術，並令他把家裏的全部臘肉取下放在背兜裏背到鎮上，因為罰款物件沒有錢交，只好背臘肉來”送”。
一對年輕夫婦幹活回家，門外、菜地裏到處是布條。原來是小孩子的衣褲被撕碎到處亂掛亂扔，屋裏亂七八糟，破碗、破鍋的碎片滿地都是。他們已有兩個孩子，本應該去做結紮手術，但沒有去，工作隊就如此懲罰。
洪開與父母住在一塊，已同他的哥哥分家，他們還住在一幢房子裏，工作隊來時他的哥哥到山上去幹活–躲，工作隊先到他哥嫂的房間翻箱倒櫃，又過來準備翻他這邊的東西，他抵抗了一下，”這是我和我父母的東西，不准你們動”，工作隊把繩子拿出來要捆他，他被鄰居勸走。等他回家時，屋裏一片狼籍。盛豬油的罎子被打破，老人的帳頂上、床上、櫃子上、竹牆上、門上、地上到處沾有豬油，地上還有一根用來攪過豬油的木棒，老人的被子丟到豬食鍋裏攪了幾轉，沾滿豬食，幾塊臘肉被六、七個工作隊員煮光，吃不完的臘肉全被倒在堂屋裏，用腳踩過來踩過去，一片稀爛，鍋和碗有的被砸爛，有的被倒撲在地上（這些地方只有老人過世時才能把碗倒撲在桌上）……，想不出來的已經被做出來，人類之變態心理發揮得淋漓盡致。
反右、文革對付那些被貼有”地、富、反、壞、右”標籤的人時有許多荒謬的、變態的故事。那是個人性被扭曲的時代，是個瘋狂的時代，二十世紀末的中國人都是清醒的，可還是有人做那荒謬事，有些人能從破壞中獲得快感。要是那天鄰居不勸，洪開會因阻礙執行公務而被五花大綁。
黃從A縣到C縣某鎮來承包荒山，工作隊要罰他的超生款，他沒錢，允諾過幾天一定去借錢或是變賣別的東西才交，包括誤工費等，工作隊不依，去抓他家的雞，他捨不得上前準備搶回來，若惱了工作隊，一氣之下他們把他反綁在棚子的木柱上，當著他的面，工作隊把雞殺掉，煮好、吃好，又提了幾隻雞回去。他被捆在木柱上好幾個小時，等他妻子回來才解開，因沒有多少荒地可挖，得不到多少糧食，養雞養豬又很不安全，工作隊隨時都可能來拉，對付這些外地來的荒山承包戶（有些是為了逃避當地的計劃生育而來的），工作隊更兇狠，沒多久，黃又搬回老家，他們那兒更窮。B縣江邊的某鎮，年近七十的老志願軍他的一生除了其長輩們去世時按風俗要下跪外，也許沒有其他例外，即使在朝鮮戰場上要是被美軍俘虐，他也一定寧死不屈，可是闖過大江大海卻在陰溝裏翻船。他的兒子是計劃生育物件，工作隊來找他兒子去動手術，因為生下的兩個都是女孩，夫婦都已到外地去躲了。工作隊要抄家，已分居的老人的家也要抄，”你兒子躲，你也有責任”，工作隊蠻幹，老人也想蠻幹，幾個工作隊員擁上來把老人按跪在地上，要他認錯，他一直沒開口，”要不是你是老志願軍，不把你捆到鎮政府才怪呢”。
國道線附近的冗洪村某村民，當工作隊到他家來罰超生款時他沒錢交，工作隊就到牛圈裏把他家唯一的耕牛拉出來，他沖上前用鐮刀砍，拉牛的工作隊員手上被砍了一個小口子。這下可捅了馬蜂窩，趕集日被捆綁遊街。距該鄉不遠的某鎮某村，有一超生物件臥病在床，鎮領導率領的工作隊把他從床上拖起來，罰他的款，他說沒錢，請求工作隊允許他到親戚家去借，工作隊怕他跑，他說：”你們派人跟我去行不行”？也許是村民們圍過來為他說情激怒了那位領導，領導叫人到附近的老鄉政府打電話給派出所所長，沒幾時所長趕到。上去就是拳打腳踢，他癱軟在地上，所長不放過，把他捆綁後在背上插上鋤頭、鐮刀。該村的婦女幹部氣憤地說：”你們這些領導天天叫我們下來給群眾做教育，要我們動員他們動手術，他們都去了，他家也做了結紮手術”，”為了超生款，你們連病人都不放過，你們這樣做以後就不用再來找我們了”。也許是看在上了年紀的婦女幹部面上，也許是此時找到了下臺階，他們給鬆綁。那位領導升了官，所長也調進城裏。官是人民公僕，官與民的利益應該是一致的，既然得到升官，應該能說明你為了人民做了好事，至少也沒做壞事，可是在中國，沒有真正的民主選舉，官不是民選的官而只是上級委派的官，官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政府的功能大多是管理的功能而非服務的功能，中國官與民之間的關係導致的結果常常出現老百姓越恨或越不喜歡的人越容易得到提升。
羅是學物理的，比我高兩屆，他曾在某雜誌上發表過文章，改行以後青雲直上，在A縣他是未來的縣長候選人之一。大約就在我被關進牢房的那一段時間，他下鄉抓計劃生育，他們要把沒做結紮手術的對象抓去做手術。到了一物件家，人沒在，過去不遠處有人在跑，他以為是計劃生育物件想逃跑，一槍打過去就把那人給打死了。那位元農民不是計劃生育對象，羅過失殺人被判七年，他的仕途生涯到此為止，可別人卻丟了一條命。生與死被認為是突變，而致傷致殘只被認為是漸變，只要不死，沒什麼大不了的，一旦被打死，懲罰是免不了的，倘若那一槍只是致傷致殘，要不了多久，他會當上縣長的，遺憾那一槍打得太正。與計劃生育相關的案件如果被告人是工作隊員，不是死人的活一般不會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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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都希望法律越嚴越好，可要是他碰上了官司，他就希望自己是個例外，希望能逃脫法律對他的制裁，同樣，老百姓都支持搞計劃生育，可如果他沒有兒子，他就想方設法逃避做結紮手術，一般來說，違抗計劃生育政策的只是以個體形式出現，然而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那些住在深山老林，貧窮落後，過著原始般生活的村寨裏，有時他們會結成一個整體與工作隊對著幹，用棍棒，用火藥槍圍攻或威脅工作隊。工作隊員歎氣：”他們太落後，怎樣宣傳都不頂用，你有手槍，他們有火藥槍，每一次去都像是去打仗”，那些農民卻憤憤不平；”工作隊一來就抓雞抓狗，砸碗砸盆，掀房子有時還威脅要燒房子，打就打吧”。越是落後的地方，計劃生育越難開展。
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幾乎中國每個地方都搞，有些省份只允許生一胎，有些允許生兩胎，有些人口密度不是很大的地區兩胎都是女孩，工作隊對他們抓得不是很緊，這樣的情形在少數鄉鎮尤其是少數民族聚居地有一些夫婦趁機生第三胎，計畫內生育又沒生兒子的有一些人會違抗，不去上環或結紮，有些超生後沒錢罰款，各地對這些情況所採取的強制措施都差不多，據各地的民工介紹，最普遍的是拉牛拉馬，用推土機推房等等。
二十年的經驗總結，方法上已有改進，國際上的壓力使得國家對計劃生育所採取的強制措施有一些改變，農民們的思想觀念也比以前要開化。這一、兩年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較為溫和、較為人道，許多地方的計劃生育工作大部分時間交由計劃生育指導辦公室，而不象以前那樣組建工作隊，這一、兩年效果也很明顯。一位湖南的同事講，他的舅舅不去做結紮手術，其財產全被抄到鄉政府，限期來做手術，否則就折價變賣；他還講他們那地方如果一人超生，其父母、岳父、岳母甚至其姊妹都要被罰款，株連的目的是讓其父母、姊妹們去規勸他，效果很好，儘管這種方法很殘酷。總之，這些方法與以前用破壞的方式使世界變為無序的方法相比，無疑是一種進步。
五十年來，我們錯了就改，改了又錯，周而復始，我們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才總結出這樣的經驗：其實不通過破壞性的方式我們也能把計劃生育搞好。二十年時間，在中國大地上，縱向和橫向，超越常規，令人不可思議的事件究竟發生了多少？國家為了活著的和將要出生的人的利益，必須搞計劃生育，農民們一是經濟上的原因，一是傳統的陳腐觀念的原因，他們想要兒子，二十年的經歷就是為了滿足其想法的代價，雖然現狀已改變了不少，但我們不能因此感到樂觀，因為我們還在堅定不移地遵循”抓住耗子的都是好貓”，為了實現崇高的目標，人們的行為就會偏離軌道。
98年，前一章提到亂收土地徵用費的那位副鄉長去抓計劃生育，物件是從鄰近專區來承包荒山的兩家白族農民。副鄉長要罰他們超生款，他們沒有錢，準備變賣糧食才交，副鄉長連問幾次”交不交？再不交我把房子燒掉”，人們以為他只是威脅而已，他卻把兩家男人叫來：”把你們的東西都搬出來，我要燒房子”，當主人拒絕搬東西時（怎麼能把那些玉米都搬完，又能搬到哪兒呢？），熊熊大火吞沒了一切，木棚燒掉了，裏面的一切燒掉了，兩家人毀于大火的差不多有三萬斤玉米。不知道應該做什麼，是反抗？是哭泣？主人只有抱著不遠處的大樹痛哭，他們來此地時一無所有，也沒帶上什麼東西回去，除了痛苦。
98年末，某鎮沿江一帶所發生的更令人恐懼，被拉雞拉狗、被掀屋燒房不是一、兩家而是一整片。
《附錄》中提到的楊又去C縣某鎮沿江一帶造林，栽桉樹，他是與該鎮原國營林場（伐木場）和某紫膠廠合營。林場和紫膠廠都隸屬於州地區級政府管轄，林場只是個伐木場，從五十年末建立以來，三十多年時間把該鎮的原始森林全部砍光，可很少造林，並且砍到哪兒就把哪兒的土地劃歸林場，聽說國家準備撥款搞”珠江防護林工程”以及龍潭電站、板壩電站即將淹沒沿江一帶大片地區，楊看到將會得到巨大利益，因此，就強行把沿江一帶荒地全劃歸他們的造林專案。當地鎮政府不僅已失去數萬畝荒地，當地農民以後也得不到貸款造林，土地淹沒的賠償他們也沒有份，一個小鎮政府要對付地區辦林場、紫膠廠以及地區級大官–也是傑出人物，他們肯定自不量力，不過為了洩氣，他們也有路子–抓計劃生育。
林場林工（外地來的農民）有楊撐腰，他們不買鎮政府的帳，於是只要是計劃生育對象，工作隊就去抄家，拆房子、燒木棚，因為目的就是要把林工趕走，什麼手段都幹得出來，越殘忍越容易達到目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林工把鎮工作隊拉雞拉狗、砸碗砸盆、拆房子、燒木棚告知老闆–楊當時是州政協副主席兼林業局長，本來就對那幾個鎮領導阻礙他搶佔土地而極度不滿，把柄在握，好好收拾敢不順從的分子，踐踏人權的人反過來利用人權打擊對手。楊帶領政協及相關部門的一些人帶著攝像機實地調查拍攝，帶回州裏播放，儘管大家都習以為常，可一旦有人要上綱上線，沒人會阻撓。鎮裏三個頭面人物全被降職調離。這不是正義，而是玩木偶的人用木偶作犧牲來打贏對方罷了。
99年1月，某縣856號檔，重新確定超生款收費標準：97.1—80.10超生一個180元，80.10—91.10超生一個504元，91.10以後超生第一個1504元，超生第二個加罰1788元。有些人孩子都已長到20歲或許孩子也已成家還要交超生款。收款的人說要是這一次全部交清以後不再追問，如果不交也不勉強，但到了下一年就要交雙倍以上的罰款。為了能安居樂業，脫掉那頂帽子，東借西借，賣糧賣物，賣牛賣馬，過年豬也賣掉了，”欠農民的好說，欠政府的痛苦得很”，某鎮新年前一個星期，超生款共收近30萬元，能夠把錢交齊的人不多，本來就是亂收，交不齊也不一定非要追究不可，該鎮交款的農戶有500戶以上，還有一些實在榨不出油來，拖一天算一天，反正什麼東西都沒有，至於下一年去收餘款時又將發生些什麼事情，那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中國農民》(完)(//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