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8日訊】冼岩的《中國社會的權力格局及其演變》在微觀分析上有些合理的地方，也無奈地說出了一些真話；是冼岩所有論及現政權中難得一見的一篇；但在總體的大是大非上則是一塌糊塗。一塌糊塗表現在夢想在一黨專政極權制度下，在已經形成的無時不在、無所不在、無事不在的貪汙腐敗網中，由一黨專政的權力格局本身演變出一種幹預和制衡貪汙腐敗網（即黨的權力）的制度。

冼岩說「中國也存在三種並非分庭抗禮的權力，即黨、政與司法（主要指公、檢、法系統）權力。」而且它們之間「各有一定的獨立性」，冼岩寄又說「媒體由於走向市場擁有了一定的獨立性和權力；由於不再受制於“單位元元元元”，部分人大代表開始擁有一定的獨立性和權力，經濟市場化是上述變化的根源。雖然現在政治層面的變化還很緩慢，新興權力還很有限，但它確實已表現出一種腐敗機制難以消化的特質，確實有利於改善弱勢群體無力自保的局面。這是在現行體制條件下，改變“弱者為魚肉，強者剔白骨”的極度不公、實現社會有限均衡的可行途徑，它也讓全社會切實感受到了未來“和諧社會”的希望。」希望於這種「各有一定的獨立性」和「新興權力」能演變出一種制衡貪汙腐敗網的中國特有的制度。

有這這種可能嗎？我們且看看中國歷史。

漢初皇帝除了私人辦公廳只有尚書四人外，政務職權由行政首腦的宰相負責，宰相屬下有十三曹。例如奏曹相當於中央政府辦公廳，詞曹相當於最高法院，尉曹相當於交通部，兵曹相當於國防部，賊曹相當於公安部，等等。其宰相與皇帝之間，獨立性比現在黨與政、司法之間的獨立性要強上千百倍。比如，宰相機構比皇帝親自掌管的龐大多了。皇帝並不可以隨便叫身邊的尚書起草個聖旨，就詔告天下。詔書不過是以皇帝名義下發的政府文檔，具體的技術性操作得由政府首腦宰相負責。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如果說漢代宰相是首長制，那麼，唐代宰相則是委員制。當時國家的最高議事機關叫政事堂。政府法令、軍國大計，須用皇帝詔書頒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開會決議，形成正式文書，送皇帝審批。很明顯皇帝和宰相之間便有制衡。到了明朝初年，也基本沿用漢唐舊制，直接承 太祖像襲元朝舊制，在中央設三大府：中書省，下統六部，職掌行政事務；大都督府，統管軍事；禦史台，職掌監察事務。地方設行中書省，置平章政事，總管地方事務。宋代仍襲舊制，但較之唐代，則削減了相權。唐代的皇帝詔書是先由宰相負責在政事堂議定詔稿，書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權。而宋代則先由宰相初擬意見，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終審。程式變了，皇帝事先發言權就擴大了。清代皇帝比明代皇帝又聰明瞭許多，走向了真正的君主獨裁。清代把早在明代就沒什麼權力的內閣大學士也閑起來了，皇帝辦公廳改移皇家深宮南書房軍機處。國家最高指令往往從南書房發出。這種做法，在明代以前是違法的，但清代皇帝卻可為所欲為，手諭、口諭、密詔之類，都是清代的發明。暗箱政治，大概從清代發端。

中國皇權演變史給我們一個啟示：第一，專權制度不能演變出制衡制度，只能越演變越專權。從漢到清，以千年計，歷經幾個朝代，都沒有可能演變出中國特有的制衡制度，難道比各皇朝專制程度和能力強千百倍共產黨有可能演變出有制衡功能的政制？第二，制衡不是指在一個唯一的最高權力屬下各辦事機構的相對獨立，而是指一個國家內有兩個或以上各不互相統屬的權力之間的監督與牽制。絕對權力屬下相對獨立的局部權力部門不可能演變出有制衡功能的政治制度，只能改變“唯一權力”中求得。在中國要求得制衡制度，有兩點絕不可少。一是執政共產黨外有其他黨與之抗衡，並有合法途徑可取而代之；其次是國家各權力部間，特別是行政、立法、司法要各自獨立、互不統屬。第三，幾千年中國歷史和現實證明，儒家文化圈、漢民族只能與世界大明接軌，接受自由民主思想和制度才能演變出有制衡的政治制度。日本韓國和臺灣已經給出了事實的證明；朝鮮中國大陸給出了有力的反證。可以斷言，中國拒絕自由民主思想和制度，沒有前途、沒有出路。想要在拒絕自由民主思想和政制條件下創出一條與民主制度抗衡的中國特有制衡制度，是白日夢。

冼岩說得不錯：「腐敗網路已經無孔不入，已經覆蓋了黨、政、司法三種權力體系」，並且「已經通過利益交換聯結成了一張張大網」，「已經形成一個個的“利益共同體”，形成了一個個的利益分肥機制」。既然如此，就請冼岩回答，這個“利益交換大網”“利益共同體”、“利益分肥機制”（貪汙腐敗網）與前面說的黨、政與司法權力是重疊的兩位一體還是各不相干的兩樣東西？這些貪汙腐敗網是「以黨權力為中心」的政、法主導下形成的還是由非黨力量違背黨的意願形成的？如果把這個腐敗網剷除掉，這個党還能生存、持繼和運作嗎？答案是明顯的。貪汙腐敗網是共產黨一手製造、經營和享受其中成果（請問有哪位官員家屬沒有富起來的？）；更重要的是這個沒有意識型態靈魂的黨現在只能靠貪汙腐敗網輸送利益維持不墮。任何人要衝擊削弱或消除這個貪汙腐敗網，其實質無異就是觸動共產黨的生存根基；共產黨絕不會坐以待斃，反擊絕不手軟。冼岩糊塗就在於抹煞專政和極權制度的同一體關係。冼岩這理論最不通之處就是把由黨主導產生發展和完善的貪汙腐敗網視作與黨無關。在冼岩心中好像貪汙腐敗網是外星來客造成的，與黨的專制獨裁無關。過往還把一黨專極權制度的代表物：國家和政府強加在全國人民頭上，說成是全民的認同、全民的共同體。

請冼岩清醒一些，中國歷朝皇帝制度都沒有發展成如今共產黨這樣完善精緻和運作良好的貪汙腐敗網，他們都不能演變出一個甚麼制衡政制，中共怎麼能做到？

很明顯，冼岩給出的“黨、政與司法「各有一定的獨立性」和「新興權力」的預設，去推出中共現行的權力格局可以演變出非三權分立民主制度又有制衡的中國特有政制”理論，是與中國的歷史經驗和現實相悖的。

歷史資料選自王躍文：《詔書的變遷》

200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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