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6日訊】尊敬的主席、來自各國筆會的女士、先生們：
下午好。
感謝大會給我這個機會，讓我用我和我同胞的語言——中文，作這個特別發言。這是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來自中國大陸的作家，16年來第一次重新回到國際筆會。16年來第一次，在來自全世界的寫作者跟前，試圖表達一個獨立或爭取獨立的、一個自由或渴望自由的中國大陸作家群體，16年來在政治高壓下堅持自由寫作的聲音。
但我來到這裡，不是因為鮮血已經淡去，不是因為政府已經在個人的語言、自由和尊嚴前面順服。不是像法國總統希拉克先生聲稱的那樣，“六四”已經成為歷史。不是。我來到這裡，沒有橄欖枝。更不表示一個自由作家、一個獨立知識分子與他政府之間的和解。
我來到布勒格，代表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長劉曉波先生，向大會表達敬意。尤其對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長期關注、救援我們被羈押的會員，及其他被羈押的中國大陸作家、記者和知識分子表達誠摯的敬意和感謝。
我是為他們而來。為一部分被當局打入另冊的、在政治壓迫和特務統治的恐懼中堅持寫作與表達自由的中國知識分子而來。為至今不被允許發表任何一篇文字、也不被允許出國的劉曉波先生而來。我也為自己而來。在一個屠殺之後的年代，在一個強迫沉默、遺忘真相的，一個受苦不許記錄，殺子不准母親哭的年代，漫長的16 年。我們之所以提起筆，不是記錄福音，而是寫下哀歌。
我們沒有足夠的勇氣和信念，為啟蒙寫作。我們甚至也沒有足夠的左拉式的憤怒，完成對政治專制和思想撒旦的控訴。但我們至少拒絕了犬儒。我們至少抵抗著知識分子的虛無感。我們為什麼而寫作？我們首先為各自的尊嚴寫作。在一個全球化的當代，請諸位看，這是一群多麼卑微的寫作者。他們在接近人類最低的那個起點上開始寫作。這個起點就是一個被損害者的尊嚴。就是活得像一個人，一個自由人。在我的國家，所謂作家，不過就是有能力通過文字、通過寫作使自己活得不像狗的人。
我的一位朋友，從 1979年開始主編一份民間文學刊物《野草》，直到2004年因某期雜志被抄家。他在接受國外文學研究者采訪時，拒絕透露刊物同仁們的真實姓名。他談到一個“以筆名行世”的概念。數十年來，他以筆名和朋友和世人相交。他的真名在肉身的世界中反而不顯。他的真名，幾乎只留在政府頒發的各種證件、各種隱密的檔案中，只留在那些被專制權力轄制的領域。換句話說，當他以真名出現的時候，他不是作家，他只是一個人質。他的筆也不是筆，而是一副鐐銬。
筆名是什麼，筆名就是自我的命名。除了躲避政治危險之外，筆名是卑微者抵抗肉身世界中的屈辱，使自己活在另一個國度的護照。在一個不允許自由寫作的制度下，筆名是他唯一與靈魂同在的名字。對我來說，寫作使我的真實姓名成為另一個名字，一個符號相同但價值迥異的筆名，一個不被我的政府壓迫的、屬靈的名字。對我這位朋友來說，他選擇以另一個名字行在世上，意味著他至少有一部分是高貴的，是未曾屈服在政治權力的壓制下的。是不由這個世界統治的。
就這一部分而言，我和他同在。我們也和你們同在。我們與你們的相似，勝過了我們與我們的統治者的相似。這也是我來到布勒格的原因。我來到這裡，為了那些和我一樣的寫作者尋求理解、幫助和見證。我來到這裡，為了捍衛、表達和贊美我們生命中相似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使我們成為作家。使我們在精神上而不是在肉身上歸屬於另一個共同體。在我眼裡，這個共同體的價值，高於我身處的那個政治共同體。就像上帝之城，高於任何人間的政權。
不錯。寫作。對我和我的朋友們來說，就是一個人質拯救計劃。寫作，就等於尊嚴，等於自由。甚至，幾乎就等於信仰本身。但我們不能自己拯救自己。即使在專制者面前，我們擁有如此驕傲的道義上的勇敢和正義。16年了，56年了，兩千年了，我們自己也不能拯救自己。我們的拯救，最終依靠那個更高的共同體，依靠我們和你們之間稱為作家、稱為知識分子、稱為自由個體的，那個共同的部分。在我看來，這一部分意味著一種普世的價值。意味著自由和想象力的根源。我個人把這一根源稱之為上帝。
但我來到歐洲，來到布勒格，發現我來到的似乎是另一個世界。我來到的的確是另一個世界。一個普遍價值被消解、世俗國家卻被抬高，學院鼎盛但知識分子卻開始消亡、疲軟和失語的世界。在我有限的閱讀中，我看到自由世界充滿了各種零亂的、嬰兒式的、撒嬌的寫作立場。知識分子失去了抵御政治的力量，寫作就在本質上淪為一種消費。寫作中的尊嚴就不過是一種精神世界的日用品。寫作中的批判就不過是靈魂上的維他命。當年曾參與聲援“雷德福斯案件”的法國哲學家朱利安•班達，在他的《知識分子的背叛》中，描述了20世紀以來知識分子的各種“現實主義激情”，這種激情使知識分子們依附在民族國家的話語下，從而背叛了知識分子的理想。
在我看來，這樣的背叛一直在持續。今天，從薩義德到昆德拉。各種貌似後現代的、聲稱拒絕政治的、所謂純粹的、當下的、睿智的、或非普遍的寫作與理論姿態，不過是對自己無力感的辯解，這些辯解對那些身在專制國家的、活在中世紀的寫作者是一種殘忍和遺忘。對普遍價值的拒絕，造成一種貌似獨立的姿態，其實不過使作家們更深的依附在了民族國家的權力話語之下。以往，作家對政治的批判出自一種內在的驕傲。現在，驕傲常常卻被撒嬌替代。
因而，我們看到這樣的局面。一些民主國家的政府正逐漸放棄基於自由價值而對專制政權的批判。它們為世俗的利益放棄了那些被專制政府關押在牢裡的作家、記者、異議分子和演說家。到了2005年，中國的詩人、作家師濤先生，竟還因為披露中共禁止紀念六四的消息而被判刑10年。但某些政治家們為了恢復向中國政府銷售武器，卻說“六四”不過是已經終結的歷史。到了 2005年，北京一位虔誠的基督徒蔡卓華先生，竟還因為印刷《聖經》而遭到審判。但某些政治家卻不吝稱贊中國的人權進步，並把聯合國人權獎頒給獨裁者的兒子。
令人可悲的是，西方世界的知識分子蜷縮在民族國家的共同體之下，面對庸俗的政治立場顯得如此無力。甚至比那些願意在寫作中尋找自由的中國大陸作家們更加無力。因為非普遍的立場必造成普遍的疲軟。百分之百的放棄普世價值的判斷，不過就等於百分之百的擁抱民族國家的政治話語，百分之百的迎合政客的短見。以及——這一點最令我心痛和不可接受，就等於百分之百的否定全世界作家們擁有的那一共同的部分。
作，寫作。寫作還是斯洛文尼亞作家齊澤克先生筆下的“崇高的客體”嗎？寫作還與我們的靈魂有關嗎？還與我們的肉身在政治共同體下遭遇的生存境況有關嗎？基督教大公教會的信條裡曾說，我們相信“聖徒相通”。因為聖徒們擁有相同的價值的來源、屬靈的來源。我們不是聖徒，我們是遠比聖徒更卑微的。因為中國的先哲說，得道的人不說話，沒得道的人才喋喋不休。可我們今天之所以一同坐在這間大廳裡，因為我們依據一個共同的命名——作家，我們擁有共同的見證自由的方式——我們的筆。
但我懷疑，今天自由世界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們，是否還相信在我們共同的命名中，有一個與我們每個人休戚相關的部分，一個比任何共和國都更高尚的部分。是否相信在某種意義上，你們與一位獄中的中國大陸作家屬於同一國度。與最近被判10年監禁的師濤先生，從去年10月被關押至今的趙巖先生，最近被逮捕的陸建華先生，以及張林先生，黃金秋先生，以及據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的不完全統計、目前仍被羈押的50余名因言獲罪的中國作家和記者，屬於同一國度。而不是和你們的政府、我們的政府，和這地上的任何一個政府屬於同一國度？
你們的回答，決定著我對某種普遍立場的不時尚的呼求，在這個大會上到底有沒有意義。來自中國大陸的寫作者，那些為著中世紀一般的自由所受的磨難，包括他們的屈辱和尊嚴，在諸位眼裡有沒有除了磨難之外的意義？
我也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來看待中國大陸作家的狀況和西方知識分子的關系，以及看待國際筆會的宗旨和作為。我們信奉那些在人類的寫作中得以彰顯和保守的基本價值，我們也面對一個全球化的現實語境。這兩點使我將中國大陸作家的受迫害，不是看作一個僅僅中國的或亞洲的景觀。也不是看作共產黨國家與自由世界、或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景觀。我把它看作一個全球化的、一個與歐洲、與這世界上每一個作家都有牽連的景觀。
我常在想，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全球化的標志是什麼？100多年前，法國作家左拉在“雷德福斯案件”中寫下《我控訴》一文，幾乎標志著一個當代知識分子傳統的誕生。今天，一個中國作家在16年後來到這裡。不是為了宣講苦難，宣講自己的苦難。當我提及師濤先生的案件，我最想說的，不是渴望國際筆會和諸位的救援。我最渴望的，是什麼時候才能出現一個全球化時代的“雷德福斯案件”？
我想，這才是全球化時代之於作家的期待。我最想說的，是中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寫作者們，同樣身在這個世界。當他們受迫害的景觀被嵌入到一個全球化的景觀，其實世界並沒有發生想象中那麼大的變化。在這一被嵌入的全球化景觀中，野蠻和專制的罪惡、國家權力的猖狂所占的份量，遠遠超過了當初班達和左拉們身處的法國社會。
我想，在這樣一種景觀中，每個中國作家所受到的迫害，都將使繆斯蒙羞，使這世上的每一支筆蒙羞，甚至也使一個地球遙遠角落的知識分子喪失寫作的尊嚴。但這樣一種景觀也有助於讓我們回到價值分歧的起點。為作家們贏得唯一的機會，呼喚知識分子喪失的力量，將某種普遍和高貴的價值重新擦亮。
基於這樣一種信心，獨立中文筆會呼吁國際筆會在各國世俗政權面前表現出更大的批判勇氣，在幫助專制國家的寫作者獲得自由和尊嚴方面發揮更大的影響。我們呼吁國際筆會有更積極的、更多元的捍衛寫作自由的考慮。這種捍衛並不限於“獄中作家委員會”的工作，而是早在一個作家踏入監獄之前便開始。這種捍衛也不限於單純的寫作，而且指向與寫作相關的思想與信仰的自由，表達和出版的自由。因為在那些國家，監獄是缺乏上述自由導致的一種常態，而不是一種意外。監獄只是寫作不自由的一部分。並容我以一種傲慢的口氣說，那甚至不是最令人絕望的部分。
我們也呼吁一種左拉式的知識分子傳統在全球化時代的復興，呼吁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作家，熱愛你們同行的自由，就像熱愛自由本身。
幾年來，中國對寫作自由的壓迫，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了納粹時代。中國政府在互聯網絡上設置了數千的關鍵詞，對公民的寫作及表達自由進行瓦解和過濾。中國的新聞出版部門對出版物實行最嚴格的事先審查，和最嚴格的配額限制。今年以來甚至史無前例的在一些出版社實行“出版實名制”試點。要求作者提供身份證復印件，禁止使用任何筆名和化名。這是對“以筆名行世”這一捍衛尊嚴的最後方式的摧毀。共產黨的宣傳部門甚至在每天清晨給媒體下達禁止報道的新聞清單。他們在歷史教科書中篡改歷史，隱瞞真相，欺騙孩子。卻用嚴格的出版審查制度、意識形態化的學術體制和赤裸裸的政治威脅，來對付那些敢於挑戰謊言、伸張真相的作者。越來越多的作家、記者、異議人士，也在“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洩露國家機密罪”等罪名下被頻頻構陷。
幾年來，獨立中文筆會在中國大陸艱難的存在。我們不反對中國政府，我們只是堅持用自己的嘴和筆，去捍衛寫作和言論自由。並相信這種捍衛最終有助於改變這個政府。在今天，中國的改革模式帶來了長期的經濟繁榮，但政府的專權和思想的壓迫也使這種模式就快走到盡頭。
幾年來，我們盡力聲援那些被羈押的作家，也得到了各國筆會和國際社會的一些聲援，但作用仍然微乎其微。最近一年以來，幾乎每個月都有我們的會員遭到拘留、逮捕、傳訊或監控。其中也包括會長劉曉波先生和理事余傑先生。在這樣的寫作命運下，你怎能把自己當成作家，你只能把自己當作一個人質。
我在這裡，缺少時間，也缺少勇氣，去一一講述發生在中國自由作家身上的案例。但容許我用不卑不亢的語氣說，在中國，每天都有一個雷德福斯，在呼喚全球化時代的左拉，呼喚全球化時代的索爾仁尼琴和哈維爾。
他們呼喚的，不但是自己的任何一個同胞，也是全世界任何一個被稱之為作家的自由人。
我來到布勒格，希望作為一個作家。其實還是一個人質。但我並沒有來到另一個世界。我來到這裡的原因之一，是我相信我們身在同一個世界。那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國度、榮耀和權柄，都屬於那個更高貴的、使我們在寫作中不枉此生的精神。
謝謝諸位。
2005-6-15
──轉自《獨立中文作家筆會》(//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