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2日訊】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古老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空前偉大的變革時代。它將使專制的中國成為民主化的中國、使農業的中國成為工業化的中國、使宗法制小生產的中國成為社會化大生產的中國。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輝煌、最令人激動的大變革時代。
這一變革已經歷時一個半世紀之多，但變革的目標遠遠沒有達到。今日之中國，仍然處在民主革命的進程中。
在過去一個半世紀的變革中，最令人振奮的是辛亥革命。它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革命，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和二十一世紀前半期的中國 ，都已在或將要在它的旗幟引導下前進。九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又邁進了一個新的世紀。同上世紀初一樣，中國又將迎來一場民主革命的新高潮，這絕不是一種巧合，而是歷史的必然。今天，我們已經處在了這場民主革命新高潮的前夜。
與一百年前滿清王朝的君主專制一樣，今天，中共軍事官僚集團的專制體制已經成為中國歷史進步的最大障礙，成為產生各種社會矛盾的根源。今日之中國，不僅普通民眾不能、也不願照舊生活下去，而軍棍政客們也無法照舊統治下去了。為了延緩其政治生命，為了維護軍事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甚至攫取更大的利益，軍棍政客們只能繼續加強其軍事官僚統治和思想專制。他們以全體中國人民的自由，甚至生命為代價，換取其苟延殘喘，並利用這最後一點時間，貪婪地竊取國庫民財，迅速地積累起巨額的官僚資本。然而，他們愈是專制，愈是掠奪，愈是加劇其軍事官僚機體的腐朽，社會矛盾愈是激化，愈是加快民主革命高潮的到來。
站在新世紀的門檻，迎著民主革命高潮的雄風，新的勇士，挺起胸膛，扯起喉嗓，揚起臂膀，拍起巴掌：向專制開火，為民主加油！
一、對歷史的批判和批判的歷史
歷史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人既利用過去各代遺留下來的生產、生活方式及其意識形態從事新的活動，又在新的活動中對前代遺留的生產、生活方式及其意識形態進行改造。就後者來說，社會在不斷地變革和進步；就前者來說，每一代現實中的人的活動又受到各種各樣的制約。至於變革和受制約的程度，則取決於現實中各民族之間和各民族內部交往的程度，以及整個民族社會文化傳統的特徵。因此，我們要考察今日中國社會，對現實進行徹底地批判，就必須首先考察和批判我們中國的歷史：古代的和近代的。
1、五千年小農經濟和專制政治
到目前為止，五千年中國文明史都是專制主義的歷史。
無論是秦以前的分封制還是秦以後的中央集權制，抑或是分裂時代的割據政權，其政權結構的核心一律都是君主專制式的。它們的本質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古代專制主義的基礎是小農業生產方式，即自然經濟。小農業需要簡單協作，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率的簡單協作形式就是家庭。家庭是自然經濟下最基層的生產、管理和消費組織。為了協調各家庭之間的利益關係，為了各家庭、各地區之間共同抵禦自然災害或外來的入侵，必然產生凌駕於各家庭、最終凌駕於各地區之上的具有絕對權威的中央政權。這個政權完全是按照家庭的結構建立和運作的。因為家庭是專制的，建立在它的基礎上的國家也是專制的。家長是家庭的君主，他掌握著這個家庭的財產及其成員活動的支配權，他的想法就是這個家庭的意識形態。古代中國的國王或皇帝就是這樣一個大家長。「朕即國家」、「國家即朕」，這是中國專制主義的基本特徵。家庭和由許多家庭組成的家族看重的是血緣關係，而國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賴著血緣或變態的血緣關係維繫的。從皇室到大臣、從中央到地方，構成一個龐大的血緣關係網絡。這是古代中國專制主義的又一特徵。
因為幾千年來小農業生產方式沒變，因此中國國家權力結構和功能也沒變。同時，血緣關係網絡又加固了君主專制。只要你讀過中國初級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你就會發現，中國五千年曆史上所變的只是王朝的姓氏和國號以及帝王的年號，不變的是君主專制政體。一部中國古代史，便是一部凝固的君主專制史。
在小農業生產方式和政治專制主義的基礎上，產生了與之相適應的儒家禮教文化。它的本質就是小民的順從和統治者對小民的奴役，用「五四」時期一位新文化運動代表的話說，就是「不犯上作亂」。儒家禮教文化是古代中國人的國教，是中國的天主教和伊斯蘭教。它使君主專制披上了一層神聖的外衣，在它的光環下，君權對全體臣民進行著有效的精神控制。
小農經濟、專制主義和儒家文化三位一體，相互適應，相互作用，這便是中國封建主義社會的全部文明史。這種三位一體的結構是中國封建社會具有持久穩定性的根源，另一方面，它也產生了一種強大的凝聚力，它使中華民族五千年延續不衰、持續統一。中華文化的擴展、輻射，不但融合著周邊各族而形成大中華民族，而且推動著古代亞洲文明的發展而形成大中華文化圈，同時又促進了世界文明的進步。然而，這一偉大成就的取得卻是以犧牲中國人作為人的尊嚴為代價的。在這一文明體制下，中國人只知有昨天而不知有明天，只知有中國而不知有世界，只知有順從而不知有自由，只知有均平而不知有差異，只知有君主而不知有自己……所有中國人都在君主的權力和精神的控制之下，只有「民之主」而沒有「民為主」。另一方面，君主為代表的官僚貴族集團的種種非人道的、獸性的行為卻是天經地義的。
小農業生產方式產生了政治專制主義和儒家奴性文化，而政治專制主義和儒家奴性文化又保護和延續了小農業生產方式，阻礙著自然經濟內部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也就阻礙了中國歷史的進步。政治專制主義和儒家奴性文化是中國落後的根源，是中國一切邪惡的孳生地和遮陽傘。
十六、十七世紀，即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開始活躍，資本主義萌芽出現，民主意識興起。然而，由於皇權為代表的政治專制和思想禁錮的進一步加強，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受到阻礙，發展緩慢，民主意識被遏制。特別是代表野蠻文化的滿清貴族統治中國後，本就很微弱的新的生產關係和民主意識被扼死於萌芽狀態，同時卻將政治專制和思想禁錮發展到極至。正當滿清貴族揮舞著北方民族的馬刀和漢族官僚貴族的權杖、高喊仁義道德，對各民族實行奴隸般專制統治的時候，當他們「天朝上國」的美夢鼾聲大作的時候，中國的農業文明卻遇到了西方工業文明的挑戰。
1840年，這是近代中華民族苦難的開端，也是中華文明再創輝煌的開始。
2、變革，從挨打開始
鴉片戰爭被歷史學家看作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它是中國古代農業文明與西方近代工業文明的第一次撞擊。對於滿清貴族統治下的中國來說，這是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下的被動撞擊。中國被撞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但是，它卻使中華民族從此走上了不可逆轉的變革和復興之路。
撞擊是被動的，變革也是被動的。被動變革的動機是拯救現存腐朽的專制政治制度和早已衰落的傳統文化體系，保護官僚貴族的既得利益。改革者到頭來卻是最大的保守派。這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悲哀。
近代變革的實際行動是以洋務運動為標誌的，它的理論基礎是林則徐、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這個理論的核心是利用西方的先進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保護大清帝國，維護傳統制度和文化，而不具有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含義。《南京條約》簽訂後，滿清貴族們滿足於暫時的苟安，沒人理睬林則徐、魏源的建議。只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將滿清貴族逼得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們才想起「師夷長技」來，於是才有洋務運動。不過，這時的「師夷」不是「制夷」而是鎮壓國內人民的反叛和暴動。洋務運動的代表們是一群出賣民族利益、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封建權貴。他們將林則徐、魏源的理論發展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洋務運動是從創辦軍事工業開始的，它的最大成績是建造了一只據說是當時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洋務運動搞了三十年，最後因由政治腐敗導致甲午戰爭的失敗而破產。清政府以出賣國家利益為代價搞洋務運動，所以，當洋務運動破產之日，也就是民族危機加劇之時。洋務運動不能緩和清朝的統治危機，更不可能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其根本原因在於它拒絕西方的民主思想和近代民主制度。這是中華民族的百年不幸，是近代中國最沉痛的教訓。然而，一百多年來，洋務派的後繼者卻一再重複著這個教訓。
洋務運動對於洋務派及其效忠的官僚貴族集團是一場悲劇，但對於中華民族來說卻悲喜參半。洋務運動在引進技術的同時，也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也同樣不可避免地傳入中國。因此，洋務運動在加強軍事官僚統治的同時，也為其滅亡準備了條件。這是慈禧太后與李鴻章之流沒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但卻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
3、悲壯的維新之路
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康有為、梁啟超等發動和領導的維新變法運動是中國近代民主改革的一次偉大嚐試。
洋務運動在客觀上促成的新的生產方式和民主意識同封建專制主義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新興的資產階級要求衝破封建專制主義的束縛，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道路；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在甲午中日戰爭後加緊了對中國的資本輸出，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民族危機在加劇。民主問題和民族問題互相交織，於是才有了以救亡圖存為核心的、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改革性質的維新變法運動。
作為政治運動，維新變法從1895年春「公車上書」開始到1898年9月戊戌政變結束。維新派以康有為為代表，他們是一群從封建營壘中分化出來，但同時又是具有一定民主民族意識的愛國知識份子。因為他們具有近代民主意識，因而代表了中國的未來；因為他們曾是封建營壘的一員，長期接受封建文化教育，因而他們又代表了中國的過去。他們希望在過去和未來之間、在東方和西方之間為中國尋找出路。他們是愛國的，但他們心中「國」的化身就是滿清朝廷，他們希望通過維新變法革新滿清王朝，並在它的統治下走出民族危機的困境。他們的這種兩面性決定了維新變法運動失敗的必然性。
然而，維新變法的失敗只是一種現象。應該看到，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民主運動的里程碑。譚嗣同等六君子為滿清王朝提前舉行了葬禮，他們又以其鮮紅的熱血揭開了中國民主主義運動的序幕。這一幕是如此地悲壯，以至於一百年後，我們仍能強烈地感受到譚嗣同那一聲吶喊和他的頭顱落地時山崩地裂般的震撼——「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一百多年了，中國仍是如此專制和腐敗！面對先烈的英靈，我們該覺醒了！廢除虛偽民主掩蓋下的專制，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這是二十世紀遺留下的難題，也是二十一世紀初急需解決的迫切問題，這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責無旁貸的。
維新變法後，為了阻擋迅速興起的民主革命潮流，滿清貴族及其所代表的封建士大夫們，也搞起了所謂「新政」，預備實行所謂「立憲」，以期延緩其滅亡。然而，適得其反，「新政」不但激化了本已激化了的社會矛盾，而且為其準備了行刑的工具。這是一條規律，歷史上任何專制政體保護下的「變法」的必然結果是加速專制政體自身的覆亡。當然，不「變法」，專制政體的覆滅會更加迅速。就像商品（或市場）經濟和工業化必然取代小農業生產方式一樣，民主也必然取代專制。小農經濟滋生專制，市場經濟孕育民主。
4、「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二十世紀初，中國進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代。
資產階級革命家鄒容發出了這樣的呼籲：「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辛亥革命的炮火摧毀了滿清王朝的君主專制政體。
我們紀念辛亥革命，我們學習那個時代的民主鬥士，不是因為他們推翻了滿清王朝、衝擊了君主專制政體，而是因為他們站在時代的潮頭，順應歷史發展的要求，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民主、進步、富強去吶喊、去抗爭、去流血犧牲。上兩個世紀之交的歷史造就了新世紀的英雄，而英雄們又創造了新世紀的歷史。我們只要讀一讀《同盟會宣言》、讀一讀《民報》發刊詞、讀一讀《革命軍》、讀一讀《猛回頭》和《警世鐘》，我們就會熱血沸騰，我們就會拍案而起，去完成先輩們未竟的事業。
孫中山是這一時期民主革命的傑出代表和領導人，他將其理論概括為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像火炬一樣，昭示著未來，引領著志士，指導著中國。辛亥革命基本上是成功的，它結束了封建君主專制，建立了中華民國，為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開闢了道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確立了中國未來民主社會的框架。
三民主義是當時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較大的歷史局限性。
第一，它的民族主義是狹隘的大漢族主義，是「反清復明」的新版本。從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出發，當時民族主義的最大的、最迫切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結束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而孫中山卻將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列強身上，宣佈承認列強在中國享有的特權。孫中山沒有抓住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制定切實的革命綱領，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動員廣大人民從事民主革命事業。即使曾經追隨孫中山的革命家，也在辛亥革命後走上了與他分離的道路。
第二，因為民族主義是反對滿洲貴族的統治，這就削弱了反對專制主義這一民主主義革命的核心任務。孫中山將「民族」主義放在「民權」之前，並將兩者看作一種革命的兩個方面。孫中山則以為滿清王朝的結束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完成。袁世凱當上中華民國臨時總統後，孫中山便發表演說，「今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惟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於此。」其實，兩主義一個也沒有達到：滿清退位了，帝國主義列強還變本加厲的蹂躪著中華民族；皇帝的年號取消了，專制政體依然如故，軍閥政客們的專制獨裁更有甚於皇帝小兒。如果我們認真地研究一下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歷史，便會發現，九十年來中國的民主建設幾乎處於停滯狀態。
第三、三民主義的最大缺陷是沒有思想文化革命的內容（有思想但沒有對舊思想的革命），而幾千年儒家奴性文化正是政治專制主義的思想文化基礎。要知道西歐從專制的中世紀向近代民主社會轉化，是以文化領域裡的革命開道的，譬如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曾對腐朽黑暗的專制政治發動過猛烈地攻擊，為民主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由於上述缺憾，三民主義倡導的民生主義也就自然成為空話。因為經濟狀況雖然決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走向，但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政治結構和思想文化制約的。專制體制阻礙和破壞生產力的發展，民主體制為生產力的發展開闢道路。
5、「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
辛亥革命後，中國民主革命三大任務並存：一是反對軍閥專制，建設國內和平民主；二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實現民族獨立；三是清算幾千年封建專制主義文化，實現思想解放。
中國近代思想文化革命的不足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先天缺陷。洋務派提出「中體西用」的口號，以西方的技術和器物維護中國傳統的制度和文化。維新派倡導「興民權」，但他們卻要披著儒家的外衣，其作用不只是讓變法減少阻力，實質上卻起到了拯救儒家文化的作用，後來乾脆喊出「保教」的口號。辛亥革命倡導「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以此作為推翻滿清王朝封建專制統治的旗幟，但它卻沒有觸動封建專制統治的思想文化基礎。關於辛亥革命的思想文化影響，我們今天的教科書稱之為「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看來，中國人在思想上從這場政治革命中所獲得的也不過是一些「觀念」罷了。但是，任何徹底的政治民主革命都必須首先以徹底的思想文化革命為先導。中國近代沒有徹底的思想文化革命，因此直到今天，中國也就沒有真正的民主政治。
新文化運動是近代中國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思想文化革命。它是辛亥革命後中國生產方式和政治結構變革的產物。這是一場遲到的文化革命。它高舉著譚嗣同和鄒容的殷紅的鮮血書寫的「人」字大旗，從武昌起義的炮火硝煙中走來。它以民主、科學、自由、平等為武器，大膽地、猛烈地、毫不妥協地向著幾千年封建專制主義文化——儒家奴性文化開火：「衝決過去歷史之羅網，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它的批判精神和文化創造性成為近代人文主義的精髓。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一個富有理想和希望的時代、一個批判和建設並存的時代、一個需要英雄而創造了英雄的時代。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國內國際形勢的發展，中國的民主革命不得不讓位於民族革命，民主主義不得不讓位於共產主義。於是，新文化運動流產了。
6、「走俄國人的路」
辛亥革命後，滿清小皇帝退位了，北洋軍閥憑藉武力建立起更專制、更黑暗的軍事官僚統治。孫中山聚集一批資產階級職業政治家（或許稱「政客」更恰當一些），開始了與軍閥政客們爭奪「民國」領導權的殊死鬥爭。另一方面，西方列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又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中華民族面臨新的危機。軍閥之間互相攻擊，列強之間互相爭奪，軍閥和列強又相勾結，內戰升級，民不聊生。於是，反對北洋軍閥的「民主革命」與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統一起來了。
這場被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家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革命是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起點的。這場運動的矛頭直接指向北洋軍閥，但是，它卻是以爭取民族的主權和生存為號召的。因此，五四運動在本質上是民族主義的而非民主主義的。這場運動喚起了中華民族的新的覺醒，它將自辛亥革命以來成長起來的民族英雄們匯聚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進行新的鬥爭。
由於西方列強的持續侵略和中國民主革命的一次次失敗，中國的革命者開始懷疑歐美的資產階級民主，不再相信歐美式的資產階級革命道路。於是，俄國十月革命就成了中國革命的激進份子學習的榜樣了。1921年，在共產國際的扶植下，產生了以共產主義為旗幟的中國共產黨。正是新文化運動的那些英雄們成了它的第一批成員。同時，孫中山也在困惑中將目光投向蘇俄。就這樣，「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先進份子的普遍願望。1924年，在共產國際的操作下，誕生了「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的統一戰線」（毛澤東語）。於是，才有了「國民大革命」。大革命以「打倒列強，剷除軍閥」為旗幟，但在實際上卻是辛亥革命後中國的政治新生代與晚清時期成長起來的軍閥政客們爭奪中國主宰權的拚殺。這一時期被中國共產黨的史學家稱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1928年，國民黨奪得了全國政權，共產黨則在此前一年被它踢出「統一戰線」。從1904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到這時，經過長達二十多年的奮鬥，中國的資產階級政黨終於成了中國命運的主宰者。然而，它卻由二十多年前的民主主義革命者蛻變為專制主義獨裁者了。
如果說，在辛亥革命前後十年間，這個政黨是在為中國的民權而鬥爭的話，那麼，其後的行動便是為它的「黨權」而奮鬥。1927年，國民黨建立起與晚清王朝、北洋軍閥政府沒有任何本質差別的一黨專政。它將對內專制獨裁和對外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相結合，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軍事官僚集團謀取最大的利益。黨即國，國屬於黨。「黨國」利益高於一切，而「黨國」的利益就是軍事官僚集團的利益。它的政權自稱為「國民政府」，其實只有「國」而沒有「民」。人民的生存權利幾乎被剝奪殆盡，更何談「民主、自由」！這就是孫中山為之傾注了大半生的號稱「國民」之政黨的統治！據說，它正是繼承了總理兼國父孫中山的事業。
僅僅二十多年，從同盟會到國民黨，從在野黨到執政黨從高舉民權大旗的革命戰士到專制賣國的獨夫民賊。民主主義者蛻變為法西斯主義獨裁者，革命者蛻變為被革命者。中國的革命黨，中國的民主鬥士何以會走到它的反面來？也許這就是歷史。歷史是不以個人的主觀意願行事的，但是人的活動卻能對歷史的走向產生重大的影響。
辛亥革命後的十多年裡，孫中山一方面潛心研究（確切地說是設計）中國民主進程的方案，他將中國民主進程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在實踐上致力於同北洋軍閥進行爭奪國家領導權的政治軍事鬥爭。他認為，只要掌握了國家最高權力，就能按照他的意願改造中國，但他忽略了，權力結構是由歷史形成的現實條件決定的，連他個人的意識、權力和風格也不例外。因此，軍政時期的政治理想與政治軍事鬥爭的現實相結合，加上蘇俄共產主義 「軍黨專政」體制的強烈影響，就形成了孫中山的「以黨建國」、「以黨治國」和「領袖獨裁」的思想。或許，這一思想對於聚集革命力量，推翻舊勢力的統治是有作用的，例如英國歷史上的克倫威爾、法國歷史上的羅伯斯庇爾和拿破侖的獨裁統治，但對於國家的民主進程卻是極具破壞性的。雖然，孫中山主觀上是要通過「領袖獨裁」奪取政權，最終過渡到憲政時期，但是，他的這一思想卻成為野心家實現真正專制獨裁以謀取集團利益的最理想的工具。1927年後的二十多年裡，蔣介石集團不就是打著三民主義的旗號進行獨裁統治，並為其謀取特殊利益的嗎？
在現行的歷史教科書中，從1924——1949年的二十二年，被依次劃分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或國民的革命）、「國共十年對峙」、「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四個階段。這二十五年裡，中國政治鬥爭的主題是爭奪政權和實現民族解放，不管是掌權者還是奪權者，都以建立民主、自由、獨立、富強為藉口，而加強著本集團的專制體制，而真正的民主建設則因此停滯在晚清和辛亥革命時期。
1949年，國民黨失去了在大陸的政權。其實，國民黨的失敗的主要原因不是共產黨力量的強大，而是它自身的獨裁和腐敗。國民黨是被它自己打敗的。1949年，只能標誌著中國近代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而對於政治體制來說，只能是一個獨裁政權取代了另一個獨裁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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