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可能到來的改革中，周小川可能開辟的第三個戰場是：外匯體制改革。這個改革在最近可以推測的尺度是：拓寬人民幣的波動幅度。就在周小川即將接任中央銀行行長的消息剛剛傳開的時候，一年期人民幣不交收遠期匯价發生較大幅度波動。這顯然是市場對周小川新職務做出的反應。不過，這并不是市場慣有的那种非理性波動。而是可以在周小川一貫的觀點中找到根据的。在1997年6月一個講話中，在回答中國應該采取那些對策防止金融風暴的時候，周小川明确提到：“防止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運作給人以盯住美元的印象，可适時擴大匯率波動范圍”。在中國國內一片慶幸，紛紛認為是因為人民幣沒有放開才使中國得以幸免時，周小川的這個講話不僅相當大膽，也相當進取。在亞洲金融風暴一片風聲鶴唳之時，周小川在這樣一個敏感的問題上做如此敏感的發言，是很需要一點勇气的。的确，如一些接触過他的人所描繪的那樣，周小川具有相當坦率的個人作風。不過，除了勇气之外，最為重要的是，周小川的這种態度，符合他對這個問題的一貫立場。
在外匯問題上，周小川似乎有一种信念。他曾扼要但卻非常准确談論過這個信念：貨幣自由則优，不自由則劣，貨幣不自由表明當局信心不足。這是我們看到過的周在貨幣自由兌換方面最為明确的表態。不過，曾經親眼目睹過金融風暴所卷起的惊濤駭浪的周小川，深知匯率問題對中國的特殊敏感性。在同一個問題上，他也曾不無困惑的問道：“人民幣完全可兌換好不好，資本市場完全對外開放好不好？對此不能輕易下結論。”這多少有點自問自答的味道。這种發問方式體現了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某种兩難和猶豫。不過最終（但卻十分艱難），他好像還是說服了自己：“信心与貨幣可兌換程度有密切關系，從經常項目可兌換到資本項目可兌換，對提高信心有積極作用”。但一個旁觀者的眼光看，投資市場（當然包括國際外匯市場）的經驗表明，投資者對貨幣的信心從來就是難以捉摸的。它与貨幣可兌換性之間的聯系，起碼不像邏輯上來得那么清楚。量子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基金等對沖基金惊險的投机歷史表明，這個市場上人性因素所造成的波動，相當駭人听聞。索羅斯就曾經透過他二流哲學家的眼光，以艱澀的語言描述過這個市場复雜性。在我們看來，這個市場“晦澀難懂”的程度遠遠超過索羅斯的語言。
縱然有這些困惑，但我們還是相信，以周小川對“适時”的理解，在不遠的將來，人民幣擴大波動范圍的時机正在到來。注意，周小川先生在1997年年底，中國外匯儲備剛剛1000億美元的時候就已經表示：“我國補充儲備不足的目標已經實現，可不刻意追求外匯儲備的增長”。而截至2002年9月底，這個數字已經達到2600億美元。顯然，現在——周小川就任央行行長的時候，已經是“适時”的時机。調整匯率波動范圍，不僅在他的職權范圍之內，也同時關系到他是否能夠很好地履行另外一項更為重要的職責。因為不斷膨脹的外匯占款所引發的基礎貨幣的大量投放，將直接增加基礎貨幣的管理難度。而這，將与周小川作為央行行長的法定職責發生沖突。因此，我們判斷，如果周小川的思路在這几年沒有發生不為人知的重大變化的話，那么可以預期，在人民幣可兌換性問題上，周小川將有所作為。
對改革的改革
在完成了對周小川時代中國金融改革——不算短但顯然非常不完備的描述之后，我們還要做一個“不太專業”的總結。
我們要特別提示：實際上，無論是中國證券市場還是中國銀行體系所潛伏的巨大風險，都來源于一种我們所稱的“體制性風險”（或許還有比這更恰當的表述）。這种風險超過在金融市場為大家所熟知的“系統性風險”，更遠遠超過由于個別制度缺失而發生在個別領域的所謂“道德風險”。這种風險不僅體現在金融領域，而且“暴露”于轉型期中國的几乎所有領域。它無所不在，但又超過任何一個專業術語所能把握的范圍。那么，什么是“體制性風險”呢？簡單說，它是由文化及政治雙重敗坏所導致的，蔓延于所有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普遍失范狀態。一句話，它是一种价值體系被全面顛覆的狀態。在這种狀態中，個人、組織的行為几乎完全失去了可預測性。在中國的經濟領域中，這种風險經常體現為制度的缺失，和技術的單調。但實際上，這只是一种假象。就像在中國證券市場中以及其他領域中所體現的那樣，我們防范風險的制度和技術不可謂不多，但人們怎樣理解和怎樣使用這些制度和技術，卻可能導致非常不一樣的風險控制后果。
公平地說，這种風險是每一個轉型國家都會遇到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在中國的特殊性卻在于：中國的政治精英及文化精英們根本就沒有意愿去建立一套全新的价值體系，他們任憑一种經濟上的市儈主義沖動主宰自己的理想，并由此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極其惡劣的示范。所謂轉型，首先是而且最終也是价值體系的轉型。于是，价值體系的轉型是所有轉型最核心的意義所在。在這一點上，我們与那些唯經濟甚至固執到唯增長主義的信徒，有著根本的分歧，抑或，截然相反。在他們看來，那些發生在（或者僅僅是表現為）經濟領域的風險，可以通過專業工具甚至可笑的數學公式加以發現、控制、緩解、直至消除。這鐘傾向，在中國一些愚蠢的經濟學家那里表現得格外突出。但事實上，這只是一种荒謬絕倫的錯覺。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以坏帳為例，當所有的人都有足夠的道義上的理由欠帳不還的時候，銀行風險實際上已經無所不在了。一個很黑色的笑話嘲諷了中國的這种現狀：現在，連鄉下的老農民都知道獲得貸款是一條致富的捷徑。當然，老農民是絕少有這种机會的。而這种現狀，恰恰是中國沒有任何精神目標的轉型所導致的。換句話說，這是我們前面20年改革的一個“重要成果”。在這個意義上，改革的敵人正是“改革”本身。這是許多人都不能接受的事實，但它的确是中國下一階段改革（如果有的話）的一個基本歷史背景。
從這個背景出發，我們發現周小川（包括其他的改革者）都已經具備了悲劇時代中悲劇人物的一些基本要素。但無論如何，我們要為他祈禱。
新一代財經首長（下）
溫家寶：技術官僚的體制困境与突圍
2003年3月，人民大會堂，朱鎔基以他的招牌姿勢，兩手抱拳高舉，向中國人揮手作別。回答他的，是代表們長時間的掌聲。對于朱鎔基，這种掌聲顯然不僅僅是儀式性的。
作為經濟首長，朱鎔基在任內所取得的成就，也許還要很多年才能夠得到比較完整和客觀的評价，但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朱鎔基無疑已經將自己獨特的個人魅力深深地刻在了中國人的記憶中。在1949年之后的中國歷史中，恐怕再也沒有人能夠像朱鎔基那樣，令人記憶深刻了。對于這樣一個具有英雄色彩的歷史人物，人們報之以“英雄崇拜”般的熱烈回響是相當容易理解的。其中半是仰慕，半是惋惜。
然而，歷史的舞台從來就不會謝幕。就在朱鎔基轉身离去之際，另一位人物開始登場。他，就是溫家寶。
人們注意到，朱鎔基在他的最后一份政府工作報告中，對財經部分讀得非常仔細，但對外交等其他問題則一筆代過。有人由此解讀說，這是因為朱鎔基對這些問題不感興趣。這其實多少是出于對中國近年政治發展的一种誤解。實際上，在朱鎔基任總理以來，中國國務院雖然在名義上還擔負包括外交、國防等諸多法定職責，但已經越來越趨向于成為一個純粹的經濟內閣。中國國務院的這种功能演變，甚至早在90年代初朱鎔基實際負責國務院工作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這一方面出于朱鎔基的個人特長，另一方面也肯定是出于他的政治智慧。無疑，這种經濟內閣的特色將在溫家寶的任期內得以延續。這一點，我們已經從溫家寶的內閣人選中看到。与朱鎔基時期相比，溫家寶的內閣似乎具有更加明顯的技術官僚特點，意識形態色彩進一步淡化。這大概因應了中國領導層對國內經濟形勢的基本估計。在他們看來，中國市場經濟的體制框架，在上一個階段已經基本搭建完畢，剩下的只是一些技術性的調整和修補。中共新任總書記胡錦濤先生“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新口號，表達的大概就是這樣一种執政取向。在這個很能體現胡錦濤內斂個性的口號中，一些諸如“改革”之類的宏大字眼已經消失，剩下的，只有埋頭拉車的專注和務實恬淡的平常。這似乎是刻意要宣布，我們應該進入一個無英雄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我們將可能不再擁有激情和理想，但卻會擁有健康和富足的生活。中國領導人對時代的這种認識，也反映在新一屆國務院的机构設置上。人們觀察到，在新一屆國務院机构設置中，曾經呼風喚雨的國家體改委在萎靡多年之后終于悄然隱退于歷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這個新机构的名稱上，雖然還象征性的飄揚著“改革”的旗幟，但改革和發展的秩序已經調轉：發展在前，改革在后。這當然不僅僅是先后秩序的重新組合，更是在顯示一种時代精神的轉型。顯然，無論是在中國領導人還是在許多外部觀察家眼中，需要借助個人意志及魄力進行體制突破的時代已經過去，對于后繼者來說，更多的工作應該是：在既有的體制框架內，平衡和協調各方利益，推動體制的進一步完善。溫家寶的個人性格似乎正好回應了這种時代要求。
年輕的四朝元老
与朱鎔基張揚直率的個性不同，人們看到的溫家寶似乎總是站在其他領導人的旁邊或者身后，充當著配角。無論是在1998年抗洪的堤壩上，還是在那些更讓人記憶深刻的歷史鏡頭中，溫家寶總是在最危險的時候默默守候在主角們的身邊。忠誠、敦厚几乎已經成為溫家寶標准的公眾形象。但清楚的是，這些性格特點還遠遠不足以解釋溫家寶惊人的政治生存能力。作為中國的總理，溫家寶可能是一個新人，但作為一個重量級的政治人物，溫家寶早就是一位政壇老將了。實際上，早在1986年，溫家寶就已經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這個時候，溫家寶剛剛44歲。在中國，44歲的中央辦公廳主任，無論是在以前還是在現在，都應該是一個紀錄。如此年輕即擔任要職，沒有運气不行，但光有運气恐怕也不行。有人曾經用不可思議的語气這樣描述過溫家寶：溫敬業盡職達到了無可挑剔的程度，是一位零缺點的人。就性格特點而言，溫家寶無疑更加符合中國政治文化中極其苛刻的錄用標准，而他的前任朱鎔基則更像是這种體制中的一個异數。從1986年胡耀邦時期算起，在將近17的時間中，溫家寶已經与四位中共總書記共過事。期間跌宕起伏，亂云飛渡，溫家寶都一一化險為夷并頑強地生存下來。可謂一位“年輕”的四朝元老。這不能不說明，除了忠厚的本性之外，溫家寶确實具有某种不為人知的過人本領。這种本領大概就是一些人指出的所謂“協調和平衡”能力。這种不容易在公共媒體上暴露出來，但卻經常在幕后發揮重要作用的能力，可能正是溫家寶的政治秘訣。當然，作為一個總理，溫家寶肯定還具備与這個位置相稱的領袖气質。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佐利克見證了溫的這种气質。在兩度与溫家寶會面后，佐利克說，“溫家寶有能力理解具體問題的細節，同時也能夠從大局著眼，考慮到更廣泛的戰略利益，這正是人們期待一國總理應該做到的。”顯然，佐利克對溫作為一國總理的能力表達了充分的信心。如果我們沒有記錯的話，溫的前任朱鎔基，也對溫家寶表達過類似的稱許。在所有這些稱贊中，“統攬全局”可能是對溫家寶領袖潛質最恰當的描述。同樣的稱贊，來自朱鎔基的無疑要真實和重要得多。不難推斷，可能正是朱的這种評价和鼎力推荐，溫家寶才在進入權力最高層將近20年之后，最終登臨絕頂，一覽眾山。朱鎔基的人所共知的個性決定了，朱對溫的極力舉荐，肯定不止是出于對下屬忠誠行為的回報，更是對溫家寶領袖气質和能力的一种肯定。這也有助于解釋，溫家寶為什么是朱內閣中分管部門最多的副總理。不僅如此，自從1998年開始，溫家寶就一直擔任中央金工委書記。而金融，正是朱鎔基最為關注的領域。朱對溫家寶的信任和倚重由此可見一斑。這暗示了，溫家寶早就已經是總理這個位置最重要的競爭者，而且，他已經為此熱身了很多年。從1985擔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開始，溫家寶雖然已經在中國的權力核心游走了將近20年，但只是在1998年之后才真正成為主管經濟的首長。1998年，不僅是朱鎔基內閣正式誕生的一年，也是中國經濟政策值得記錄的一年。在這一年，中國經濟政策發生了許多重要的轉變。可以想見，溫家寶是1998年之后中國一系列經濟政策最重要的決策者之一。這為溫家寶內閣与朱鎔基內閣在經濟政策方面的延續性埋下了伏筆。這种延續性表現在溫家寶對前任的贊揚中。在擔任總理后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說，“上屆政府在朱鎔基總理的領導下，忠實地履行職責，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人民是滿意的。我們現在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前任的基礎上開始的。”以溫家寶謹慎、平和的性格，我們有理由相信，延續性將是溫家寶經濟政策的主要特色。不過， 溫家寶也以非常禮貌的方式暗示了一些可能出現的政策變化。他接著說，“……但是擺在我們面前還有許多困難和問題，還要我們繼續進行開創性的工作”。顯然，溫家寶已經意識到在他任期內將要面臨的一些特殊困難。那么，在溫家寶眼中，究竟什么是“困難和問題”，又要進行那些“開創性的工作”呢？
溫家寶的三農之懮：農村問題還是城市問題
在中國的經濟奇跡中，地區差距尤其是城鄉差距，一直是一組尖銳的不和諧音符。對于一個擁有世界上數量最龐大農業人口的國家，沒有人指望中國能夠一夜之間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中國農民不僅沒有同步分享中國經濟成長的成果，其生存狀況反而進一步惡化，卻可能是許多人始料不及的。這种情況近年來被人以典型的中國修辭方式概括為“三農問題”，而更形象的說法則是：農村真窮 農民真苦 農業真危險。作為在朱鎔基內閣中已經有5年分管農業經歷的副總理，溫家寶對這個問題肯定已經相當熟悉。所以在以總理身份舉行的第一個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第一個談到了農業問題。這個順序顯示，在溫家寶那里，農民問題已經上升為中國改革中的首要問題，其中緊迫性可想而知。雖然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沒有詳細提到他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具體辦法，但在另外一個場合，他提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一些獨特設想。在參加湖北代表團的座談時，溫家寶將中國農村問題歸納為所謂“黃宗羲定律”。他解釋說，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減少農民稅賦的政策，比如，像唐朝時的“兩稅法”、明朝時的“一條鞭法”、清代時的“攤丁入畝”等等。但結果卻是“每次稅費改革后，由于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局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后會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明清時期的思想家黃宗羲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所謂‘黃宗羲定律’”。無疑，溫家寶已經將中國農民問題歸咎為“農民負擔”問題。最近几年在中國農村廣泛展開的“農村稅費改革”可能正是來源于溫家寶的這种判斷。雖然溫家寶看到了這种改革的艱難性，但他還是堅持認為中國共產党人一定能夠走出“黃宗羲怪圈”。而在他看來，走出這個怪圈的首要方法就是，裁減鄉鎮政府的冗員。与許多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藥方相比，裁減冗員的方案雖然已經算不得十分新穎，但從一個政府領導人口中說出，則好像還是第一次。中國改革20年以來，政治改革的滯后一直廣遭詬病。這不僅表現在政治運作程序上，也突出表現在各級政府人員的不斷膨脹中。溫家寶是否要將農村基層政府的改革作為轉變中國經濟改革模式的一個新的試驗，并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一种全新的動力，是未來一段時間值得密切觀察的一個動向。一條不太為人關注的消息印證了這個趨勢。在不久前的一篇報道中，中國農業部的官員證實，他們正在考慮這樣一個計划：在7年的時間中，用農民自治机构取代現有的鄉鎮政府。如果這個計划得以廣泛實施，這將是一個相當激進的改革方案。因為這將牽涉到中國4万多個鄉鎮政府的机构改革，大約350万（如果包括教師和离退休人員，這個數字將立即擴大到1200多万）鄉鎮工作人員的切身利益。無論從其實質還是從牽涉的人口規模來看，這項改革都將是非常具有指標性的。實際上，溫家寶也間接地證實了農村下一階段改革的本質含義。他說，“……農村稅費改革的實質，是要改革農村不适應生產力發展的上層建筑的某些環節”。相信，熟悉中國政治術語的人，都能了解到其中的清晰信號。雖然溫家寶的用語相當克制和有分寸，但其中与以往任何一次農村改革完全不同的指向已經呼之欲出。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与表面溫和形象不太相同的溫家寶。這大概就是那個被外界觀察家評論為“綿里藏針”的溫家寶。這与朱鎔基的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坦率說，朱鎔基雖然被習慣于“英雄崇拜”的中國人賦予了完美的改革形象，但他實際上仍然是善于解決短期問題的行政能手（盡管這已經相當了不起）。換句話說，他只是利用了現有體制能夠賦予他的資源來達成目標。經常的情況可能是，由于他的個人魅力，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現有體制所給予的資源，這是一般領導人很難做到的。而溫家寶似乎已經顯示出了開辟新的體制資源（或者動力）的走向。甫一上任，溫家寶就展現出了自己性格的另外一面，并非是刻意要表現自己不太為公眾所知的“堅定和魄力”，更有可能是因為問題的緊迫性所致。另外一個至關重要但卻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原因則是，朱鎔基已經將現有體制的資源開掘到了極至。我們很難揣測，溫家寶究竟想在這個方向上走多遠，但“溫氏改革”面臨著的棘手難題卻是顯而易見的。
正如溫家寶所看到的那樣，“黃宗羲定律”之所以成為定律，乃是因為他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反复出現的現象。農民問題的周期性的爆發，一直是威脅中國社會穩定的極大隱患。雖然當代中國在很多方面已經具有了工業社會的顯著特征，有些城市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已經進入了“后現代”，但就農村人口占全體人口的比例來看，中國仍然具有濃厚的農業社會特征。這就是說，當今中國還遠遠沒有擺脫“黃宗羲定律”的威脅。相反，由于掌握話語權力的精英階層全部集中在城市，農村問題很容易從主流意識的視野中消失。在這一點上，溫家寶的懮慮無疑是相當具有穿透力的。然而，將當今中國農民的負擔問題僅僅歸結為“鄉鎮冗員過多”，卻是非常有疑問的。起碼我們看到，在中國歷史上的許多時期，鄉鎮一級政府如果不是沒有，也是相當精簡的。但也就是在這些時期，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還是顯著惡化了，黃宗羲定律還是照樣發作不誤。這其實說明，在中國歷史上，“黃宗羲定律”与鄉鎮一級政權之間并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很顯然，農民問題的惡化還有非常丰富的體制性因素。我們必須將它置于更加宏觀的背景上加以考察。退一步說，即便我們承認，1949年之后，鄉鎮政權在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膨脹是當下中國農民負擔沉重的主要原因，那么接下來的第一個問題就應該是，究竟是什么導致了這种情況？實際上，中國現在基層政權的膨脹与國家功能的膨脹密不可分。在中國歷史上，在將國家權力滲透到鄉鎮一級的努力中，中國共產党是最為成功的一個。但也正是在這种成功控制的背后，政府功能極大膨脹了。几乎所有上級政府机關，在鄉鎮一級都能找到對口部門。由此我們可以發現，鄉鎮一級政府人員的膨脹并不是孤立的，它不過是整個國家權力膨脹在鄉鎮一級的表現。由于鄉鎮政府是整個國家權力結构的最底層，人們就很容易將農民負擔与基層政權聯系起來。基層干部在主流媒體中的漫畫形象，使人們更容易將農民的困苦与鄉鎮基層干部的惡行聯系起來。在媒體上，這經常會被膚淺地描述為：上面的政策是好的，關鍵是基層執行得不好。這与真實的情況相去甚遠。如果說1949年之前，中國農民遭受的是國家權力与“中間人”（無法官僚化的鄉紳階層）的雙重剝奪的話，那么在這之后直到今天，中國農民則完全是在遭受國家權力的剝奪。而鄉鎮基層政府不過是這种國家剝奪在直接面對農民時的代理人。所以，在整個國家功能沒有得到極大縮減之前，僅僅在鄉鎮一級裁撤冗員恐怕并不容易做到。即使一時奏效，也難免日后會大幅反彈。溫家寶似乎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症結所在，在談到政府机构改革的時候，他說，“關鍵在政府職能的轉變，成敗与否在此一舉”。沒有領會錯的話，所謂“成敗与否在此一舉”，是溫家寶在向他的听眾暗示這個問題的難度。這种難度已經為一些最新研究所證實。這些研究表明，農村稅費改革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遇到了極大障礙。在許多實施稅費改革的地方，鄉鎮政府功能与相應的鄉鎮財政收入之間的關系已經變得空前緊張。在這种兩難之中，在鄉鎮一級放棄大部分（非公共產品）政府職能可能就是必然的選擇。非但如此，在義務教育、衛生以及社會保障等諸多方面，中央及地方政府應該將更多的公共財政資源轉移到農民身上（溫家寶似乎正在利用目前的SARS危机推進這項計划）。這不過是將農民應該得到但以往很多年卻被城市不公平占有的資源重新還給農民而已。在這個意義上，當今中國農民所遭受的剝奪其實是以城市為象征物的國家權力的剝奪。所謂農民負擔實際上是城市与農村在社會財富的不公平分配的一個后果。在城市与農村的分配博弈中，城市以其國家權力占有壓倒性优勢。在這种格局中，中國農民的困苦實在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結果。所以，除了讓農民盡可能多、盡可能快地成為城市人的城市化道路之外，要想真正減輕農民負擔，就只有在更高的層面上從限制政府中的城市特權開始。顯然，這不可能僅僅在鄉鎮政府這個層面上得到解決，也不可能僅僅在農村范圍內得到根本解決。這是一個更大范圍內的博弈。換句話說，農民和農村不能只作為城市行政體系政策輸出的被動接受者，也必須成為政策輸入的影響者。在同樣的向度上，我們可以得出另外一個結論，在中國，農村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城市問題，是城市權力在剝奪鄉村50多年之后如何停止這种剝奪的問題，是中國城市如何以更加公平的態度接納農民的問題，是城市如何加快自身改革以提高接納能力的問題。非常清楚，當今中國農村的凋敝与中國城市改革滯后有著莫大的相關性。如果這個結論正确，我們就會發現，溫家寶的農村改革雖然已經走在正确的軌道上，但卻可能遇到比朱鎔基時期大得多的體制難題。這与那些樂觀者的判斷恰好相反。這對于被外界普遍視為技術官僚色彩濃厚的溫家寶來說，可能意味著巨大的挑戰。當然，人的潛力總是在困境中被激發出來的，在苛刻的約束條件下，我們或許會看到另外一個溫家寶。不過，在溫家寶馬上就要展開的任期中，我們將會看到，這并不是溫家寶面臨的唯一的艱難挑戰。
面對失業与貧困
在即將成為總理之前，溫家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亮相，是2003年大年三十在遼宁阜新市的井下。鏡頭中，溫家寶与一群煤礦工人一起吃餃子。顯然，這是一個經過刻意選擇的時間和地點。
雖然中國領導人噓寒問暖的鏡頭，人們已經屢見不鮮。但作為新一代領導人，溫家寶的這次亮相，顯然具有新的政策思路的宣示意義。其中几個結构性元素：礦工（代表工人）、720米的井下（代表最底層）、阜新（代表中國失業最嚴重的地區），溫家寶（代表新一代領導人），构成了一個即將發生的故事的大致輪廓。簡單解讀一下就是，新一代領導人將要下決心努力解決失業以及失業帶來的城市貧困問題。据官方媒體報道，在井下，溫家寶曾經對礦工們說到：“我一直想和煤礦工人一起在井下過一個中國新年，今天，這個愿望終于實現了。老工業基地、老礦區的職工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党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一個國家領導人，下一次礦井竟然會這么難，這多少有些讓人匪夷所思。這可能會被一些人解讀為做秀。但我們的理解則是，溫家寶雖然一直關注失業以及城市貧困問題，但礙于自己分管的領域，在以前并不方便表達他的這种關注。而作為全面主管經濟事務的總理，在自己的議事日程中，他現在終于可以將這些問題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了。所謂“這個愿望終于實現了”，表達的或許就是這樣一層含蓄的意義。這個細節充分體現了溫家寶恪守職務分際的本分和忠厚個性。難怪有未經證實的報道說，在井下，溫家寶甚至發出“我們脫离人民太久了”的慨嘆。不過，不管這种傳聞是不是為了有意勾起人們的某种歷史回憶而故意編造的，溫家寶對下層疾苦的關注肯定是發自內心的。而且，他也确實已經將這個問題放在了相當重要的位置上。在這里，我們的确感到了溫家寶那种悲天憫人的情怀，以及對民生疾苦的細膩感受。這當然不僅僅是因為他平民家庭的出身背景。在作為總理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曾經說道，“……全國2500個縣，我跑了1800個。這使我更深地了解了國情和人民的狀況，我深知人民的期待，我絕不辜負人民的期望。”勤跑基層，雖然是華人政治文化中體現政治領袖親民、愛民的一种傳統方式，但肯定增加了溫家寶對中國下層生活的真實感受，并由此讓溫家寶与中國普通百姓保持某种在感情和精神上的聯系。顯然，這有助于溫家寶把握中國民間社會的真正脈動。
与農村問題相比，失業及城市貧困問題可以說是一個比較新的問題。雖然早在90年代中期就有人不斷提醒人們關注這個問題，但只是到最近，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才引起中國精英分子的認真對待。于是就有了要將“增長优先”轉變為“就業优先”的呼聲。鑒于失業与城市貧困階級的問題發生在中國城市中，具有相當的政治敏感性，溫家寶將此列入其施政中一個重大問題加以對待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就在不久之前，有關當局還對中國的失業數据模糊其詞，采取鴕鳥政策。兩相對照，溫家寶對這個問題的嚴肅和認真態度的确讓人感到欣慰。這至少證明，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已經開始具有強烈的緊迫感。
雖然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將這個問題列為他要解決的第三個難題，但征諸溫家寶的各种公開言論，我們還沒有發現他談到過解決這個問題的操作性方案。他只是籠統提到，要多渠道增加就業、大力發展服務業、努力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等等。或許，我們不能苛求在一個擁有巨量過剩勞動力的國家中，中國領導人能夠迅速拿出一套辦法來緩解失業問題，但中國的就業問題的确非常緊迫。如果考慮到越來越嚴重的失業發生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中，我們就不得不對失業問題所具有的潛在爆炸性表示高度的關注。今年一季度，當中國經濟9.9％的增長速度引起人們的一片歡呼之時，人們對同樣攀升著的失業率數字卻絲毫提不起興趣，這不能不讓人對中國主流輿論的麻木和無知感到擔心。一些經濟學家以他們慣常的昏庸，大膽地安慰我們的人民及其領導者：中國經濟仍然能夠高速增長20年。但這畢竟只是預測——一种非常讓人生疑的預測。這類戴著經濟學面具但實質卻与幼稚預測無异的夢話，几乎從來就沒有准确過。以降低我們的智商為代价，其效果充其量是讓我們變得稍微快樂一點。而這种快樂只會讓我們對可能發生的災難掉以輕心。如果哪一天中國馬力十足但卻高度緊繃的GDP机器突然減速（這是遲早要發生的），失業問題就可能會讓中國措手不及。實際上，中國的失業問題在近年已經出現了令人擔懮的發展趨勢，從國有企業的工人逐步蔓延到潛在的精英階層。一些反映大學生就業困難的報道以懮郁的筆調描寫了這种現狀：中國大學畢業生的艱難時代。在這些報道中，充斥著中國年輕大學生對社會和未來的困惑。有數据顯示，在1999年中國大學擴招后的第一批畢業生中，將有50％找不到工作。這意味著，他們一踏上社會，就開始面臨危机。這种人生挫折，是中國歷史上最近几次革命中的青年學生同樣面對過的。從這种歷史記憶出發，中國最近不斷增多的青年學生的失業就可能具有特別的意義。尤其是，當中國農村還有以億計的潛在失業大軍的時候，對中國失業問題的任何悲觀估計可能都不過分。如果失業問題在一定時期內的确是中國人口資源的約束使然，那么增加社會保障以維護貧困階級的基本生活尊嚴，可能就是一個必須馬上著力的工作。最近几年，財政用于社會保障的資金飛速增長，這經常被一些官員用來標榜自己的成績。但清楚的是，這個飛速增長僅僅是在極低的基數上取得的，其起到的保障效果恐怕只能是杯水車薪。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中國愈演愈烈的城市貧困与社會財富的分配机制也有密切關系。對于任何一個有基本判斷力的政府來說，劇烈的貧富懸殊都不是自然而然的，其背后必定隱藏著某种不道德的机制。而在中國，權力階級的非法攫取就是這個机制的本質。勿庸置疑，這不是經濟體制本身可以自動矯治的，更不是快速的經濟增長可以永遠掩蓋的。我們相信，如果溫家寶沿著這樣一個思路來理解中國的貧困問題，他同樣會遇到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體制性陷阱。
無論如何，在未來的一些年中，中國的失業和城市貧困問題將是一幅令人沮喪的灰暗圖畫，溫家寶能夠讓它變得更加溫暖一些嗎？
從SARS中突圍？
就當溫家寶在人民大會堂以懮慮的表情召開他的第一個記者招待會的時候，在中國的另一端廣東，一只不祥的蝴蝶已經開始鼓動它的翅膀。這雙翅膀即將在京城掀起的颶風，馬上就要將溫家寶們陷入一場巨大的危机之中。不幸的是，此時此刻的溫家寶對此几乎渾然不知。比起那些棘手但顯然比較清晰的執政難題來，“從天而降”的SARS多少具有一些“陰謀”的意味。抑或，它對我們興致勃勃的時代誤解是一個有意的諷刺？
從某种特殊的角度觀察，歷史的确充滿著神秘的宿命色彩。從1988年開始，中國每一屆內閣成立的當年都會發生一兩起引發全局振蕩的危机事件。1988年是物价闖關所引起的全國性搶購，繼而在1989年掀起政治巨浪；1993年是房地產狂熱所引發的全局性金融危机；1998年，朱鎔基內閣正式亮相的當年，是水深火熱的亞洲金融風暴和1949年以來最大的洪災。2003年3月，輪到席不暇暖的溫家寶內閣的則是SARS，一場典型的公共衛生災難。就像刻意要為每一屆內閣安排一次資格考試一樣，每隔5年，中國的政府領導人總要面對一次令人措手不及的危机。對于那些早已經條件反射式的習慣了用GDP眼光看一切問題的中國人來說，當2003年3月SARS剛剛在北京城露頭的時候，恐怕誰也不會想到，這個不起眼的病毒會在轉瞬間將一個全新的盛世帶入一片古老的恐慌之中。不過，社會危机從來就是為政治領導人准備的最佳舞台。借著這個舞台，政治領導人不僅可以展現他們的個人魅力，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可以趁熱打鐵，加速推進他們的改革計划。當然，結果也可能恰好相反。在這個意義上，SARS危机實際上為中國的新任領導人提供了一次誘人但卻十分危險的机遇。不管愿不愿意，溫家寶都已經被推到了這個舞台的中心。
人們注意到，在SARS正式成為中國的社會危机以來，溫家寶是中國領導人中曝光最為頻繁的一位。据我們粗略統計，從4月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第一次公開談論SARS以來，溫家寶在各种場合就SARS所發表的講話已經達到15次左右。雖然這是溫家寶作為國務院總理的職責所系，但如此高密度的講話和考察活動，足以體現溫家寶在這個問題上的進取姿態。實際上，一則公開的消息已經將溫家寶在SARS問題上与眾不同的進取姿態暴露無遺。4月26日中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他的講話中不尋常地提到，“面對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嚴峻形勢，……我們要充分肯定和支持國務院的工作……對國務院及各地政府的工作要給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這里面包含的信息雖然十分丰富和复雜，但有一點卻是异常清晰的，那就是在SARS問題的處理上，溫家寶所領導的國務院一直是現行體制架构中最為活躍和主動的因素。作為一個老練的政治領導人，在SARS問題上采取一反常態的透明化和主動出擊的策略，溫家寶不會不知道其中所隱藏的風險。而如此高的一線曝光頻率，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更是特別需要避諱的。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政治領導人應該遵循的潛規則是老成持重，謹言慎行。任何僭越這一規則的行為都可能引發誅心之論，將自己置于十分脆弱甚至危險的境地。但形勢所迫，溫家寶恐怕也很難有更好的選擇。這种情況，正應驗了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剛剛引用過的那句林則徐的詩，“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溫家寶當時可能沒有想到，他必須這么快就開始履踐這個諾言。
溫家寶及其同仁在SARS問題上看似突然的透明化轉變，并不是無跡可尋的。在作為總理召開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當溫家寶被問到中國的政治改革問題時，他用毫無新意的語言回答了這個敏感的問題。很明顯，溫家寶想將政治體制改革——這個含義丰富的命題，局限在行政體制改革的范圍內 。這一方面是為了避免引發爭議，另一方面也可能符合溫家寶作為技術官僚的本性。在中國這一批几乎全部都是理工科出身的新一代領導人的眼中，那些宏大但卻很難把握的方案，并不具備現實的操作性。他們往往更善于將一些大得令人畏懼的計划分解為小的可以操作的具體目標，一個個去突破。溫家寶這种將政治體制改革簡化成行政體制改革的方式，很難滿足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的胃口，自然也就吸引不了人們的注意力。但回過頭來，結合溫家寶在SARS事件中的表現，我們發現，溫家寶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并非完全是虛与委蛇的應付。在那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曾經說到，“政府要自覺接受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接受政協的民主監督，接受群眾和輿論的監督”。這雖然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調門，但卻是一個從來不曾實現過的目標。而溫家寶以如此迅速的速度將“群眾和輿論監督”切實地付諸于自己的執政實踐，則多少有點讓人始料不及。或許，對溫家寶這類人來說，重要的不是看他說多少，而是看他做多少。在SARS這個問題上，我們似乎看到，溫家寶做的要比他說得更多。顯然，溫家寶及其同仁已經在按照自己的方式開始突圍。選擇輿論監督作為突破口，溫家寶以及新一代領導人無疑已經走上了一條正确的體制創新之路上。無論從什么角度看，輿論都是中國下一輪改革的最具操作性的突破點。其實，諸如“三貼近”（宣傳思想工作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之類的“新”說法，早已經為這次SARS中的透明化轉變做出了鋪墊。只不過，由于語言太過平淡而沒有激起人們的興趣罷了。中文語言的可解釋余地非常之大，其意義完全因人、因形勢而定。這一點，中國問題研究者不可以太過忽略。如果這一次在SARS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輿論開放趨勢能夠延續下去，將無异于一場靜悄悄的革命。雖然以這种速度開始革命可能并非是出于溫家寶們的本意，但形勢比人強，SARS事件已經將他們那些看上去更加長遠的改革計划大大提前。在這個意義上，時代正在推著而且催促著新一代領導人往前走。到目前為止，我們還很難預料溫家寶們究竟想在輿論監督這條道路上走多遠，但SARS所激起的震蕩已經突出表明，新一代領導人必須往前走。這大概就是所謂歷史的力量。事實上，只要他們愿意傾听時代的聲音，新一代領導人本身就是這种歷史力量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雖然SARS事件還沒有徹底結束的跡象，其所引發的災難也很難在現在就做出完整估計，但一個巨大的教訓已經凸現出來，那就是：信息的自由流動對一個現代社會來說，是何等重要和寶貴。早有論者指明，現代社會乃風險社會。其本質意義旨在揭示，現代社會風險的快速擴散特性往往會急劇演變成整個社會的系統風險。契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以來發生的瘋牛病等一系列風險事件無不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而現在正在中國蔓延的SARS更以最直觀、最殘酷的形式在為我們補課。在這樣一個社會中，信息的自由流動就成為控制風險的首要之務。這与投資領域教給我們的常識一致。在這個問題上，溫家寶內閣以及某些地方政府官員似乎已經表現出了善于傾听和善于學習的某种新政特色。不過，我們想提醒的是，信息的自由流動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政府向社會單向的信息披露，而應該是政府和社會在信息方面的雙向互動。新任北京市長王歧山先生在他征服了很多觀眾的第一個新聞發布會上，曾經非常誠懇的說，“這里面有一個認識問題”。他的意思是說，對于SARS這樣一种最新的流行疾病，政府和官員們在一開始并沒有認識到其危害程度。然而，如果當中國民間第一篇關于SARS的報道在今年2月初出現的時候，政府不是壓抑它，而是鼓勵更多的自由討論，中國政府官員可能就會在更早的時間掌握更加充分的信息，也就能夠更及時地采取措施以控制風險擴散，而不需要等到境外媒體報道已經鋪天蓋地的時候才大夢初醒。SARS也就根本不會像政府官員所感覺到的那樣“突如其來”。在王岐山先生上面那一段非常動容的自我檢討中，其實隱含著這樣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政府以及政府官員對于信息的掌握總是比民間更及時更准确。這個前提中所包含的真理，在知識和信息越來越平均分配的現代社會中，已經不再适用。實際的情況是，民間社會經常扮演著教育并向政府傳播信息的角色。在這里，民間媒體构成了風險社會最重要的預警體制。其意義遠遠不止于人們常說的公眾知情權——這一現代文明社會中公眾的基本權利。要從SARS中吸取教訓，這可能是最重要的教訓。如果不能在這個認識問題上突圍，溫家寶及其同仁在輿論監督上開始的突圍就很有可能半途而廢。
在將自己与前任作比較的時候，溫家寶曾經有意強調過，他是一個“有信念、有主見、敢負責的人”，這段剖白在當時听上去多少有點讓人覺得突兀。但現在看起來，這段話的意思就要容易解讀得多了。的确，SARS事件讓我們有机會看到溫家寶性格上決斷和魄力的一面。雖然在建政之后50多年的歷史上果斷處理几名高級官員的事情并不是沒有先例，但在一個新班子立足未穩之時就大開“殺戒”，則是非常罕見的。依溫家寶以及其他主要領導人溫良的個性，果斷解除孟學農，張文康的職務，應該不是出于打虎樹威的企圖，更可能是出于在危机時刻必須嚴明紀律的形勢使然。于此，我們也能夠看出溫家寶及其他主要領導人對“穩定”的新理解。最近10多年來，“穩定”一直是中國壓倒性的意識形態話語。溫家寶無疑是這一觀念的擁護者。但上面的例子似乎告訴我們，當穩定蛻變成僵滯和冷漠的時候，溫家寶和其他主要領導人可能不會容忍。不過，嚴申紀律、鐵腕治吏畢竟只是傳統政治中的治標之策，与現代政治的真精神還有相當的距离。而作為一國總理，僅僅憑個人的道德力量和道德表率去推動龐大而冷漠的官僚體制，其最終結果肯定不容樂觀。事實上，在迄今為止的整個危机處理過程中，溫家寶正是試圖以自己臨危不懼、身先士卒的道德榜樣去激發他的下屬的。在溫家寶頻頻出現在一線的身影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集內圣外王于一身的儒家政治家的典范。溫家寶的這种精神气質，与他的前任朱鎔基簡直一脈相承。然而，在感佩于溫家寶的道德境界和極其充沛的精力的同時，我們也悲哀地發現，溫家寶實際上已經相當吃力。以一己（當然也包括其他一些具有同樣道德理想的同仁）之力去推動一個體制的運轉，其難度早已注定。相反，如果這個體制是一個真正對下負責因而也就能對民間壓力做出積極和及時反應的體制，溫家寶們的工作就要輕松得多。或者干脆說，SARS根本就不會發展到像今天這樣難以收拾的地步。所有跡象都表明，在SARS事件初期，溫家寶受到了下屬及地方政府的嚴重誤導。就在4月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在听取了衛生部的匯報之后還認為：“……目前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全國絕大多數地區沒有發現疫情。”但僅僅過了十几天之后，溫家寶有關SARS的口气就發生了急劇變化。導致這种變化的，是溫家寶在其后一段時間中對專業机构和醫院的密切走訪和考察。顯然，溫家寶對衛生部的4月2日的匯報并不放心。不難推測，在高層對SARS問題的最后判斷上，溫家寶扎實、細致、勤奮的個人作風發揮了關鍵作用。如果不是這樣，SARS的嚴重性肯定要更晚才能被最高決策机构意識到。溫家寶的勤政固然讓人肅然起敬，但一個完全依賴于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德行才能了解真實情況并做出反應的机制，肯定不是健康的。實際情況往往是，等到最高領導人了解到真實情況并督促官僚體制做出反應時，控制事態的最佳時机已經喪失。對于這一點，相信溫家寶現在已經有了更深刻的體悟。不管難度有多么大，建設一個更健康、更文明的政治制度，都是溫家寶等新一代領導人一個必須突破的方向。否則，更多、更大的危机總有一天會將他們壓垮。
社會危机歷來就是民眾了解他們領導人的最好窗口。在SARS危机中，中國民眾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溫家寶勤政親民的政治作風。在我們看來，溫家寶無疑是中國最忙的人，他几乎是在用個人的全部精力在与體制和時間賽跑。有人曾經統計過，從4月12日到5月5日的短短的24天內，在馬不停蹄的考察和出訪的同時，溫家寶光視察北京就達到5次之多。除了鼓舞士气之外，溫家寶顯然是想透過這种方式來撫慰民眾并喚起中國民間的廣泛參与。然而，中國民間社會在SARS危机中的反應卻是相當被動的。從最初的麻木，到后來的恐慌，再發展到自發的相互封鎖和小規模騷亂。這种反應与其說是消極的，不如說是原始的。一夜之間，數以百万計的普通民眾四散逃亡，其景象猶如世紀之末。從瘟疫開始到現在，我們一直在密切觀察中國民間社會對這次災難的反應，這不僅是因為它是社會學和人類學意義上的經典案例，更因為它是檢驗中國民間社會自組織能力一次極好机會。很不幸，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極端原始和消極的社會。在危机來臨的時候，除了用最原始的方式自保之外，中國社會中剩下的就是“他人即地獄”的敵意。那些平時在街頭或電視上瘋狂做秀的所謂群眾組織，在一夜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透過電視畫面上那些貌視熱鬧的傳統政治動員，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個沉默和幼稚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既沒有意愿也沒有能力組織起來應對災難，有的只是原始的本能。當那些號稱受過最好教育的大學生，也紛紛開始加入倉惶的逃難隊伍的時候，這种感覺讓我們尤為震撼。或許，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埋怨中國民眾在危机中所表現出來的倉惶和無力，當我們看到那些毫無保障的民工疲憊露宿于北京街頭的時候，我們的心中僅剩下悲涼和忏悔。許多人在預測中國前景的時候，曾經舉出過他們認為最強有力的樂觀理由，那就是中國的市民社會已經形成。但通過這次SARS災難，我們看到的依然是一個只有國家而沒有社會的全能政治結构。中國社會行動結构的單向性傳統在這里體現得格外清楚。一個長期積弱、缺乏自我組織和自我維持能力的社會，或許能夠為中國的政治領袖們帶來一時的治理之便，但絕非一個民族長遠發展的福音。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應該了解，沒有一個成熟的社會，就永遠不會有一個成熟的政府，沒有一個強大的社會，也永遠不會有強大的國家。在這里，SARS危机為溫家寶們洞開了另外一扇改革的大門：社會結构的改革。与政治和經濟改革相比，中國的社會改革是一個最受忽視的領域，而其重要性卻一點也不比前兩個領域遜色。對于溫家寶及其新一代領導人來說，親民愛民固然重要，但培育民眾的自我組織和自我發展的能力可能更為急迫。換句話說，加速培育中國的公民社會將是溫家寶們一個不得不完成的重要改革任務。以中國社會嚴重發育不良的現狀看，在未來的執政之路上，溫家寶實際上面臨雙重困境，他既要面對一個呆滯的政治體制，還要面對一個呆滯的社會。几乎可以肯定，隨著中國社會中各种積累了多年的社會問題逐漸顯現，這些體制問題所造成的約束將會越來越頻繁，越來越深刻地困撓溫家寶的執政。溫家寶會選擇突圍嗎？抑或，他如何突圍？
仔細研究過溫家寶講話的人都會有一個突出的印象，溫家寶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事務性官員。在他的講話中，你几乎看不到任何多余的意識形態的虛飾，全部都是具體的工作安排。條分縷析，層次清楚，但卻缺乏激情和感召力。這也從側面證實了溫家寶技術官僚的個性特征。一般而言，技術官僚并不擅長宏觀和遠景的謀划，而更善于具體問題的解決。他們往往會將體制的突破融入一個個具體問題的解決上。這种人可能不會給人們以激動人心的展望，但往往可能給你帶來惊喜。站在這個角度，溫家寶開始讓我們有所期待。這种期待不僅建立在我們對溫家寶個人性格和能力的判斷上，也同樣建立在我們對溫家寶個人信念的判斷上。
從SARS危机發生以來，溫家寶去學校視察的頻率非常引人注目。從4月18日到5月4日，溫家寶先后考察了7所中學和大學。這些看上去純粹公務性的考察，無意中已經透露了溫家寶個人的某种潛意識。聯想到溫家寶過去在政務繁忙之際，曾經數次默默回到自己的母校南開中學，我們有理由判斷，溫家寶對學校有某种偏愛。這當然不僅僅顯示了溫家寶對青年人的喜歡和某种怀舊情結，更顯示了溫家寶急于在學校那种獨特的環境中找到些什么。而青年人云集的校園環境能夠給予人的可能只有一种東西，那就是曾經讓我們所有人都激動過的理想和信念。成年人容易忘記自己的理想，學校往往是喚醒他們信仰和理想的最佳情境。對于處在危机關頭，必須咬牙挺下去的溫家寶來說，信仰就更是一种無可替代的精神資源。就溫家寶那一代青年學生所處的時代背景而言，這种信仰的主要指向應該是民主、科學和民族主義。在我們這個社會中，堅持信念并不容易。溫家寶也不會例外。這大概就是溫家寶要著重指出自己“有信念”的真正原因，看得出，溫家寶實際上是在以此自勉。
溫家寶最初的教育是在南開中學完成的。這所學校或許是中國最大的一所中學，因為在這里曾經誕生過兩位總理、一位副總理以及數量龐大的名人。不用說，那所學校的獨特氛圍和文化已經給了溫家寶一生至為重要的熏陶。這一點，可以從他多次回訪那所學校的故事中看到。時光流轉，溫家寶求學時代的南開早已不复是張伯苓時代的南開，但我們相信，“允公允能，月异日新”的校訓已經深深注入了這位后代學子的血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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