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們前面列舉的所有人物不同，朱小華、王雪冰、李福祥代表了這10年來中國金融家中另外一批截然不同的人。他們身在體制內，決定性的人生經驗都在體制內完成。這就決定了，雖然他們都有某种專業背景，但本質上仍然是官員，而不是金融家。所以，這批人的腐敗，就決不僅僅只意味著金融家的腐敗。在絕大部分時候，我們看到，他們的失足与其他官員并沒有什么兩樣。赤裸裸的貪污、受賄和瀆職成為他們身陷覆轍最具標志性的原因。雖然在某些特殊場合，我們不能排除這些金融人才倒霉的其他因素，但無論如何，他們總是被人抓住了把柄。許多外國觀察家在對中國金融家表示同情的時候，總是認為導致這些人最終掉進陷阱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作為金融家的收入太低。但他們究竟是金融家，還是政府官員？這顯然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在中國，所有的規則都是模糊不清的，微觀到鑒別一個金融家的身份。這經常被許多人稱之為中國人在20年改革中所表現出的獨特智慧。然而，看看這些金融家們的悲劇，你能相信，這是真的嗎？
導致這些金融官員翻船的另外一個原因是，雖然身為金融官員，但這批體制內的金融人實際上相當缺乏必要的市場磨練。一旦進入真正的市場，他們的許多理論錯覺就會經受到市場的嚴峻挑戰，作為一個行政官員對市場的極度不适應症狀隨之而來。朱小華在香港的失敗，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很難將朱小華們看作真正的金融家。如果朱小華們不是真正的金融家，那中國還有金融家嗎？是的，只要你去看看中國國有銀行的現狀，你就會發現，那里根本就沒有誕生金融家的土壤。在那里，中國的銀行更像是一個行政机關，而不是一個商業机构。它們的行為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慮，而不是商業考慮。這种尷尬實際上也深刻反映了，中國核心金融體系的改革，在10多年中，根本就了無進展，完全不值得認真評价。其中所蘊含的巨大風險，并不是犧牲一批甚至是一代金融人所能夠化解的。當然，我們愿意相信，金融改革的遲滯并不是金融本身造成的，隱身于金融體制之后的，還有更具壓迫性的體制力量。
但愿，朱小華、王雪冰等將是中國金融改革拂曉前的最后一批罹難者。而實際上，朱小華們——這批因改革而聲譽鵲起的年輕金融家們，如流星般的紛紛墜落，已經急切地昭示：中國改革已經走到了無可彷徨的十字路口。
尾聲還是引子：不期然跳出的歷史
就在我們准備結束這篇長文的時候，證監會一個出其不意的公告又一次將我們拉回了海南。顯然，歷史并不愿意就此了斷，它是有記憶的。這种頑強的記憶力可能出于許多人的意料之外。
2002年9月7日，證監會不動聲色地發布了關于大連證券停業整頓公告，這則公告稱：“鑒于大連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嚴重違規經營，為了維護證券市場及金融秩序穩定，保護投資者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根据《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和國家有關規定，決定會同遼宁省及大連市人民政府成立停業整頓工作組，自即日起對該公司實施停業整頓。”
這是中國證監會開始行使關閉證券机构權力之后，在一個月之內關閉的第二家證券公司。不過，不要以為這是剛剛過去的那次股市崩潰的后果，實際上，這是我們在為中國證券市場更早的歷史買單。由于中國證券市場中的許多大鱷都是從這段混亂的歷史中走出來的，證監會在發布公告時的低調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對于如此事關重大的事件，證監會甚至超乎尋常地選擇了指定媒體的很不起眼的位置。不過，在這种“低調”中，我們還是看到了中國金融監管部門表現出的巨大不安。畢竟，歷史并不能輕易繞過。
与鞍山證券相比，大連證券的關閉恐怕更加意味深長。因為，大連證券的大股東——華銀信托，更能夠反映這10多年中國金融體制外生成的全貌，它几乎參与了從信托到證券的所有歷史。
華銀信托，全稱為海南華銀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主要股東為華遠集團、中國金融學院、以及中國銀行北京分行，1989年1月12日開業。在90年代早期，華銀信托一度是中國證券市場上主力的代名詞，凶悍名聲如雷貫耳，其主事者也是海南信托業聲名顯赫的聞人。以至于市場一有行情，便有人猜測為華銀所為。90年代中期之后，華銀在公開媒體上突然選擇了低調，但私下里，華銀在證券市場中仍然凶猛如常。看得出，這种低調是刻意選擇的。然而，再低調，也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据知情人稱，華銀信托2001年11月被關閉后，一座潛伏多年的巨大冰山開始浮出水面，大連證券及仰融的華晨不過是其最早撞翻的兩艘船。大連證券及華銀信托雖然直到今天才翻船，但禍根早在1990年代中期即已經埋下。知情人表示，華銀信托及大連證券早年涉及大量的國債賣空事件，多年來資金鏈一直緊繃，資產質量之低下非外人能夠想象。不過，經歷過1995年國債回購市場崩潰的人，對事件牽涉的資金規模及內幕應該心領神會。令人奇怪的是，許多親身參与者一直擔心的清算和審判居然沒有發生。然而，正當在那場崩潰中積累了巨大財富的人們以為，時間即將徹底塵封這段往事的時候，歷史不期然跳到了我們的面前。在那場崩潰后，一些人銷聲匿跡，靜悄悄地离去，一些人改頭換面，繼續在這個市場上殺，并成為鼎鼎大名的庄家。但如此大的資金流動，如此大的財富再分配畢竟有跡可尋。作為一直浸淫于這十几年中國金融改革灰色操作地帶的代表，華銀可能正將一部隱秘的歷史帶到世人面前。我們無意指責任何當事人，更不愿意看到有人為此付出牢獄甚至生命的代价。因為，在我們看來，他們只是一個混亂時代的必然產物，是一种特殊制度的奴隸，是附著在這种制度上的一個人格化符號。但是，歷史既然無法回避，我們就不應該繼續保持緘默，否則，被清算的就是我們自己。就中國改革的全民族反思而言，現在，可能僅僅是歷史的開始。
從專業角度講，無論是快速并購還是股市熱炒，朱小華已經卷入了一場很不理智的亢奮。而從政治角度看，朱小華這种惹眼的出鏡活動就更加不合适宜。有趣的是，在內地多年的職業生涯中，朱小華一直是以克己、低調著稱。雖然他思想活躍，但決不激進和張狂。一個真實的故事可以證明朱小華這种謹慎作風和良好的風險控制意識。90年代早期，上海股市初創，但已經相當狂熱。就在即將离任之際，朱小華在《上海證券報》上發表文章，直指股市市盈率過高。文章一經發表，股市即告大跌，惹得當時主管的副市長直接詢問此事。一位親歷過此事件的朋友回憶說，直到現在他還嘆服于朱的理論說服力。而在那個時代的上海股市，能夠保持如此清醒頭腦的人恐怕就更加少見。据說，在光大的朱小華變得十分霸道，這种形象与他早年同事印象中的謙和、平易，似有天壤之別。然而，經過多年艱苦跋涉，險峰在即的朱小華已經顧不上那么多了。
很明顯，在香港，朱小華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們很難判斷，朱小華在香港的高調作為，究竟是出于一個金融家的金融理念，還是出于一個政府官員的政治理性。不過，在中國，哪怕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官僚，大概也很難把持住自己的政治沖動。又何況与頂峰只有一步之遙的朱小華呢？我們猜測，一种莫名但難以遏制的政治沖動，已經徹底淹沒了朱小華作為一個職業金融家應有的穩健立場和風險控制意識。
現在已經非常清楚，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朱小華在光大的沖動表現，都是他整個人生中的一個致命的敗著。在這里，我們仿佛又看到了管金生的影子。于是，同樣的災難剎那間降臨。不過，從朱小華的災難中，我們看到的，更多的不是一個优秀金融家的夭折，而是一個活生生的關于人的悲劇。朱被“雙規”之后，其妻任佩珍在逃往美國后自殺，其在美國念書的女儿朱蘊受到極大打擊，精神几近崩潰。一封我們認為可以采信的家書，可以更真切地讓我們感受到這個個人悲劇的徹骨。下面是朱小華在獄中給女儿的一封信。
朱蘊：
我想你是收到了我的傳真。圣誕節到了，馬上又是千禧年，這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今天通過傳真算是寄張圣誕卡，和你說上几句話 。總之，我是十分想念你的。希望你能愉快的度過節日和休假。你也應該向長輩們問候一下。利用假期，你應再把功課好好溫習一下，以迎接最后一個學期的學業。什么也不要多想，最后的沖刺要抓好，不要半途而廢。我一直強調，自己的前途在自己手里，不是別人的恩賜或受誰的庇蔭。我不會再給你壓力，只要你能以正常的狀態投入，問題是不大的。
我的身體和精神均好，請不要挂念。
圣誕節和新年快樂！爸爸
以朱小華獄中度日，生死茫然的絕望境況，朱小華尚能對女儿的學業督促得如此嚴厲，看得出朱的确是一個事業企圖心極強的人物。但惟其如此，我們才更能夠感受到人性偉大和溫暖的力量。一句“我是十分想念你的”，雖然充滿克制，但卻悄悄流露出了朱小華作為一個人的，難以泯滅的舐犢之情。而這，可能已是維持朱小華及朱蘊父女在這個世界上繼續走下去的唯一精神臍帶。這當然是一個悲劇，一個關于人的悲劇。無視這個悲劇，一個民族的精神、制度离開文明的距离就相當遙遠。
將朱小華与十惡不赦的腐敗分子聯系起來是非常簡單的，但這只能表明我們民族的健忘。因為朱小華這個名字所隱喻的，是一個异常龐大的群落。且不論這十几年中國金融系統如過江之鯽的失蹤、入獄人員，僅与朱小華同一級別的年輕高官，就還有王雪冰、李福祥、段曉興等多人。
王雪冰，1993年出任中國銀行行長時年僅42歲，比朱小華升任同一級別時還年輕2歲。雖然出身工農兵學員，但風云際會，使王雪冰有机會很早就來到紐約這個世界金融中心。由于其在紐約表現出了杰出的交易員才能及長袖善舞的交際能力，遂得以步步高升，直至中國銀行行長。在2000年轉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2年多之后，王雪冰被撤職。雖然王雪冰案官方還沒有任何正式披露，但种种跡象顯示，王涉案的金額要比朱小華大的多。無疑，王雪冰的人生已經就此斷送。
李福祥，曾經与王雪冰在中國銀行共事，1998年45歲時即擔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2000年在北京一家醫院跳樓自殺。雖然官方對李的死亡事件未有任何公開披露，但絕大多數觀察家認為，李的自殺与某些复雜的經濟案件有關。
相信，隨著中國嚴重金融問題的逐漸暴露，還會有更多的人被添入這個名單。
与我們前面列舉的所有人物不同，朱小華、王雪冰、李福祥代表了這10年來中國金融家中另外一批截然不同的人。他們身在體制內，決定性的人生經驗都在體制內完成。這就決定了，雖然他們都有某种專業背景，但本質上仍然是官員，而不是金融家。所以，這批人的腐敗，就決不僅僅只意味著金融家的腐敗。在絕大部分時候，我們看到，他們的失足与其他官員并沒有什么兩樣。赤裸裸的貪污、受賄和瀆職成為他們身陷覆轍最具標志性的原因。雖然在某些特殊場合，我們不能排除這些金融人才倒霉的其他因素，但無論如何，他們總是被人抓住了把柄。許多外國觀察家在對中國金融家表示同情的時候，總是認為導致這些人最終掉進陷阱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作為金融家的收入太低。但他們究竟是金融家，還是政府官員？這顯然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在中國，所有的規則都是模糊不清的，微觀到鑒別一個金融家的身份。這經常被許多人稱之為中國人在20年改革中所表現出的獨特智慧。然而，看看這些金融家們的悲劇，你能相信，這是真的嗎？
導致這些金融官員翻船的另外一個原因是，雖然身為金融官員，但這批體制內的金融人實際上相當缺乏必要的市場磨練。一旦進入真正的市場，他們的許多理論錯覺就會經受到市場的嚴峻挑戰，作為一個行政官員對市場的極度不适應症狀隨之而來。朱小華在香港的失敗，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很難將朱小華們看作真正的金融家。如果朱小華們不是真正的金融家，那中國還有金融家嗎？是的，只要你去看看中國國有銀行的現狀，你就會發現，那里根本就沒有誕生金融家的土壤。在那里，中國的銀行更像是一個行政机關，而不是一個商業机构。它們的行為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慮，而不是商業考慮。這种尷尬實際上也深刻反映了，中國核心金融體系的改革，在10多年中，根本就了無進展，完全不值得認真評价。其中所蘊含的巨大風險，并不是犧牲一批甚至是一代金融人所能夠化解的。當然，我們愿意相信，金融改革的遲滯并不是金融本身造成的，隱身于金融體制之后的，還有更具壓迫性的體制力量。
但愿，朱小華、王雪冰等將是中國金融改革拂曉前的最后一批罹難者。而實際上，朱小華們——這批因改革而聲譽鵲起的年輕金融家們，如流星般的紛紛墜落，已經急切地昭示：中國改革已經走到了無可彷徨的十字路口。
尾聲還是引子：不期然跳出的歷史
就在我們准備結束這篇長文的時候，證監會一個出其不意的公告又一次將我們拉回了海南。顯然，歷史并不愿意就此了斷，它是有記憶的。這种頑強的記憶力可能出于許多人的意料之外。
2002年9月7日，證監會不動聲色地發布了關于大連證券停業整頓公告，這則公告稱：“鑒于大連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嚴重違規經營，為了維護證券市場及金融秩序穩定，保護投資者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根据《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和國家有關規定，決定會同遼宁省及大連市人民政府成立停業整頓工作組，自即日起對該公司實施停業整頓。”
這是中國證監會開始行使關閉證券机构權力之后，在一個月之內關閉的第二家證券公司。不過，不要以為這是剛剛過去的那次股市崩潰的后果，實際上，這是我們在為中國證券市場更早的歷史買單。由于中國證券市場中的許多大鱷都是從這段混亂的歷史中走出來的，證監會在發布公告時的低調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對于如此事關重大的事件，證監會甚至超乎尋常地選擇了指定媒體的很不起眼的位置。不過，在這种“低調”中，我們還是看到了中國金融監管部門表現出的巨大不安。畢竟，歷史并不能輕易繞過。
与鞍山證券相比，大連證券的關閉恐怕更加意味深長。因為，大連證券的大股東——華銀信托，更能夠反映這10多年中國金融體制外生成的全貌，它几乎參与了從信托到證券的所有歷史。
華銀信托，全稱為海南華銀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主要股東為華遠集團、中國金融學院、以及中國銀行北京分行，1989年1月12日開業。在90年代早期，華銀信托一度是中國證券市場上主力的代名詞，凶悍名聲如雷貫耳，其主事者也是海南信托業聲名顯赫的聞人。以至于市場一有行情，便有人猜測為華銀所為。90年代中期之后，華銀在公開媒體上突然選擇了低調，但私下里，華銀在證券市場中仍然凶猛如常。看得出，這种低調是刻意選擇的。然而，再低調，也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据知情人稱，華銀信托2001年11月被關閉后，一座潛伏多年的巨大冰山開始浮出水面，大連證券及仰融的華晨不過是其最早撞翻的兩艘船。大連證券及華銀信托雖然直到今天才翻船，但禍根早在1990年代中期即已經埋下。知情人表示，華銀信托及大連證券早年涉及大量的國債賣空事件，多年來資金鏈一直緊繃，資產質量之低下非外人能夠想象。不過，經歷過1995年國債回購市場崩潰的人，對事件牽涉的資金規模及內幕應該心領神會。令人奇怪的是，許多親身參与者一直擔心的清算和審判居然沒有發生。然而，正當在那場崩潰中積累了巨大財富的人們以為，時間即將徹底塵封這段往事的時候，歷史不期然跳到了我們的面前。在那場崩潰后，一些人銷聲匿跡，靜悄悄地离去，一些人改頭換面，繼續在這個市場上殺，并成為鼎鼎大名的庄家。但如此大的資金流動，如此大的財富再分配畢竟有跡可尋。作為一直浸淫于這十几年中國金融改革灰色操作地帶的代表，華銀可能正將一部隱秘的歷史帶到世人面前。我們無意指責任何當事人，更不愿意看到有人為此付出牢獄甚至生命的代价。因為，在我們看來，他們只是一個混亂時代的必然產物，是一种特殊制度的奴隸，是附著在這种制度上的一個人格化符號。但是，歷史既然無法回避，我們就不應該繼續保持緘默，否則，被清算的就是我們自己。就中國改革的全民族反思而言，現在，可能僅僅是歷史的開始。
新一代的財經首長們（上）
周小川：站在坏帳上的央行行長
我們不愿意用“十六大”這樣明顯具有宣傳色彩的政治符號來標識中國的改革階段，但如果注意到這次會議在時間上恰好巧合于中國改革一段非常特殊的時期，我們就很難不對“十六大”賦予某种特殊的意義，寄予某种特殊的期望。所謂特殊時期，是指這樣一种改革背景：一方面，在經過上世紀20多年漫長的漸進改革之后，与財富同時高速積累起來的社會問題，正在直逼臨界點。這表現在嚴重的失業、急劇擴大的貧富懸殊以及如山火般蔓延的權力腐敗等諸多方面。深入中國社會的內部，我們就很容易發現，這些社會問題的積累速度一點都不遜于中國社會的財富積累。另一方面，按代際划分的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正在逐漸登上權力頂峰。雖然有許多人對這种以年齡來划分改革進程的標准并不認同，但無論如何，不同的年齡畢竟意味著不同的經歷，不同的教育背景，因而也就意味著不可預測但必然要發生的某种“變化”。在中國這樣一個高度人治的社會中，這种“變化”迎合了轉型時期人們天生具有的“改革幻想”。所以，在這樣一种想象的驅使下，人們為“十六大”貼上各式各樣的自己喜歡的改革標簽，就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然而，正當人們為“十六大”的新老交替不夠戲劇化而紛紛表示沮喪的時候，真正的戲劇卻悄無聲息地拉開了序幕。
2002年12月，在新一屆政府總理還未正式出爐之前，中央火速甚至有些倉促地任命了兩位內閣成員。一位是公安部部長周永康，另一位則是央行行長周小川。無論是從慣例還是從速度上看，這項任命都是不同尋常的。這种不同尋常的背后，則將中國新一屆政府將要面對的改革難題顯示得一清二楚。的确，了解中國經濟情況的人都知道，金融領域積累了中國改革的几乎全部代价，其災難程度遠非外人所能想象。換句話說，僅僅就經濟領域而言，金融改革將是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所要面對的最急務。如果在未來某一天中國經濟會爆發劇烈危机的話，那么首先引爆的就將是中國的金融領域。据稱，“十六大”之后，中央第一個成立的新机构就是“中央金融安全領導小組”，可見新一代領導人對中國金融隱患的焦慮程度。對周小川的任命，可以被理解為中國新一代領導人面對未來金融困局所作出的第一個反應，是中國領導人啟動新一輪金融改革的第一個步驟。在這里，一個龐大的金融反危机計划已經正式浮出水面。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新一代財經首長与其說是承前啟后的一代，倒不如說是為危机而生的一代。他們從上一代手里繼承的挑戰遠比他們繼承的机遇大得多。在一片歌舞升平的表象之下，很有可能，他們將要度過的執政歲月，將是中國20年改革以來最為艱難的時期。但不管是失敗還是成功，他們注定要因為他們不能選擇的歷史際遇而在中國的改革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記。
周小川：激進還是漸進？
周小川，1948年生，2002年12月28日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一個在中國官僚系統中越來越重要的職位。与他的前任戴相龍不同，周小川是從學術界直接進入政界的。在此之前，周小川從來沒有像他的前任以及金融界的許多其他同事一樣，在基層金融部門服務過。這种經歷构成了周与前任在背景上的顯著差异。許多人喜歡用周小川在國際會議上所表現出的熟練外語能力以及對國際金融趨勢的精确理解，來證明周与眾不同的學術背景。但很顯然，這并不是長期的學術和思想訓練帶給周的唯一秉賦，更不是最重要的秉賦。如果人們注意到，周小川在80年代曾經是中國最活躍的青年理論家之一，人們就會發現，周小川并不僅僅只是一個金融專家，而且還是一個持續追蹤中國各种問題的思想型學者。這一點，人們可以在周小川涉及廣泛的著述中看得非常清楚。在所有最高級別的中國政治官員中，周小川恐怕是學術著述最為丰富的一位。
1985年之前，周小川主要作為研究人員從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政策性研究。1986年，周小川進入當時極具影響力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并擔任副所長。熟悉當時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這個主要由青年學者构成的机构，實際上是中國80年代一系列改革的策源地。容易想象，在80年代風云激蕩的改革背景中，這個圈子里肯定彌漫著血气方剛、舍我其誰的氛圍，其激進傾向在所難免。一個未了的“公案”可以說明周小川及其他青年同事在當時經濟理論界的活躍程度。在1988年价格闖關失敗并間接引發了1989年的政治巨浪之后，一位當時參与了政策設計的人士委屈地抱怨說，那個引發社會劇烈振蕩的价格改革方案實際上是吳敬璉，周小川、樓繼偉等人的杰作，因為他們從匈牙利的改革中受到了啟發。事后，當有人向吳敬璉先生求證此說法的真實性的時候，吳連連擺手說，不是，不是。雖然這段“公案”的真相只有當事人才清楚，但無論如何，周小川在這一時期所擔任的角色已經暗示，他肯定參与了這一項政策的設計。實際上，吳敬璉著名的改革口號“放開价格，管住貨幣”，与這一思路倒是頗為契合。而不管在當時還是在后來，周小川一直都是吳敬璉先生在改革思想上的主要呼應者。雖然在當時政治及文化話題占据媒體中心地位的情況下，作為經濟學家的周小川并不知名，但很容易判斷，与當時大多數青年理論家一樣，在整個80年代，周小川都是一位激進的經濟改革者。這种激進思路，在周小川最早的著作《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与吳敬璉等人合著）一書的書名中就能看到。所謂“整體”，無非就是一攬子解決的意思。在那個時代，這個術語，与系統改革完全是同一种意義，其激進色彩相當明顯。不過，這种激進思路很快就被80年代末期急劇轉變的政治現實所打斷。
1990年代之后，周小川對改革的理論興趣似乎逐漸轉向了更加專業的領域。這從他90年代一系列的有關銀行、財稅體制，外匯體制以及公司治理結构等方面的專著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這种轉變，一方面是由于周小川已經進入了更加具體的行政操作領域，另一方面也肯定与他對80年代改革的反思有關。實際上，年齡的增長、閱歷的增加每時每刻都在改變著人們，更何況思維活躍的周小川呢。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80年代末期的改革現實已經將周小川從一個浪漫的理論家改造成了一個更加穩健、更加老練的改革操盤手。但這并不意味著周小川在原有的激進立場上全面后退，徹底轉變成了一個對現實亦步亦趨的漸進主義者。只不過，他對尺度的把握以及時机的拿捏有了更加熟練的技巧。畢竟，他已經不只是一位僅僅對鼓吹負責的理論家，而是一位要對實際改革后果負責的行政官員。在一本2001年9月出版的顯然匯聚了周小川最新思考的書——《轉軌中的風險應對》中，周小川這樣表達了他對激進与漸進的獨特理解。
“中國改革的一個特點是采用漸進改革，而沒有像原蘇聯和一部分東歐國家那樣采取休克療法。……但是，在此我想表明的是，實際上，沒有任何一种做法是十全十美的。各种做法均有其利弊。因此，我們必須及時考慮趨利避害，及時調整以便達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我們事事都滿足于漸進式，滿足于求慢求穩，或者滿足于以前階段在改革、穩定、發展三者中取得的微妙平衡，而未充分研究新問題、新特點，不見得就能在各個方面把握得很好。因此，在我們大張旗鼓地闡明漸進式改革的好處時，我認為，也需要認識到漸進式改革的成本和缺點。即在改革的一定階段，征途中會有一個或數個陷阱。沒有一定的速度和慣性就不容易闖過去，處理不好就會越陷越深。為此，有人將這种陷阱稱為Gradualism Trap，因此，應盡可能在沒有陷得很深之時，及時作出特殊努力而自拔。”
這是周小川1999年7月在“如何處理不良資產，把商業銀行辦成好銀行”國際研討會上的一個講話。針對的雖然是銀行不良資產問題，但也凸現了周小川在改革思維上的某种整體邏輯。在通篇文章中，周小川極力避免使用容易引起聯想的“激進”二字，但“及時作出特殊努力而自拔”的說法，無疑是激進改革的代名詞。顯然，周小川認為非常有必要在改革的某些階段采取激烈的手段。不僅是為了贏得主動，更是為了避免蹈入陷阱而全軍覆沒。在他眼中，久拖不決的不良資產問題顯然就是中國金融改革中一個深不可測的陷阱。其實，作為最早參与中國經濟改革的那一批年輕學者，周小川具有的這种改革緊迫感絲毫都不值得奇怪。在他看來，今天的改革不過是80年代改革的延續，而在那場改革中，周曾經投入了巨大的激情。區別僅僅在于，那時候的周小川只是一個滿怀理想的年輕理論家，而現在的周小川卻已經是一位具有丰富戰術經驗的行政官員。官場的浸淫和歲月的流逝似乎并沒有消解周小川作為理想主義者的改革信念。
周小川對激進改革的認同，也充分體現在他對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的積極評价上。周小川在多個場合非常熱烈地稱贊了1994年的外匯體制改革。而這一次改革被許多研究者一致認為是中國金融體制改革中最成功的激進試驗之一。事實上，目前中國節節攀升的外匯儲備多少證明了這次改革的确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這种成功，或許連當初的設計者也很難想象。或許正是受到這一成功先例的鼓舞，或許是出于某种信念上的執著，周小川在甫一接任中國證監會主席之后，便急切地在自己這塊自留地上展開了聲勢更為浩大的改革試驗。
中國資本市場的“周小川試驗”
在2000年年初——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時點上，52歲的周小川接任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主席。在這之前，周小川已經在中國金融所有數得出的部門獲得過經驗。他先后在央行、外匯、國有商業銀行擔任過主要領導職務。資本市場似乎是他唯一沒有涉足過的金融領域。不過，對于中國資本市場，周小川并不是無備而來。作為一位對現代金融有完整把握的經濟學家，周小川對中國資本市場的積習与症結看得非常清楚。果不其然，周小川下車伊始，就在中國證券市場啟動了一場“市場化”的大戲。
周小川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話表述了他的“市場化”綱領：市場可以解決的問題交給市場解決。這句話后來成為中國證券市場周小川“新政”時期，使用最為頻繁的一句，對中國資本市場投資文化的矯正功不可沒。所謂市場化，簡單說就是要減少行政干預。而這個弊端在中國證券市場表現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突出。對中國證券市場來說，周小川的市場化綱領可謂對症之藥。中國資本市場的行政干預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地方政府，另一個則是中央政府本身。所以在極力呼吁地方政府減少干預的同時，周小川盡其所能地縮減了證監會本身的行政干預。取消新股發行的審批制度就是周小川市場化努力的一個顯著例證。雖然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這种市場化改革究竟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是一個非常大的疑問，但周小川畢竟為積弊叢生的中國證券市場樹立了一個正确的標竿。在縮減證監會行政職能的同時，周小川在另外一個方向上強化了證監會的職能，那就是強化監管，保護投資者利益。在周小川新政時期，周小川做的最具象征意義的一件事就是，將“保護投資者利益是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這句話，挂在證監會网站最顯眼的位置上。在這個意義上，正是周小川，為中國證券監管部門找到了正确的定位。無疑，周小川深得現代資本市場之要義。
周小川在證監會主席任內極力推進的另外一個進程是所謂“國際化”。周小川雖然沒有明确提到過這個術語，但周与國際經濟學界的頻繁交流以及深厚的學術背景，必然使他具有濃厚的國際化傾向。事實上，周小川一直就被外界（尤其是國際金融界）認為是中國最具國際視野的金融官員之一。細細體會周小川兩年多的施政，周小川的國際化在兩個方面呈現出清晰的脈絡。其一是中國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比如實施QFII（合格境外投資者），成立合資基金以及合資證券公司等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就是促使中國證券市場盡快向國際慣例靠攏。在這個方面，周小川最大膽的舉動就是推動國有股的減持和流通。雖然并沒有跡象表明，這個激起巨大反彈的國有股減持方案是證監會一手推動的。但想象得到，周小川在內心中一定是支持這個方案的。因為無論是從公司治理結构的角度，還是從證券市場應該發揮的基本功能來看，國有股和流通股的人為划分都是現代資本市場基本規則所不能容忍的。對這一點，周小川應該心知肚明。實際上，在中國證券市場推動激烈的國有股減持方案，非常符合周小川獨到的“激進与漸進”的辯證理論。或許，在周的心目中，國有股流通正是中國資本市場最后要實現的“惊險一躍”，正是他曾經提到過的為了避免越陷越深而作出的“特殊努力”。但是，周小川低估了中國資本市場的扭曲程度，更低估了中國證券市場已經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在這個意義上，并不是周小川的理論有什么錯誤，而是周沒有意識到，中國證券市場這個“漸進主義陷阱”實在是挖得太深了，已經很難自拔。在這樣的沼澤中，搶救他人的努力很可能將自己也陷入沒頂之災。國有股減持方案最終結局證明了這一點。為此，周小川差點賠完了自己辛苦積累起來的聲譽。就在2003年1月1日，周小川离開證監會履新的同時，网易网站上發起了一次投票。在這個名為“您對周小川擔任證監會主席工作的總體評价”的投票中，對周小川做出負面評价的人數竟然高達86％。這個投票調查的專業性雖然有待質疑，但這個結果与我們的日常觀察相當吻合。一個高舉“保護投資者利益”大旗的證監會主席，在离任時卻得到投資者如此惡劣的評价，實在是中國證券市場為我們留下的最黑暗、最荒誕的諷刺。容易猜想，如果周小川知道這個投票結果，內心一定會充滿絕望。与周小川留給中國普通投資者的印象截然相反，周小川在國際金融界以及中國真正的頭腦清醒者當中，獲得了一致贊賞。其好評如潮的程度，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無法企及。這大概是周小川唯一值得自我告慰的。當然，他的任何一位前任似乎也從來沒有在普通投資者之中激起如此大的反感。如此尖銳的兩極評价，應該可以提醒周小川思考一下市場之外的問題。事實上，到今天，正如周小川在邏輯上曾經推斷到的那樣，中國證券市場（當然不僅僅是證券市場）已經深深陷入了那個“漸進主義陷阱”。任何系統改革都可能引發巨大的利益調整。与1980年代的改革不同，系統改革所激起的將不是恐慌，而是有組織的，目標明确的游說，就像我們在國有股減持中所看到的那樣。而問題的真正困難之處卻在于，我們很難判斷這种游說的正義性到底有多大。正如在國有股減持的改革上，首先傷亡的往往是最弱勢的中小投資者。這种窘迫，不僅僅是中國證券市場的寫照，也是中國所有經濟領域的寫照。任何一個愿望良好的改革方案都會通過一個扭曲的市場机制將改革成本迅速地轉嫁到弱勢群體身上。改革正在失去它的敵人！僅僅通過純粹的經濟手段恐怕已經很難奏效。
客觀地評价，周小川在中國資本市場上的改革試驗并不成功。起碼我們看到，在几個最主要的方面，周小川并沒有達成他的目標。這其中的原因其實非常簡單，誘致中國證券市場高度扭曲的原因并不是來自證券市場內部，而是來自外部。僅僅從證券市場內部來解決證券市場的問題，結果只能是緣木求魚。不知道經過中國股市“新政”一仗，周小川是否有所頓悟？但不管如何，我們都相信，這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試驗，一定會饋贈給這位年輕改革者以彌足珍貴的記憶，并為他在更宏大的舞台上一展抱負武裝更多的智慧。讓人振奮的是，周小川在證監會主席全部任期內的表現證明，周小川并不是一個原則模糊的机會主義者。因為就在其改革計划遭遇挫折的最后一段任期內，种种跡象都在顯示，周小川仍然在盡最大努力默默地推動他的資本市場改革方案（雖然這些方案即便從專業角度看也可能有很多爭議）。這足以說明，周小川是一位意志和信念都足夠堅定的改革者。這种品格，為我們預測周小川在央行行長任內可能發動的改革提供了某种有用的索引。
站在坏帳上的央行行長
由于證券市場的公眾參与性以及對信息的高度敏感，所以證監會主席的公眾知名度這几年越來越高。但這种知名度似乎并不是什么好事，因為它實際上意味著把這個職務置于更透明的公眾監督之下。与中國政治現代化的整體進展相比，這种監督多少有些“超前”的成分。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歷任證監會主席都將自己比喻成坐在火山口上。周小川能夠從這個火山口上逃离出來并更上層樓，引起了廣泛的揣測。但不管其他因素起了什么作用，從專業能力、資歷的完整性還是從年齡优勢來看，在所有看得見的競爭者中，周小川都是中央銀行行長的不二人選。
有外國金融評論家稱贊，周小川是中國最頂尖的貨幣專家，并据此認為央行行長是周最适合的職位。但很清楚，無論央行最后分拆的結果如何，中國中央銀行行長所要面對的局面，都遠遠不是一個“貨幣問題”所能概括。在這一點上，周小川恐怕不能期望自己像格林斯潘那樣，活得瀟洒自在。平心而論，坐格老那個位置，需要的僅僅是技巧，再加上一點點運气，而中國央行行長這個位置可能則需要更多別的東西。尤其是在中國金融體系面臨大規模重整的時候。毫無疑問，周小川要面對更多的不測。其實，就在周上任之前，他的前任戴相龍先生的黯然去職，已經為這個職務的風險系數作出了注腳。在戴相龍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將近8年的時間中，中國能夠幸免于亞洲金融風暴，戴或多或少有所貢獻。所謂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有人曾評价，戴相龍的名字是中國重要的“品牌”之一。但現在，戴去一個地位越來越不重要的直轄市做市長，這無論如何都不是一种獎賞。個中原由，耐人尋味。
与證監會主席的職務不同，央行行長的職務雖然不那么為普通公眾所矚目，但卻牽涉數以億計存款者的公共利益，這個數字与證券市場動輒被人引用的6000万投資者數目相比，顯然不是一個數量級的。而從整個中國經濟體系對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依賴程度看，銀行體系的份量則更是舉足輕重。顯然，剛剛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周小川，已經站在中國經濟一個更加富有戰略意義的高地上。不過，這卻是一個“坏帳”壘起的山頭。
中國銀行系統的不良資產問題，一直是中國金融體系中的重大隱患。也是最眾說紛紜的一個問題。但不管以什么口徑統計，這個數字都是所有大國中的最高紀錄。我們看到的國際評級机构的最新統計是，這個數字已經達到5000億美元。這就是說，刨掉國有銀行微不足道的資本金以及其他股東權益，中國銀行的資產中，有40％已經為不良資產侵蝕。這無論如何都是一個惊人的比例。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銀行家，周小川早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雖然他一直謹慎表示“中國仍舊有足夠的潛力及資源能夠解決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1998年8月19日周小川在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舉辦的“中金論壇”上的講話），但看得出，他充分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潛在的嚴重危害。在同一個講話中，周小川以他慣有的坦率說道 “我個人确實認為中國不良資產從比例上看是一個相當不小的數字，是國民經濟中一個沉重的包袱，解決好這個問題是中國金融體系的一個非常重大的課題。”
雖然有傳聞說，中國不良資產問題將划歸即將成立的銀監會，但作為中國金融體系最高級別的事務官員，周小川無疑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所以，簡單研究一下周小川在這方面的思路，能夠為辯識中國金融改革未來几年的走向提供一些幫助。在周小川的視野中，解決中國不良資產可利用資源有下列几個，一是財政資源，即利用財政收入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二是市場資源，利用上市在市場上為國有銀行補充資本，即所謂再注資。當然，他也提到了他認為“在政治上十分危險”的辦法，那就是通過通貨膨脹侵蝕銀行負債方的利益。說得通俗一點，就是讓儲蓄者的銀行存款貶值。不過他提醒到，不到万不得已，這不是一個好辦法。現在，离周小川發表這個講話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接近5年。但中國銀行體系的不良資產問題的解決似乎進展不大，雖然各家銀行自報的數据都聲稱，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取得了進展。但大部分觀察家都對其真實性表示怀疑。他們更傾向于相信，中國在不良資產問題上已經陷入進退維谷的艱難處境。事實上，在1998年建設銀行行長任內，周小川就已經悄悄開始推動解決不良資產的改革。以剝离建設銀行不良資產為目的而成立的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是中國國有銀行剝离不良資產的第一個試點。這個仿造美國為處理儲貸机构危机而建立起來的短期机构，后來才陸續為其他三家國有商業銀行效法。僅僅從這一點，我們就能窺見周小川在這個問題上的進取姿態。不過，一如周小川以及其他許多人所擔心的那樣，這种改革的效果可能只是“將灰塵（不良資產）掃到了地毯之下”。從目前几家資產管理公司的情況看，這個有存續期限的公司很可能遙遙無期地存在下去。由于种种原因，我們很難判斷中國國有銀行不良資產在剝离后真實現狀，但有一個跡象則頗能夠說明一些問題，那就是，二次剝离的呼聲已經越來越高。但這個方案明顯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財政潛力經過多年高速增長之后，已經釋放殆盡。這一點，在剛剛過去的那個財政年度已經表現得相當明顯。除掉可能引發的道德風險之外，中國捉襟見肘的財政本身，也很難支撐這個二次剝离的設想。
那么，周小川為我們提供的第二种解決辦法，也就是利用市場為國有銀行再注資的辦法，怎么樣了呢？應該說，周小川對這個方案相當有好感。我們注意到，他在多個地方表現了對這個方案的傾向性。在1999年9月一篇題為《國有商業銀行如何充實資本》的建行內部講話中，周小川為銀行在海外和國內資本市場上市進行了強有力的辯護，并羅列了多种好處。我們甚至猜測，周小川擔任證監會主席期間，用超常規的手段急劇提升中國資本市場規模的做法，就是為大型國有銀行上市悄悄放下的鋪墊。事實上，在周小川擔任證監會主席時期，中國大型國有銀行上市的准備工作已經大大加快。不過，周小川肯定高估了國內證券市場的承受能力，也高估了中國證券市場的健康程度。以我們對中國證券市場長達10余年的持續觀察的經驗判斷，不要說多家，只要有一家國有商業銀行的整體上市，這個弱不禁風的市場就可能立即休克。中國證券市場這兩年的在熊市中所暴露出的本來面目非常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然而，水不落則石不出，在沒有其他辦法的情況下，人們總會想去試驗一下。所以，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如果有國有銀行整體上市，人們不應該感到奇怪。當然，國內資本市場不能容納，還有國際資本市場一條路可走。但以目前中國國有銀行的質量和極低的財務透明度，這條路可能會相當崎嶇。對于這些明顯的困難，不知道才高志大的周小川能夠拿出什么新的錦囊妙計？
以此觀之，從證監會主席高升至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實際上已經站在了一個危如累卵隨時可能坍塌的“坏帳”之顛。這是一個更加充滿凶險的位置。不過，對于一個怀抱大任的改革者來說，這恰恰是值得歡迎的挑戰。所幸的是，周小川并不是一個喜歡挑戰但僅僅只具備激情的冒險家。在他看來，与其被動解決銀行資產的存量問題，不如主動進行改革，解決中國銀行的增量問題。周小川對銀行不良資產的一個通俗的三分法給人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他認為在銀行不良資產中，80年代、90年代早期經濟過熱時期以及94年金融改革之后所形成的比例各占三分之一。周小川的這個判斷實際上駁斥了那些在中國銀行界十分普遍的推卸責任的說法，即現在的不良資產問題是歷史留下的包袱。他含蓄地嘲笑說，“我們脫离計划經濟已經不少年了，……到現在說過錯都是過去的體制留下來的，恐怕自我批評的精神也不夠”。這等于是說，中國金融體系的大量不良資產實際上是增量問題，而且還在不斷積累之中。這是一個相當清醒的判斷。在周小川看來，徹底解決中國金融體系問題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進行金融改革，將國有商業銀行真正辦成“好銀行”，讓中國金融逐漸步入良性循環。這雖然是中國下一步金融改革的治本之策，但很顯然，這是一個極其漫長的系統變遷過程，不僅牽涉金融本身的變革，更牽涉整個經濟體系、政治體系和文化體系的再造。從這個維度思考問題，短期內解決中國銀行體系不良資產問題的希望，的确相當渺茫。詭譎的是，隨著外資銀行的步步進逼，留給中國金融改革的時間已經非常有限。
即將到來的改革
從制度主義的立場出發，我們更傾向于相信制度對個人行為的影響。但中國是一個制度遠未到位的轉型國家，而對中國金融而言，事態的壓迫性可能比個人的主動性更容易發生作用。中國的那句古話，時勢造英雄，應該就是指這种情形。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中國正在逼迫新一代財經領導人去創造歷史。他們并沒有太多的選擇余地。按照有些權威人士的認識，中國的金融風險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央行的業務范圍以及央行行長的職責，并沒有賦予周小川負責全面金融改革的決定權，但作為新一屆政府的首席財經智囊，周小川將在金融改革的所有領域里擁有廣泛而重要的發言權。在周小川到任央行行長后發出的第一次公開信息中，周小川表強調：要保持各項金融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但誰都不會怀疑，周小川的到來將會為中國的金融改革帶來新的動力。
那么在未來可以預見的一個時期，周小川可能在那些方面改變中國金融系統顏色呢？周小川關于中國金融改革的設想和論述很多，我們挑選比較有可能的几項，以勾勒即將到來的中國金融“周小川時代”的新特征。
1986年8月，在北京友誼賓館召開了一個“中國——邁向金融現代化”國際研討會。事不湊巧，准備到會宣讀論文的默頓米勒先生卻在臨行前突然生病。于是，周小川只好親自將論文譯出。這篇文章的題目是：《中國應避免美國銀行業的錯誤》。這篇文章的腳注稱，周小川之所以要親自翻譯這篇文章，是因為這篇文章具有“高度重要性和學術上的難度”。那么這篇文章究竟講了些什么，值得周小川如此重視并一定要呈送給決策層參考呢？其實，這篇文章講的就是大家現在已經熟悉，或許還會越來越熟悉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即美國金融的分業經營問題。按照默頓米勒的說法，“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之后的美國銀行體系是“美國的悲哀”，是“法律導致違背意愿的后果”的經典法學實例。
如果這個引自周小川著作中的故事在細節上沒有錯誤的話，那么我們就會發現，周小川早在80年代就已經開始關注金融業的混業經營問題。是這個專題上當值無愧的先行者。這几乎成為周的一個情結。只要有机會，周小川就會對中國金融現行的分業模式提出“异見”。這個“异見”在1999年美國國會正式取消“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之后，正在逐漸成為“主流”。對于這個問題，周小川不僅持續關注，而且相當有研究。他不僅從理論上認為“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是人們“誤讀了歷史”，而且也從他在商業銀行服務時的具體經歷中，為我們詳盡陳述了混業經營的种种好處。大體說來，周小川認為混業經營有這么兩大好處，一是可以完善貸款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构，增強銀行對企業的約束力，另外一個好處則是，在國際金融界都趨向于搞混業經營的時候，中國金融界將在競爭中吃虧。按照周小川的說法，“這种變化（混業經營的國際趨勢）將會給我們很大的沖擊”。雖然作為一個嚴謹的學者，周小川沒有對分業經營模式進行過于極端的貶斥，但很顯然，在周小川那里，分業經營是一個老的不能再老的古董，是謬种流傳后的遺毒。如果在1980年代，周小川因為僅僅是一個年輕學者而只能“遞奏折”的話，那么今天，手握重權的周小川已經有充足的資源來清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在中國的遺毒了。事實上，周小川的這种觀點，在金融界有相當多的響應者。中信金融控股公司的成立，就是這种觀點在中國正式獲得合法性的一個明确信號。就在周小川即將卸任證監會主席的最后几天，中信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中信證券在證券公司中第一個獲得上市地位，可以看作周小川支持混業經營一次間接表態。
不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及其精神是不是真正“誤讀了歷史”仍然是相當有爭議的。畢竟，美國取消“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歷史還很短，其效果值得觀察。而一直奉行混業經營模式（在日本是“主銀行”，在歐洲大陸則是“全能銀行”）的日本金融體系，在最近10多年中深陷泥淖，為混業經營提供了一個相當負面的示范。當然，日本金融困境成因非常复雜，并不能簡單歸咎于混業經營模式。這一點，是周小川在考慮中國金融分業經營改革時所不應該遺漏的。
不管怎樣，在周小川執掌央行后（如果他有幸在這個位置上待足夠長的話），我們有極高的概率看到中國現行分業經營模式的大幅度改變。這是我們有望在中國金融周小川時代看到的一個新景觀。如果真是這樣，周小川就將為這個時代貼上一個屬于自己的標簽。
在我們看來，周小川第二個有可能邁開步伐的改革是，利率市場化改革。簡單說，所謂利率市場化就是，在央行确定基准利率的基礎上，各商業銀行可以根据不同風險水平及盈利情況自主确定存貸款利率。在這樣的情況下，央行只需通過基准利率的調節以及其他貨幣政策工具來調節市場的利率水平。這本是市場經濟國家的慣例。但由于各种利益集團的杯葛，中國在這方面一直進展緩慢。中國金融體系嚴格的利率管制，嚴重阻礙了中國金融競爭環境的形成。周小川曾經表示過，在中國國有銀行所有制問題很難短期內改變的情況下，要想將中國的銀行逐步辦成真正的好銀行，首先應該推動金融界普遍競爭環境的形成。顯然，在就任央行行長之前，周小川已經找到了可以先行著力的地方。作為形成這种競爭環境最基本的价格信號，利率市場化肯定在周小川的改革視線之內。
周小川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風險譜”理論。他認為近几十年來，金融市場上的低風險業務越來越少，而高風險的業務卻越來越多。即所謂風險譜向右移動。針對現代經濟中的這种風險趨勢，商業銀行有理由在利率上做出反應。周小川屢次提到渣打銀行在非洲——一個風險極高的地方，也可以盈利的例子。他以為其中訣竅就在于針對風險的具體情況拉大利差。為了加強這個例子的吸引力，他甚至“故弄玄虛”地說道，“那個利息你看到會嚇一跳”。當然，利率市場化帶來的好處還遠不止于商業銀行本身的盈利增加，他還直接關系到周小川自己的“悠閑”程度，即做一個像相格林斯潘一樣只管貨幣政策的央行行長。否則的話，沒有了敏感的价格信號，他的貨幣政策失靈的可能性相當高。周小川上任央行行長后的最新跡象表明，他已經開始努力改善他這個央行行長的“生活質量”。在2003年元月新華社播發的一篇文章中，周小川明确表示：要推出利率市場化改革。雖然他同時表示，利率市場化改革必須穩步推進、逐漸探索、選擇品种，時机和實施步驟非常重要。很清楚，利率市場化改革，在周小川上任第一天就已經開始。需要我們進一步判斷的，只是這個改革的范圍和力度。當許多人還對中國金融改革的整體圖景有些茫然的時候，周小川已經為大家寫出了清晰的第一划。(//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