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0日訊】 歷史一旦受個人或集團的私欲所操控，便失去了應有的客觀品質而成為可以任意捏造和塑型的權力道具，法律與道德便會被抽去真實的內核而成為空殼，所以，羅伯特• 埃裏克森指出：“法律制定者如果對那些促成人們非正式合作的社會條件乏眼力，他們就可能造就一個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試想，連最起碼的親情倫理都可以棄置不顧的權力構成，其無論如何挖空心思造勢整容，如何表演法治德政的抒情脫口秀，本質上都不可能生成以人為本、心係蒼生的執政理念。所以，儘管時過境遷，國家也不再被詮釋為“階級壓迫的暴力工具”，甚至在某些方面，有關意識形態也與國際‘接軌’並佐以自由民主和投票表決等文明調料，“按程式走過場”勾兌一下生硬刻板的政治表情。然而，只要總是缺乏反思與自我檢討，只要不敢面對歷史審查和司法問責承擔不義與罪錯，其舉止樣態儘管不再青面獠牙殺氣騰騰，說詞風格也修飾得多少有些條理和文法，但無論是極盡妍態耍花招，抑或愛昧搪塞濫用“沈默權”，都掩蓋不住法理與道義虧損後的膽寒心虛。
也許一切都因時序輪迴、光陰揮發而漸行漸遠，大野荒郊草枯草榮，一切都恢復如常且風和日麗，浮誇的盛世喧囂與庸眾的盲目唱諾混響為新時代的主旋律時，個人化的原始情欲便被收買被誆騙，然後植入國家意識形態，以所謂不再糾纏於歷史頓挫，不再論斷是非曲直，只管展望未來，醉心於唱歌跳舞度‘黃金周’、癡情於節日聯歡會，用身體快樂和器官‘幸福’抵消歷史淪陷處的傷殘記憶，從而將血腥的權力話語置換成極富人性的倫常悲歡，這時候，人們為了暫時的體面和風光，或者基於‘不可抗力’的壓迫而有意或無意將災難遺忘，將胸中的悲憤收斂，也會有人因個體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而將心懷冷凍儲藏，但我們仍然能從滴血的屠場中見出勇於為逝者點燭招魂的義人！見出敢於冒險撫哭“叛徒”的吊客！有這種起於守而終於祈望的精神遺存，其蘊含著對死的端肅與對生的尊重，便能啟示人們一路走好！
所謂“搗鬼有術但有限”（魯迅語），是人都知道，傷害人命是所有惡中之大惡，雖然“唯物主義”祛魅早已將內心的善惡因果律刪除清空，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權利鬥爭再如何冷酷殘忍地不把人當人，如何讓虛擬的階級仇、民族恨將內心冷卻硬化為只長權力欲望，不生人倫悲情的心魂荒土，但畢竟生為肉體凡胎淪為紅塵活物，便不可打誑語說夢話硬將自己塑成金身玉體然後刀槍不入，只要是血肉之軀就該說人話行人事，再如何皮厚心黑寡廉鮮恥，總不能公然承認自己是無性生殖或妖孽克隆，既然還活在人間就得受制於人的起碼“味道”，當然就得有無異於常人的喜怒哀樂，見得出陰陽兩界和血紅血白！
因此，再怎麼說穩定道和諧，再怎麼守原則講政治玩大局，無論如何上下棋手機關算盡，只要是讓人死而不是讓人活，弄得別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都是犯罪枉法，都不能見容於人間正道，更無法光榮體面正當得起來！即便有權力把關有槍炮助陣壯膽，只要是站在“歷史錯誤一邊”與生命為敵，即便所向披靡戰無不勝，所有巧言令色、文彩紛呈的開罪辯護都是居心不良，都是對公義良知的肆意誣衊，所有假託政情國勢的說詞與狡辯都不可能矯枉過正！既然殺人就不甭想滅口、甭想抵賴，甭想用墨寫的謊言淘洗作案現場將是非倒置、將真事隱去！理智告訴人們，眼見為實耳聽為虛，什麼主義特色宏大敍事！是人設計的制度就得為人著想，就得將人置於被尊重被看顧的當口，從而將公共權力優化為真正具有人本內涵的文明政治，否則便是悖天理滅人欲，便是對人類基本價值的褻瀆和作踐，便是對社會正義的公然挑釁和羞辱……。
只要有死者的屍骸為證！有眾目暌睽之下的刀光劍影和骨肉傷痛！權利攻心與流言合謀再無所不用其極，也斷不可能將血痕清除將真實的記憶篡改，一個個鮮活的面孔，一雙雙流淚的眼晴儘管顯得無可奈何，但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也僅僅是恐懼，並不意味著認可或服從，正如凱爾泰斯所言：“面對恐懼可能會有扭曲的言說，但沈默更是一種背叛和掩蓋”，是的，我們需要諒解和寬恕，但我們更祈望著每個人都能於人為的歷史罪孽中勇於擔當並理所當然地負起責任，敢於直接面對死滅者的祭壇讓幽幽燭光烤炙自己凍僵的靈魂。的確如此，我們蒙冤太多、受難太過劇烈，或許有免於椎心刺痛的後怕，所以常常因得來不易的安寧而刻意將有腥味的情節蒸餾過濾，喋血的歷史傷痛也會因時間的流駛洗去舊跡，公眾也會因有幸逃脫而舔傷自慰，或基於自利有意“面對苦難背過身去”（切•格瓦拉語），甚至主動或被動參與對集體回憶的抵制和洗劫，讓冷風中的罹難者長久背負著歷史的痛楚和現實的羞辱。
但只要還是一個活物，只要尚能感覺出些許身體的熱度，你就不能不面對死亡、面對喪親失友之痛而心無震顫情無感應，你就無法拆卸生命遇難遭劫時的恐懼和反彈的本能，面對施惡與受難，你可能因無力抗爭或為了免於恐懼而拒絕在現場發言，但你不能沒有刻骨銘心的記憶！沒有血光之中生命殞滅時感同身受的抽畜與痙攣，因此你的沈默或許可以得到寬恕，但你絕對不能撒謊，否則就是做偽證，就是協從犯，就是對陰謀與罪惡的縱容並為其再次行兇準備了理由和膽氣，所以，馬丁神父說：“當你目送死者的欞柩走過門廊時，死神的笑魘又面對著你，或許下一個就是你”。是的，誰都會是下一個，誰都會因必然性的制約和世無定數的災變而走向永恆的寂滅，正因為如此，我們常常迷戀於生命因其精神的創造性外延而展示的耀眼神采，相信一個人就是一個宇宙，就是一個不能複製不能借代的唯一，是一個自在自為而又涵蓋了無窮想像力的獨特系統，所以我們總是本能地呵護著它在無常際遇中的一呼一吸，眷戀著紅塵路上或親或疏的所有鮮活面容，從而將對生命的殘害與侵犯視為天理不容的大惡。
是的，為了珍惜造化不經意間所賦予的這一縷生命資訊，只要尚存希望，人們總是可以忍受苦難，可以忍受幽暗的場域中幾近絕望的掙扎，儘管我們有理由苛責渾渾噩噩、逆來順受的賴活，也可以基於道德評價不恥於變節投降、蠅營狗苟地乞討偷生，但就是不能要求人坐以待斃，不能要求人為主義信仰乃至所謂的組織或集團目標做犧牲作烈士甚至充當人肉炸彈，更不能容忍理直氣壯地以殺人滅口來疏解制度罪惡造成的不公不義。所以，我們認同甚至寬恕為保全性命所做的一切努力，只要是為了活著，人們都理應予以足夠的理解、同情並抱一份尊重，因為生命本身太有限、太脆弱，有太多不堪承受之重脅迫著！
然而，也正是因為公眾普遍的怯懦與忍耐、以及無原則的盲目性‘嬌慣’之使然，才讓卑鄙成為卑鄙者的通行證，才讓作惡成為作惡者屢屢勝算的法器將人性糟蹋敗壞，將人的原罪惡質發揮到社會無法承之重，並給人自身招來了無數次由權力陰謀主導的災難與厄運。同樣原因，人們的熱情和各種欲望也常常被啟動、被利用，在社會人生本來豐富多彩的表演中，人們只相信力量、迷戀權威，因為個人與集團對局勝算的概率總是太小、太渺茫，所以人們總是被懷有強烈功利期待的政治利他主義無條件的利益許諾和道德‘放貸’所誘惑和矇騙，看不到利己主義乃是人的原欲本性，看不到“利己與利他都是一定條件下個人自我實現的一種必要形式”（馬克思），所以，才一次次期盼又一次次上當失算。
究其根源，乃是人們缺乏對人本罪性和種種“不良”的體認和瞭解，從而導致對極權主義品質的誤讀，試想，導源于私欲集合而成的權利組織，連刀槍棒喝都難以讓其遵章守法和作出善舉，更何況一般的道德說教呢？所以，如果沒有足以彈劾和鎮懾的壓力給予有效的制衡，所謂放權讓利、和解談判都只能是民間一廂情願的文明想像，只要依然對權力的盲目和偏執主宰心魂，被各種欲望挾持著看不到利益之外生命本身豐富的意義和光彩，看不到照亮自己的道路和給予人以信心和勇氣的真正價值是真、是善和美，就不可能迷途知返、體察到本身存在的罪性和不良，當然也就不會贖罪懺悔，更無意洗心革面進行制度性“改良”。
所以，只有立足於對人的缺陷和現實迷誤的反省和檢討，才能看到人性本身存在的種種缺憾和不足，並由此洞悉了悟人神不可同處此岸的現實尷尬，因為人人都有問題，“都有一個皮袍下面藏著的‘小’”（魯迅），所以，只要是人，我們便難於超越人的本質規定性即：貪婪自私、耽於支配和推咎責任等人類共有的原欲品性，瞭解人性原欲中的不良，相信世無完人金無足赤，我們便可以對任何意識形態營銷術抱持足夠的戒心，什麼偉大光榮正確，什麼全心全意為人服務，都由吃五穀雜糧、混跡於人間的凡夫俗子們集合而成，何來如此超塵脫世的聖徒精神和殉道之舉！既無民意委託又無利害摯肘，憑什麼就能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呢？連民間議政、村婦腹誹都要提心吊膽，都要引發神經衰弱和政治失眠，甚至動用真刀真槍武力彈壓，又如何能讓人毫無戒備地與你們合股共事謀發展搞建設！這種無根無據的價值虛構，除卻自說自話以滿足權力中人的道德妄想並耍弄一下有清官癖的群氓之外，委實是一個無需費神求證，更不足與外人道之的偽問題。
承認人有罪性和不良，乃是人性被導向光明的自我確證，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的覺醒，知道並能夠看清人的本質缺陷和惡象，不僅有助於良心發現和精神的自救，還能促成社會道義的復活，讓人們見出生活本身因寬容和愛而顯示出的和諧與溫馨。所以，質疑並始終葆有對‘人人都有不良頃向和’的警提和防備，我們便能在關注自己如何‘活’的所有維度形成互利雙贏的共生意識，承認並敢於正視人性的弱點，然後就能推己及人以‘小人之心’度他人之腹，在社會權力與利益博弈之中學會兩害相較取其輕，學會談判和妥協退讓、學會遵守契約邊界和法理秩序，最終養成用文明的方式交流和對話，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因蠻橫和互不相讓而引發禍己害人的衝突和暴力。
正因為如此，我們依然要仰望頭頂的天空和關注內心的道德，要瞭解人性原欲中的先於經驗而存在的不良不義，由此便能最大限度地克服一廂情願的自我標榜和唯我獨尊，便能有效遏止自戀與狂妄對人性的縱容和放任，從而盡力避免倚重權力優勢無所顧忌的暴戾與刁蠻。有了這的種基於對自我原罪感和有限性的認識，就能使“……每個人都看到洞若觀火的真理：相信人類不是生下來就把鞍子負在背上的，少數得寵的人也不是上帝的恩惠生下來就該穿靴子，合法地騎在他人身上”（傑弗遜），於此，我們就能少一些歧視性壓迫和欺淩，多一份豁達與平等的看顧與體貼，因為人人都有問題，這便足以證明沒有任何理由讓“正在闊氣”的少數人可以淩駕於眾人之上實施奴役性的壓迫和傷害，即使是以‘眾意’和法律的名義對生命予取予奪的裁決，我們也應保持足夠的審慎竭力為生命能活下去作一切可能的‘免死’辯護。
所以，神說：“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正是這樣，我們需要心有所忌行有所法，才不致於因感覺太過良好而一錯再錯將人性導向罪惡的淵藪，不要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誘惑和利用群眾的盲從和無意識，不要試圖掩蓋血寫的履歷為自己“驗明正身”，只要你是參與者，只要你留下“頭命狀”，你就不能將人本應有的文明屬性徹底剝離。所以，面對歷史審問和遲來的公義裁判，任何人都應有足夠的理性和胸懷知罪認錯，並由此洗贖集團行兇但個人也難逃其咎的良心重軛，都應當返求諸己直面歷史的罪愆敲擊自己的精神與道德強度，讓自己能超越猥瑣的當下利害盤算為負罪的靈魂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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