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把「免除恐懼的自由」，論述為「四大自由」之一，對此，長期生活在共產極權下的民眾，感觸應該特別深刻。

*在大陸感觸到的恐懼**

在中國大陸，當民眾權益受到損害時，如果，動員人們，用行動維護憲法規定的權利，你會感到恐懼幾乎無處不在。

現在的大陸，私下的議論，可以涉及方方面面，上至中央領導人，下至基層幹部，但是一旦要用文字表達不同看法，比如在幹部分配住房時，發生了不公正現象，有人要寫小字報或到網上發表點評論文章，於是就會有人勸你不要寫，講法，有多種多樣，如「白紙黑字，和講話不一樣，不要寫出來，讓人抓辮子」，「講出來的話是氣體，寫出來的字是固體，沒有必要寫出來」。

在某些人看來寫評論文章，特別是發表在海外的網上，是非常可怕的事。

有的人甚至在別人起草的，已經有些人簽名的信上，要他跟著簽個名，他都百般的推脫，甚至說：某某地方，有人因為簽名而被逮，可不能隨便簽名。至於「上訪」，那更是很可怕的事。

山東大學分配住房，發生十分不公正的現象，此事議論了四五年，於是有些膽子大的人寫出了小字報，貼了出來，但是用真名實姓者極少，多數署名為「幾位教師」「部份教師」，有的乾脆不署名。

一個「怕」字了得。

*極權在民眾中製造了恐懼**

列寧說：「陰謀家一面製造陰謀，一面要蘇維埃政府放棄恐怖手段。不，我們決不放棄恐怖手段」（《列寧全集》第37卷，第141頁）。「依我看，應把槍決的適用範圍擴大到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之類的一切活動」。（《列寧全集》第43卷，第186頁。）

毛澤東的《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論述了，在農村中製造「恐怖現象」的必要性，他認為「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在1949年後的「土改」和「文革」中，再次表現出他的這種思想。

正是過去的當權者和他們所依賴的體制，通過各種運動，各種事件，製造了民間的恐懼。

在很多方面，中共的做法，超過了蘇聯。蘇聯在土改中把上百萬的地主、富農驅趕到邊遠地區。讓他們從人們的視線下消失。蘇聯整肅知識份子，數量比例不如中國，而且一旦定了性就將他送到遙遠的西伯利亞，或北極圈的集中營。

*有中國特色的極權**

中國的幾百萬地主富農和五十五萬右派，多數就地「改造」，讓他們就在親友面前接受經常性的批判侮辱，降低他們的工資，限制他們的子女受教育的權利，讓他們的全家在眾目睽睽之下，經受羞辱、折磨、甚至家破人亡，用他們全家的呻吟、苦楚在民間製造恐懼。

這是共產極權統治的一種創造。中國從「土改」斗地主到現在已經五十多年，至今沒有平反。1957年打右派，二十年後只改正，不平反，不補工資。二十多年精神上、物資上的損失誰來評說？正是這些每時每刻發生在眾人面前的事實，日積月累，製造了人們的恐懼。

中共製造恐懼，不但發生在毛澤東時期，在毛死後，也繼續在製造恐懼。1989年的「六四」，90年代末開始的鎮壓法輪功，近來的打壓異見作家，都是在製造恐懼。

*恐懼與名利**

當權者也利用很多人迷戀個人的名利、前程、地位的思想，來製造恐懼。「六四」之後，一部份人被抓、被關、受處分，但是還有很多人，也支持過學生，因為不再堅持，沒有被處分，有些受到了重用和提拔，被捧起來了。甚至當了政協委員，人民代表。頭頂上增加了不少光環。他們現在有很好的環境、待遇和活動空間，他們不想，為了多說一些話，多寫一些文字，而失掉現在的待遇。他們的恐懼來自於害怕丟掉當前的名利。對於一些人少年得志，官運亨通的人，恐懼也是來自於既得的名和利.

*為家人所累的恐懼**

有人對我說：「我自己對受打擊是有準備的，一人做事，一人當，但是不願家人子女跟著受累。」家人不但是增加恐懼的一個方面，家人還是製造恐懼的一個來源。你要準備做個異見人士，首先要準備承受來自家人的壓力。在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都有些過去被打成「右派」的人，他們家庭的遭遇會使沒有經過風浪的婦女不寒而慄。女人為丈夫為子女所想，往往會超過丈夫。而且當局者深知女人的心思，有時說服不了男人，就去做女人的思想工作，向她們曉以厲害，通過女人向男人施加壓力，而她們給丈夫施加的影響，卻是既巨大又持久，他們可以時時刻刻地用各種各樣方法來說服你，比如找來所有親朋好友，輪番做你的工作，告訴你可能遇到的，或者他們能夠想像到的各種危險。子女也會跟著媽媽一起勸說父親。家人隨著當局一起製造恐怖氣氛。

*如何戰勝恐懼**

有堅定的信仰可以戰勝恐懼。很多宗教界的人士，他們相信死後可以進天堂，所以他們面對死亡毫無畏懼。老子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死都不怕還怕甚麼坐牢，妻離子散。

自由，民主，也是高尚的信仰。西人道：「不自由毋寧死」。為了自由，必要時可以捐軀，死都不怕還怕甚麼？現在爭取自由，已經不要冒生命危險了，最多就是坐牢。

根據我個人體會，監獄是追求自由、民主者的大學。從1974開始，我做了七年監牢。那段時間裏，我潛心思考，有大醒悟，從共產極權的意識形態下，有了大的轉變，在獄中以寫信方式，寫下了我的思想。2002年，我出版了《獄中上書中共中央》。回顧過去，我對那次坐牢，並不後悔，在「文革」那種歲月，不坐牢，只能隨著潮流瞎胡混，連點靜心思考的時間都沒有。在共產極權統治下，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戰士應該視坐牢為坦途。

當然，我們不是把坐牢當作一種目的。為了戰勝怕坐牢的思想，重要的是要有所準備，有準備會減少恐懼。有些人做過一次牢，有了經歷，對坐牢就沒有那麼害怕了。像劉曉波，被抓三次，我想他對再次坐牢，已經沒有甚麼可怕的了。最近他寫了很多激進的文字，但是也沒有進監獄，因為當局可能也知道他對此已無所畏懼。

就像是怕水的人一樣，大海似乎很可怕，如果經常到水邊去趟一趟，也許就沒有那麼恐懼了。

*人多勢眾可以減少恐懼**

人多了可以消除恐懼。人多勢眾，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膽子就大了。我常想在89年「六四」之前，北京遊行人數達到百萬人，當時的多數人，心中已經沒有甚麼恐懼，有些人心中會想，這麼多人在一起，他們能把我怎麼樣？近來在漢源發生的農民群體上訪、示威活動，人數達到五萬人。到了那種場合人們也就沒有甚麼可怕的了。上百名警員，怎能撲滅人們心中的怒火？於是只能省長出面，省長出面沒有實質性的回答，農民仍然示威不停，最後中央決定停止水電站施工，農民這才打道回府。這是一場成功的群體上訪和示威，人多勢眾消除了恐懼，維護了權益。

*不要自己製造的恐懼**

我在給海外傳媒寫文章，抨擊國內時政，有好幾個朋友知道後，紛紛告訴我：你家電話肯定被監聽，而且聲明以後不會再給我打電話。

我當然十分感謝他們的好意，回家後注意我的電話，確實有時有雜音，特別是與海外通電話，雜音更重。有次海外朋友到大陸，問我是否長時間不在家？為甚麼這幾天，電話總打不進來？我告訴他我在家。為了證實電話是否打不進來，我就用另一部電話，做試驗，果然不通。於是我找電話局，他們說線路有問題，很快修好了。還有一位朋友，給我打電話，總是出現「撥號錯誤」的聲音，他走了五里路到我家，問我是否改了號，我馬上找了電話局，他們說也是線路「故障」。

但是所有的事實加在一起，我也不能找到證據，證實我的電話確實被監聽了，或被人為地加上了「障礙」。我想憑我現在的能量，要弄請這些問題可能要耗掉我主要的精力，最後還可能是無功而返。

最後我終於想開了，如果有人憑著他的巨大實力，能夠監聽我的電話，那就讓他聽吧！好在我也沒有很多秘密，海外的文章都是署了真名實姓，署了地址，還怕誰來竊聽電話嗎？監聽者，聽我的講話，說不定還會受我思想感染，轉變他的立場呢！

回過頭來我又想，如果根本就沒有人監聽電話，而整天自己疑神疑鬼，弄得坐立不安，那不是庸人自擾？自己製造恐懼嗎？那不是自己嚇唬自己嗎？所以後來我也就不大考慮電話被竊聽的問題。至於有人怕竊聽，不敢給我打電話，我也落得清閒，省得電話中講些不鹹不淡的話。

有了這樣一些想法，我也感到比較自由了。

*我想起了童話「神燈」**

有人到我家，看到門口附近停了部警車，問我出門是否有人跟蹤，我告訴他，對哪些可疑的人，可疑的車，我都是視而不見。國外有個「神燈」的童話，一個青年名叫阿拉丁，神人要他通過地道去取「神燈」，再三告誡他，一定不要理會路旁的怪事、怪物，一定不要回頭看，否則不但取不到「神燈」，自己還要變成路邊的怪物。

我現在外出，幾乎從來不回頭看，不管是否有人跟蹤。我常想起那「神燈」的故事。

如果每天出門都在留神是否有人跟蹤，那一定是很累的。如果有人在家中整天想著屋頂是否安裝了竊聽器，出門總想著是否有人跟蹤，這人大概也就做不成甚麼事了，弄得不好還會神經衰弱。

有時，我想如果要干擾某人的思想和活動，可以向他示意：你的電話被竊聽，你的活動被跟蹤。這人如果缺少自制力，可能會神魂顛倒，甚至發狂，而害人者則不要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低調爭取自由減少恐懼**

在爭取自由權利的過程中，策略很重要。

提出過激的口號和要求，會脫離群眾，會使很多的人被抓、判刑，會帶來很多麻煩。我們說不怕坐牢，是要在爭民主、爭自由的過程中，要戰勝恐懼的心情，不要增加無謂的、過多的恐懼。但是人被抓進去，少了骨幹，對整體維權活動，是個損失。而且過多的人被抓、被關，也會製造出新的恐懼。所以要儘量避免過激行為，要勸說民眾，不要搞打、砸、搶、燒，特別是帶頭人更要注意這些問題，過去鎮壓遊行、示威活動，採取的重要方式就是抓「壞頭頭」，給他定上一個煽動暴亂的「罪名」，通過判刑製造恐懼。頭頭被抓，群龍無首，於是維權、爭自由、爭民主的活動就進入低潮。

我認為，現在民眾的維權活動，必須保持低調、和平、理性、非暴力，要在現行憲法和法律的框架下開展活動。這樣的策略可以使參加者多一些安全感，減少恐懼。

示威、遊行是為了展示民意，不是為了暴力奪取政權。

2005年6月1日於山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