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7日訊】前言﹕
本人不是甚麼“老革命”而有資格寫勞什子的革命回憶錄﹐但是比起“愛國”的年份﹐雖然比不上一些大哥大姐們﹐卻遠遠超過當今的憤青。憤青的愛國主要喊喊口號﹐丟擲石塊大糞﹔我等的愛國﹐卻是真刀真槍﹐並且付出代價﹐不但拋棄舒適的生活﹐也獻出了我們的青春。但是一旦發覺上當受騙﹐有些人還是捨不得拋棄那條可以參與分贓的賊船﹐有些則不惜跳出賊船﹐重新上路。後者當然艱辛得多﹐甚至還要付出更多的代價﹐但是對得住自己的良心﹐對得住蒼生與蒼天。
人生七十古來稀。雖則科學昌明可以多苟活幾年﹐然而也不能不防各種“意外”的出現﹐特別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古今中外無可匹敵的強大（至少表面上如此）的流氓政權。因此當興有所至﹑有感而發時﹐寫下三言兩語的愛國回憶錄﹐以記錄自己走過的道路﹐並檢視這個流氓政權的所作所為﹐為子孫留下一丁半點的東西﹐也才不致在這浩茫的人海裡白走一遭﹐還可為這個政權留下多一些“麻煩製造者”的檔案資料﹐不亦快哉。
正文：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到二十四日在印尼召開了亞非會議﹐至今正好五十年。因為開會地點在萬隆﹐所以也叫萬隆會議。當時西方國家沒有幾個在外交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北京拼命拉攏亞非國家﹐特別與印度（總理尼赫魯）﹑印尼（總統蘇加諾）﹑緬甸（總理吳努）﹑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親王）關係密切﹐以這五個國家為核心﹐召開了有二十九個國家元首參加的亞非會議。這是中共第一次主催的大型國際會議﹐自然十分隆重﹐也大吹大擂。
會議召開以前﹐發生飛印尼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從香港飛到印尼途中爆炸墜機事件﹐十一名中國官員﹑機組成員與外國記者身亡。這場爆炸事件是國民黨特務的“傑作”﹐使得台灣聲名狼藉。但是他們本來要炸的是周恩來﹐根據後來一些回憶文章所述﹐中共的的情報人員事先也知道了﹐周恩來後來改搭其他飛機﹐卻讓這十一人做他的替死鬼﹐以換取“蔣介石集團”被搞臭。由此可見周恩來為達到政治目的而不擇一切手段。
在亞非會議前﹐中共與印度﹑緬甸等友好鄰國﹐取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共識﹐內容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在亞非會議上﹐擴大為十項原則。但是後來中共爭當“第三世界”領袖時﹐與其他國家簽訂協定或發表新聞公報﹐都還以“五項原則”為主。周恩來在會上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深獲與會代表的讚賞。
亞非會議召開時﹐我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讀高中三﹐離開畢業考也只有大概一個月的時間﹐忙著辦理回中國讀大學的手續﹐但是也為周恩來的到來無比興奮﹐到底是中共領導人第一次訪問印尼﹐我們的愛國情緒特別高漲。當時老爸作為一家“進步報紙”的特約記者﹐到萬隆進行採訪﹐做兒子的與有榮焉。
會議結束後﹐周恩來訪問雅加達﹐瘋魔我們﹐為他的魅力所傾倒﹐當時他在我們海外華僑的眼中﹐威望遠超過毛澤東。當時我一度有疑問﹐怎麼是毛澤東而不是周恩來當國家主席﹖而我所討厭的蘇加諾﹐更是借周恩來抬高自己的威望。當時蘇加諾陪著周恩來乘敞篷車環遊雅加達的大街﹐沿路民眾夾道歡迎。我在住家附近的卡查瑪達大街迎候。當時剛買一部準備帶回國的照相機﹐西德蔡斯廠鏡頭的超級伊康泰可以自動對距的相機。可惜操作不熟練﹐取景不佳﹐只拍到一張﹐背景竟是一個很大的牙膏立體廣告﹐可謂大煞風景﹐懊悔莫及。
周恩來的熱潮久久沒有降溫。六月十九日﹐我與幾百名印尼僑生一起﹐踏上一艘郵輪到香港﹐經羅湖回到中國。開始了我的“新生活”﹐實際上是進了牢籠。但是我對周恩來一直維持深厚的感情﹐在對毛澤東深惡痛絕後﹐把中國的希望寄託在周的身上。不幸周比毛早死﹐我還很悲痛。到香港後﹐接觸更多的資料﹐才逐漸轉變我對他的看法。
這個中共所宣傳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求同存異”精神﹐其實是中共在某一時期的政治需要﹐需要時搬出來﹐不需要時就收起來﹐代之以其他口號。其後﹐中共與鄰國印度﹑越南﹑俄國等﹐都爆發過武裝衝突或邊界戰爭。特別是一九六二年﹐共同倡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中共與印度發生邊界戰爭﹐他們發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更成為笑談。“求同存異”云云﹐亦是說說而已。對國內的民眾﹐從來只“求同”﹐而且用暴力求同﹐而不容許“存異”﹐遑論發展。
而中共影響滲透到印尼﹐把“互不干涉內政”拋到九霄雲外。一方面﹐中共拼命拉攏印尼﹐例如一九六三年為了對抗國際奧運而在雅加達舉行新興力量運動會。印尼首都雅加達獨立廣場民族紀念碑上由二十四K純金打造的火炬﹐就是中國大手筆贈送的﹐當時中國還沒有完全渡過飢荒時期。而同時印尼的中共地下黨也日益活躍﹐甚至與印尼共產黨合作﹐從事顛覆活動﹐終於成為一九六五年“九三十”右派政變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愛國（愛中國而不是愛僑居地的印尼）華人慘遭屠殺﹐有些是中共地下黨員﹐有些卻不是﹐枉做刀下鬼。為了杜絕中共今後利用華人進行顛覆活動﹐政變後的軍事獨裁者蘇哈托﹐一方面鼓勵華人經商﹐脫離政治﹔同時也採取釜底抽薪的政策﹐禁絕中華文化的教育與傳播。而印尼的“反共反華”最後也導致中國與印尼斷交。兩國的外交關係到六四後﹐中國為了擺脫外交孤立﹐李鵬以“支那”名義與印尼復交﹔而華文教育則到了一九九八年蘇哈托倒臺以後才得以逐漸恢復﹐轉眼已是三十年。
今年是亞非會議五十周年紀念﹐二十二日在雅加達召開亞非峰會。胡錦濤在會上提出要建構亞非新戰略夥伴關係。會後與印尼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並與印尼總統尤都約諾簽署投資協定﹐答應在印尼投資一百億美元以進行拉攏。有人把胡錦濤比喻為當年的周恩來﹐在拉攏與收買方面﹐的確都一樣。鑒於五十年前中共的言而無信﹐這個“戰略夥伴”還需時間考驗﹔而不久前中國總理溫家寶和印度簽署戰略夥伴關係對付日本﹐接著印度又與日本簽署戰略夥伴關係抗衡中國﹐這個“戰略夥伴”有多大意義也令人生疑。
當年的亞非會議﹐是韓戰停戰後中國的戰略大出擊﹐目的是團結“第三世界”﹐是中共討好與領導“亞非拉”抗衡美國的先聲。這次的亞非峰會﹐胡錦濤十分活躍﹐會前會後他還訪問東南亞的一些國家﹐這些活動﹐除了表現他對這些地區從事能源外交的關心外﹐也還為了對抗美國總統布什要在全球推廣自由民主的戰略﹐特別是近來美國國務卿賴斯對亞洲國家的訪問﹐其中當然也牽涉到中日關係。這場國際戰略的明爭暗鬥到底鹿死誰手﹐且看以後分解了。 @(//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