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5日訊】 在中國，是難得享有新聞自由的。我們的歷史只是給幾百年、幾十年後的人們以新聞自由。我們今天所享有的新聞自由，大多不是本朝代的，而本朝代的新聞自由，大多要等到改朝換代（或新舊領導人接班、換班）的時候，才能得到當時的某些新聞自由，得到相對真實的評價。詩人馮至曾經聽過魯迅先生講課，魯迅談到歷史，談到秦代的秦始皇時這樣說：「許多史書對人物的評價是靠不住的。歷代王朝，統治時間長的，評價者都是本朝的人，他們對本朝皇帝，多半是歌功頌德；統治時間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貶為’暴君’，因為評論者是另一個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歷史上有貢獻，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虧。」（《非常道》第131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5月）

　　一個朝代短了，自然對尚健在、尚活著的記錄者有利，他可以在不必擔心腦袋的情況下秉直書寫，毫不留情。可是，華夏民族，上下五千年，除了秦代暴政比較短以外，漢代啊，唐宋啊，明清啊，都是比較長的，所以一代接一代，當代史都是沉悶的，別說新聞自由，就是本朝50年前、100年前的歷史都遮著掩著，還談甚麼歷史真相、甚麼歷史教訓？活著的人別說秉筆直書，就是長兩個腦袋也不敢。所以說，在無比殘酷的歷史背景下，記錄只能給「歷史學家以新聞自由」——歷史學家可以在研究歷史的時候獲得當時的所謂「新聞自由」。如果我們當今乃至以後的朝代都是這樣給歷史學家以「新聞自由」，我看中華民族差不多要倒退到秦代以前的奴隸社會，甚至是原始人社會了。那時的人——應該是原始人尚沒有得到文明洗禮，幾千年如一日，得不到進化尚可矇蔽。一旦進化，進入所謂的文明社會，又要打仗，推翻暴政，改朝換代，你下來我登場，反反覆覆，同樣沒有當代的新聞自由，沒有真正的新聞自由。

　　我們經常說以史為鑒，可事實上，那些有利於我們當代執政者的歷史可以為鑒，不利與執政者的歷史就可以仍到一邊。再者，以史為鑒，越遠越清楚，越近越糊塗。難道就是越久遠的歷史真相越為鑒，越是發生在眼前的、尤其是近百年內發生的歷史就越要擱置一旁、掩蓋真相，就此不管了嗎？歷史，應該越是近在眼前的，越值得反思和借鑒，吸取血的教訓，避免再次讓不幸的歷史重演。比如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時期的北大學子林昭，在1968年4月29日的時候被「革命政府」以革命的名義當作反革命分子槍斃了，當時她的家人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家裏來了一個人，林昭的妹妹彭令范聽到樓下有人叫媽媽「許憲民」的名字，她急忙開門，面對她的驚懼神態，來人一共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槍決。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全家才知道政治犯也是要槍斃的——所謂鎮壓反革命分子。此外，2005年出版的新書《非常道》編者還蒐集到的另一則林昭的新聞，親歷人張元勳回憶說：

　　看到林昭走進接見室時，其臉色蒼白而瘦削，長發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蓋著可抵腰間，一半已是白髮！披著一件舊夾上衣（一件小翻領的外套）已破舊不堪了，圍著一條「長裙」，據說本是一條白色的床單！腳上，一雙極舊的有絆帶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頭上頂著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鮮血塗抹成的一個手掌大的「冤」字！她站在門內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個室內三十雙眼睛都一齊注視著她。林昭舉手取下頭上的「冤」字頂巾，用手指把長發分理給我看：在那半是白髮的根部，她所指之處，乃見大者如棗，小者如蠶豆般的頭髮揪掉後的光禿頭皮。她又說：「因為知道你要來接見，怕打傷了我無法出來見人，故這幾天鬥爭會沒有開，我也被調到一個’單號’裡單獨關押，其實就是讓我養傷，以掩蓋獄內無法無天的暴行！但，頭髮揪掉了，傷痕猶在！衣服也是他們撕的，你看！」她披著的衣服裡面是一件極舊的襯衣，已經沒有釦子，仔細看去，才發現是針線縫死了的無法脫下。

　　 再如，遼寧的「政治犯」張志新被當時的政府處死的時候，使用的是法西斯割喉管的非人道的獸行，後來「文革」結束報紙上這樣寫道：她被慘無人道地剝奪了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道可道》選錄了這件事：（《光明日報》記者采寫的）《一份血寫的報告》帶回北京後，陳禹山先交給部主任盧雲審，而後由副總編殷參和總編楊西光審（《光明日報》一把手，1979年），但考慮到所披露的是發生在新中國的極其殘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好像是揭露無產階級專政、揭露黨的領導、太血淋淋、影響不好」等反對意見，稿子最終送交胡耀邦審閱。據楊西光傳達，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發表，但是說了一句話：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話去掉。正是這一指示，《一份血寫的報告》見報時，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發表後，許多讀者打電話追問「把她按倒在地，慘無人道地剝奪了她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到底是甚麼意思。陳禹山和編輯部幹事吳力田無法搪塞，只好如實告訴讀者，是指割斷了喉管。該報一位讀者聽後，在電話裡哽咽說：「魯迅先生的《紀念劉和珍君》一文在談到被害的劉和珍君的一位戰友時寫道：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傷痕。當年有棍棒的傷痕而被槍殺的叫虐殺，而今我們割斷氣管再去處決，這叫甚麼殺？假如魯迅活著，他會含蓄掉嗎？他會怎麼寫？」這個「新聞」，發表於1979年6月5日的《光明日報》，而張志新被害於1975年4月4日，也就是4年之後。直到今天，我們的新書《非常道》引用這段歷史時，卻是用「她」來代替張志新的名字——- 我深深理解出版社的用意，以及出版審查的尺度所允許的範圍。不過，東方不亮西方亮，再黑暗的社會也阻擋不了普遍的光明——哪怕是不太亮的光明。2004年9月23日，《南方週末》刊登記者朱健國的文章《張志新冤案是逐步披露的》，對此段歷史真相又加以曝光，讓更多的人知道。

　　這樣的真相，這樣血的教訓，我們的歷史本來就應該及時恢復它的本來面目，以便讓後人別再犯下同樣的罪惡，尊重人權，尊重生命。可是，在那個人妖顛倒的時代，人權不是真正的人權，人權就是所謂革命者鎮壓人民的暴力，「反革命分子」得不到人權保障和絲毫的生命尊嚴，總而言之：「反革命分子」沒有人權，沒有民主，只有被消滅的命運。

　　所謂「為人民服務」的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國家，所宣揚的新聞出版繁榮，卻同樣是沒有制度保障下的出版自由，沒有新聞自由，大眾媒體上那些所謂的新聞也都是千篇一律的傳聲筒新聞，拒絕真相，抵制新聞自由，根本不可能有獨立報導和獨立判斷的評論，比如當時「四人幫」的政策是：「寧要一個沒文化的勞動者，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寧要社會主義的低速度，不要資本主義的高速度；寧要社會主義的晚點，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今天我們看這段話本身，或許沒有甚麼情節，甚至看後就一笑了之，但作為一段真實的歷史記憶，是絲毫容不得掩蓋和修飾的——真相是社會主義制度所要反對的，真相是國家的敵人。雖然我們現在距離打倒「四人幫」的1976年已經近30年了，我們的國家，不是同樣提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亡我之心不死」，防止和平演變，同樣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思想、人民專制）」嗎？

　　縱觀中國幾千年前有了皇帝以來，看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流氓政府、專制政府對社會的危害極其嚴重，對社會、對民眾的危害也愈來愈大，真正成為社會動盪不穩的主要因素。所以，一個國家若要實現民主，公民的人權得到保障，必須建立真正的憲政社會、法治社會和新聞自由社會。沒有這一前提和基礎，甭想告別專制，甭想成為民主國家。

　　今天，我之所以推崇新聞自由，主要是新聞自由是針對於監督和限制政府公權力的，尤其是針對那些容易專制、容易縱容惡行，甚至容易危害公民權益的政府公權力，有了新聞自由就可以像防流氓、防洪水一樣提防著它們，監督著他們，同時嚴防死守著自己的陣地，為這個公權力設置一個邊界，不能讓公權力無法無天，無所不能。（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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