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9日訊】張汝寧,一名普普通通記者、編輯。他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只在這個世界上停留了32載。然而,他每走一步,都留下了深深的腳印。
張出生於一個有教養的家庭,畢業於北京大學俄語系,從業于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而且,由於工作出色,已被提拔為該電臺的一個部門負責人。從官方的觀點來看,他是共產黨一手培養出來的“好苗子”,“党”對他是完全可以信任的。但是,得到共產黨信賴的新聞記者並非都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共產黨,他們堅守著作為新聞從業員的職業良心。回顧89年那場運動,中國的新聞記者們也曾經走上街頭,為爭取新聞自由而大聲疾呼,為維護“說真話,不說假話”的新聞報導權而果敢地抗爭。在那年難忘的五月裏,他們用筆,用話筒,用照相機和攝像機履行了他們作為民眾代言人的神聖使命。而在這個記者群體中,也有他張汝寧一個。最後,在血腥的鎮壓降臨到民眾頭上的時候,他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為那場抗爭留下了永恆的記錄。
6月3日那一天,本來是他的休息日,他也真想好好恢復一下那麼多天來積累下來的勞累。但是,那天晚上,整個京城風雲突變,一場大屠殺開始了。他再也不能在家裏耽下去。他要趕到電臺與他的同事們在一起,向世界報導這一重要歷史時刻所發生的一切。
可是沒有想到,就在晚10點多他走出家門穿越馬路的一刻,一顆罪惡的子彈擊中了他的腹部,倒下的地方就在離家不遠的西長安街木樨地橋頭附近。他隨即被周圍的民眾送到了復興醫院,但當時往這家醫院送的傷患太多,大夫無法一一及時搶救。復興醫院臨近木樨地,這個地點民眾的傷亡特別慘重。醫院庫存的血漿很快用完了,而緊急運送血漿的車輛又在途中被戒嚴部隊打壞了。傷患越送越多,只能等待。據死者的親人說,張傷勢嚴重,整個腹腔都被打爛了。隨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他垂危的生命也漸漸失去了復蘇的希望。人們守候著他,急得一籌莫展。他與死神一直抗爭到4日淩晨,他的親人、他的同事們眼睜睜地看著他在痛苦的呻吟中停止了呼吸。
死亡,意味著一個人的生命的終結,然而,它又意味著生命的另一次開始。
張遇難的消息傳來,喚起了更多新聞工作者的良知。就在得知張遇難的噩耗之際,他的一位姓吳的同事,在戒嚴部隊威逼的槍口之下,勇敢地拿起了話筒,用英語向全世界通報了發生在中國首都北京的那場空前慘烈的殺戮。隨著無線電波傳遍全球各個角落,世界上所有愛好自由、和平的人們無不為人類文明的倒退和蒙受的恥辱而感到驚愕與羞愧,億萬雙憤怒的眼睛朝向了野蠻、殘忍的殺戮者。後來我聽說,這位元姓吳的記者被開除了黨藉,開除了公職,趕出了共產黨的國際廣播電臺,甚至有傳說他還坐了共產黨的好幾年牢。
在中國,要獲得一分自由,往往要以十倍的自由為代價。人們都還記得,“6.4”後,中國當局對新聞界進行了大清查,很多記者被投入了監獄,一大批記者、編輯被清理出新聞機構。中國的當權者不能給予記者們新聞自由,他們深知這種自由對於權勢者的威脅。但願人們不要忘記已經被殺害的張汝寧和他那位姓吳的同事。他們為維護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良心,為了讓遇難同胞的亡靈能得到安息,毅然捨棄了自己的自由。
關於記者張汝甯之死,我在“6.4”過後不久就聽人說起過了,我也曾無數次托人打聽死者親屬的下落,可一直到93年冬天,才輾轉尋找到死者的母親。這是一位很有素養的知識女性。象所有的母親一樣,她深深地愛她的兒子,為她兒子生前的為人和事業上的成功感到驕傲。她對我說,她兒子上學的時候是班裏的高材生,參加工作後又是業務尖子,後來被派去國外進修,學業又是最優秀的,而且結婚不久,有一個美滿的家庭。現在兒子離她而去了,她的心裏空蕩蕩的,因為她失去得太多,太多。由於有著同樣的命運,我完全理解這位母親的心情,但我找不到更多的語言來安慰她,只能道一聲:“望您多保重。”
現在,時間已過去15年了,死者已經遠去,活著的仍將為自由而抗爭。我想,我們這個世界是為自由而存在的。因此,那些為自由而抗爭的記者,不管是已經死去的,還是活著的,都將受到世人的尊敬。
(丁子霖執筆 200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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