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8日訊】民族主義陰影籠罩中日關係已經長達好幾年，並導致兩國關係日益惡化。最近圍繞日本爭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事，中日衝突已經表面化。

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是日本一方行為不當引起中國民眾反日情緒高漲，比如日本政府準備中止對華經濟援助、釣魚島歸屬之爭、日本新教科書隱瞞侵華戰爭真相，以及最近日本政府向企業授予在一處中國也聲稱擁有主權的海域鑽探天然氣的許可權，等等。但實際上，這些問題除了最後一個發生在最近之外，其餘都是積年舊帳。

關於日本對華經濟援助，中國媒體早已表明，相對中國引進外資的龐大數額來說，這項援助已成「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而中國民間近十多年來的「保釣運動」，更是被中國當局嚴加禁止；教科書問題雖然是近幾年的焦點，但中國當局顯然沒有告訴中國人，使用這本教科書的日本學校只占全日本中小學校的1％左右。而對靖國神社近幾年的發展，中國政府卻絕口不提。筆者近年去過好幾次日本，每次都要去靖國神社觀看，早發現其香火越來越興旺，朝拜者絡繹不絕。神社旁邊三年前開張的日本軍事博物館對於中日歷史上的幾次戰爭的解說，配上展示「大日本皇軍」八面威風與中國軍人（包括中國人）之畏瑣形像之圖片及影像資料，對中國之污蔑比起教科書來更是惡劣萬倍。我相信任何一個中國人去看過以後，都會氣結難平。中國駐日大使館難道不知這個軍事博物館的存在？

為何中國政府該抗議的不抗議，該讓中國公眾知道的卻刻意隱瞞，而此時卻又刻意鼓動民間發起大規模反日風潮？其原因很簡單，一旦日本晉身于常任理事國，將直接影響中國在亞洲的大國地位。對於每天在夢想「和平崛起」的中國領導人來說，阻止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場道道地地的「亞洲衛冕之戰」。

政府之手操控反日遊行

日本「爭常」確實為中國政府的「世界強國夢」蒙上了一層厚重的陰影，因為美、英、法、俄等四個常任理事國與聯合國秘書長安南都相繼積極表態，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無異於宣告中國政府的外交努力幾乎全歸於失敗。

美國一直被中國政府當作「潛在的競爭對手」，英國總跟美國保持一致，這兩個國家支持日本並不意外，但法俄兩國的表態卻讓中國政府倍感尷尬，因為中國政府慣常使用「經濟外交」，用巨額合同誘使法德俄等國及一些發展中國家，使它們在人權與臺灣事務方面不顧道義地站在中國政府一邊，而這次這些「利益盟友」均積極表態支持日本，實令中國領導人大失顏面。

其實道理非常簡單，中國政府這次面臨的對手是日本，而不是在國際事務中沒有發言權的中國人民，以及被強行剝奪了發言權的臺灣。美國固然不會為了中國人權問題去重金收買他國的支持，但日本卻會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拋撒大量金錢。而在聯合國裡面有投票權的眾多發展中國家，有不少多年來都得到大量日元的滋潤灌溉，投桃報李自是題中應有之義。日本政府算下來，現在勝券在握的已經有100餘票，即使不再逐國「拜票」，今年九月獲得通過亦無問題。

中國政府計窮無奈之下，只得又祭起「民族主義」這把雙刃劍，但卻將面對自己的那一面劍刃包紮起來，於是就有了近日在中國政府嚴格控制下全國各地的反日遊行。

說這些遊行被中國政府操控，並非筆者推測之言，而是中國的現實。中國公眾只在上世紀八○年代曾短暫地「享有」集會、遊行示威之權利，但發生了震撼世界的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政府修改憲法並制訂相關法律，規定此後民眾要想集會、遊行示威，必須事先報請所在地公安局備案並獲得准許。只有在當地公安局批准之後，才能夠在預定的地點集合，並按規定的路線遊行。自這一「法律」制訂後十五年來，除了一九九九年與二○○一年由中國政府組織的兩次反美大遊行之外，真還沒聽說中國民眾的集會申請被哪個公安局批准過。可以說，中國民眾集體、遊行示威以及表達任何政治意願的結社權利，已被中國政府剝奪殆盡。在中國當局嚴厲的社會控制之下，最近中國民眾的反日遊行示威，完全有賴於中國政府有意「網開一面」，讓民眾好歹嘗嘗遊行喊口號的滋味。

挾民自重放大仇外力量

更有消息傳來，深圳、廣州四月十日分別有上萬市民參與反日大遊行，但遊行似乎經過彩排，幕後有公安在操控。尤其是深圳連日來的反日示威中，有大批武警混入示威人群。遊行期間，大批公安和保安早已在某處集結待命，再到指定的地方毀壞東西，但破壞的行為有限度，部分不知情民眾發生過激行為，很快被混在人群中的武警制止。

人們不禁要發生疑問：中國政府這樣做究竟是為了什麼？

說到這一點，筆者只好老實告訴讀者，這個並非由中國人民選出來的政府，在政治智慧上並未比百年前顢頇無能的滿清政府有本質的進步。除了在學習西方先進經驗方面至今未脫滿清洋務官僚們「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窠臼之外（只是將其變成了「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為體，西方科學技術為用」），甚至連在外交上也未能超出當年滿清官僚在處理「華洋關係」的認知邏輯，即「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在外交失敗時，總是挾民自重，借民眾仇外力量來達到自己的外交目的；一九○○年義和團事件就是滿清政府「借民制洋」的「經典之作」。如今中國當局亦深諳此道，前幾年還玩過這種把戲，那就是一九九九年以後中國政府曾利用民眾發動數次全國性反美遊行。

反美示威北京曾嘗甜頭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以後，中國各大學接到中共各級宣傳部的指示：由學生會（官方控制）與學校共青團委出面組織學生遊行，期間食物及飲料由學校供應，標語口號統一製作，每個班級要派出領隊，以便控制局面，防止發生超出政府意願之外的事情。同時各地媒體也奉命趕往現場「採訪」，內容亦是按宣傳部統一頒發的「通稿」，稍作字面上的變動而已。與此同時，不少武警與公安穿上便衣混於遊行隊伍當中，遇有學生呼喊政府不喜歡的口號，立即制止。於是整場遊行「穩定有序地進行」，「向美國政府展示了中國人民的憤怒與力量」。

――這是江澤民統治時期利用民眾情緒爭取外交利益的第一次嘗試。由於美國政府擔心中國民意洶湧，導致中美關係惡化，作了一些讓步。中國政府嘗到了甜頭。此後在二○○一年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後再度祭起這一法寶，但效果不如第一次理想，不少網友借網路質疑撞機事件真相，包括中國飛行員王偉是否真的死亡。

法寶用多了就不靈。此後中國當局在處理中日關係時，終於嘗到了「民族主義」這把雙刃劍在割傷敵人時，也會傷害自己，於是慢藏其鋒，不敢多用。而這次實在是到了萬不得已地步，方才祭起這一法寶。

為什麼說是「萬不得已」？除了中國政府為護衛「亞洲強國之冕」在做最後一搏之外，還有一點不敢向人民點穿的，那就是為自己在日本九月「爭常」成功先鋪墊下台的台階。
中國當局「最後一搏」是建立在如此假設之上：日本政府知道中國的言論空間受到嚴格限制，中國人民只能被動接受中國政府過濾的資訊。中國人民既然如此憤怒，日本政府為了避免事態擴大，只有通過中國政府去安撫中國民眾，這樣一來，中國政府不就有了外交的主動權嗎？更何況，這次日本晉身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功在望，中國政府也可以藉此向本國民眾交待：不是政府不努力，而是國際資本主義太可惡，聯合起來欺負我們中國人民。――民主國家的民眾聽聞此說，會覺得這一邏輯過於怪誕，但中國人從小學開始接受的就是這種教育，認定今天中國之所以落後，完全是帝國主義長期欺負壓榨的結果。

中日兩國從一九七二年建交以後，曾有過一段甜蜜時期。今天之所以惡化如斯，兩國政府不講原則的機會主義外交政策是其主要原因。今天中國當局利用民眾的反日情緒來逃避政府責任的做法，卻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因為中國現在畢竟不是百年前的滿清帝國，用中國政府慣常的說法表達，「中國的國際地位正在提高，中國正在和平崛起」。既然已非弱國，那麼本應由政府出面處理的國際事務，卻只想（或者只能）利用百姓民間示威的方式來反對，既屬不智之舉，且難收功效。

扭曲歷史中國前科累累

溫家寶在四月十二日訪問印度時指出，中日關係的核心問題是日本要正確對待歷史。並強調「只有一個尊重歷史的國家、敢於對歷史負責的國家、能夠贏得亞洲以至於世界人民信任的國家，才能夠在國際社會發揮更大作用。」

作為中國的子民，我認為，中國政府沒有資格談對歷史負責的問題。一般而言，日本政府還只是粉飾半個世紀前那場罪惡戰爭，而中國政府卻對自己統治五十年以來的歷史屢屢撒謊。
幾乎任何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學者都知道，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五十多年當中，中國政府親手製造了無數國家罪錯，最著名的包括一九六○～一九六二年餓死三千多萬人的大饑荒，死去上千萬人的文化大革命，使二百多萬知識份子蒙冤受屈並株連其家屬的「反右運動」，以及一九八九年軍隊屠城虐殺學生與市民的「六四事件」。但這些令中國人民創痛钜深的國家罪錯，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裡不是被抹殺得乾乾淨淨，就是做了與事實相反的描述。這些歷史事件亦被當局列為學術研究禁區。中國人只有借助于國外留存的資料，才知道自己的國家發生過如此慘絕人寰的悲慘歷史。

正人必先正己，既然中國政府自己肆意塗抹篡改歷史，從來不肯為自己製造的國家罪錯向人民道歉，此情境之下譴責日本政府粉飾歷史又如何能令日本政府幡然悔悟？而且中國政府至今還向中國人民隱瞞一點真相，那就是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在被國際社會孤立已久之後，終於迎來了向其示好的日本人，為了向日本人表示好感，毛澤東竟向日本社會黨人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一行說出如下一段令人瞠目結舌的驚世之語：「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的談話）這話在日本廣泛流傳，讓日本人作何感想？

有這樣一個政府，中國人還能期望自己有崇高的國際地位？這個政府也就敢於在臣民以及與大陸同出一源的臺灣面前耀武揚威而已。

撩撥情緒傳媒火上加油

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結正在走向極端化，而中國政府此時還在繼續推波助瀾，比如新華社於四月十七日刊發「廣州發現日本侵華新證據」一文，其用意不在於熄火，而是澆油。

沒有宗教傳統的中國在結束毛澤東統治的噩夢後，中共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挑戰，鄧小平以為用追逐金錢的快樂可以彌補信仰的真空。但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中國當局反思這場運動發生的原因，認定這是「自由民主等西方資產階級腐朽觀念影響的結果」，並將罪魁禍首歸結為一九八○年代中國的啟蒙思潮，於是重新加強了意識形態控制。而這種意識形態控制與改革以前的毛時代有所不同，毛是單純的「主義意識形態」，而一九八九年以後的意識形態則是「主義意識形態」與「國家意識形態」兩者的混合，以後者為主。所謂「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要訴求就是民族主義，根據民族主義的需要重新敍述歷史成為中國當局的意識形態戰略考慮，並貫串中小學及大學教育。中國政府希望以此來粘合一盤散沙般的國民，一度退出政治教學的反美與反西方民主教育在政治權力裹挾之下捲土重來。

民族主義與專制政治是攣生兄弟，因為專制統治者需要製造一個假想的外部敵人，需要將本民族打扮成一個受害者，並將本國與他國（尤其是強國）的關係敍述成一種受害與施虐的關係，以轉移人民對社會與政府的不滿。這種不斷提升的民族情結扭曲了中國人判斷事務的能力，這不僅反映在中國人對美國的認知上，也反映在他們對臺灣與西藏的態度上。
但筆者倒不認為中國人會步當年德國與日本的後塵，因為從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代以來，中國人就「勇於私鬥，怯于公仇」，漢人王朝先敗亡於蒙古人，繼敗亡于滿人就是歷史明證。可以斷言，目前充斥於「憤青」一代當中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最多只能遮蔽中國人自己的視野，阻礙中國本身的進步與發展，對全球的威脅其實非常有限。

《TaiwanNews財經文化周刊》,200年4月21日（總182期）,頁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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