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6日訊】

一、“人民”觀念缺失原因之淺探

在剛剛寫作的《關於海外民運與本土相結合的幾點意見》的文章中，我提出海外民主運動隊伍中存在的一個大問題是“人民觀念”的缺失，在這篇文章中，我就專門的談一談這個問題。無論怎麽說這個問題若得不到解決，海外民運最終是成不了氣候的。在中國，無論是“知識精英”的民主或者“中產階級”的民主都只能是“鏡裏之花，水中之月”。

在中國鄧小平的那一套所謂的“改革開放”的影響下，有的人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中産生出了一個富有詩意的想法：可以不可以讓一部分人先民主？如果說在1989年的政治風波中，這樣一種潛意識的在當時主導風波的人的頭腦中占了上風的話，那麽在那時的中國搞一個大學生式的民主不就是一個可以分析的“現實”嗎？如果說在此之前，許多在當時在社會輿論中出了名的人物們對中國社會上過去發生了的以人民爲主體的革命和政治運動發出了尖銳的批評和批判的話，那麽他們以爲在這種批評和批判之後，鬧出一個由精英階級參與的民主，就是“89風波”前的民主派的主流意識和主流思想。因此，雖然在1989年的運動中，參與運動的學生們和知識份子們在“4、26”社論發表後，他們都是反對鄧小平的人，但是他們在此之前的思想和思路出於鄧小平政策之轍的情況決定了他們是鬥不過鄧小平的。現在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已經逃到了海外，但是，我以爲他們認真檢討一下自己的思想，打破那個“鄧小平理論”的窠臼，就可以獲得精神上和思想的解放，就可以得著自由。前不久，我發表的《論民運人士的“出毛去鄧”》的文章說到了這一點。

“鄧小平理論”（如果有這個東西的話）的核心是缺乏人民因素，這樣的缺乏來自于鄧小平本人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感觸和感受。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廣大人民群衆把他和劉少奇捆綁在一起，當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炮打”，這樣的事情在鄧小平本人的身上所留下的印象可能是致命的，於是，他“復辟”後的政策安頓在一個完全地非人民的層面上就易於理解了。無論怎麽說象鄧小平這樣的一輩子都拿“槍杆子”的人要理解人民在歷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比較困難的，再加上他本人的懶於思考（毛曾經批他“不讀書，不看報”）的個性，終其一生只懂得“槍桿子”的重要性就用不著我批評的了。問題在於，當鄧小平的“放鬆”（不是“開放”）政策事實上在很大的程度上解除了民主和自由的某些禁忌的話，那麽在這個時候中發展起來的民主自由的觀念帶著鄧小平的“印記”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因此，站在總結經驗與教訓的立場上，我們應當認識和批評自己的思想和意識中的“鄧小平成分”就是自身提高的一個重要的環節。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歷史中的人，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科學的歷史觀，就這樣的科學的歷史觀來看，我們廣大中國人民沒有在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中總結出屬於我們人民自己的經驗與教訓，就怪不得“鄧小平理論”對人民的輕蔑了。但是歷史的問題對我們而言，如果有一個可以糾正的機會和時間的話，那麽我們今天補上這一課，也未必就晚了。

二、人民觀念過時了嗎？

在上面我們尋找了造成人民觀念缺失的“客觀”方面的原因，在這一節中我們還要論述它的“主觀”方面的原因，從而以求弄清楚這個問題的主要環節，爲最後地解決這個問題提供基礎。
在民主的社會中，人民雖然也同在不民主的社會中一樣的存在，但是民主社會的多元化政治顯然也出現在人民之中，所以，人民在民主政治中的表現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也就說人民利益和人民的情感分別的被不同的政黨所代表著，儘管在選舉中，每一個政黨都聲稱自己代表人民。這樣的現象如果被我們錯誤的觀察著以至於我們在未實現民主化的今天認爲我們也應該同民主社會中的政黨一樣地行事，就免不了要犯錯誤。在目前中國的專政體制下，人民沒有在政治上獨立“出場”的權利，因此，用革命性質的方法要求人民在政治上的“出場權”就是民主運動的一個目標。如果我們今天的行爲偏離了這一目標，那麽民主運動到底是個什麽樣的運動就沒有人能夠說清楚了。

在過去的時間中，中國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的人民參與的歷史沒有被整理出來，因此這種未被整理的歷史就在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歷史中象徵性的存在著，於是，人民政治上不成熟的那一段歷史就被政黨歷史所裁剪，變成了政黨歷史的一部分。這樣當我們的民主運動在要求人民出場時，一個明晰的人民的觀念就變成了主要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當中的一些人似乎感覺到今天，人民已經變成爲一個過時了的觀念，在“中産階級民主”、“精英階級的民主”大興其時的情況下，再鼓吹“人民的民主”好象有落後於時代的嫌疑。把這個現象同中囯共產黨一直鼓吹的“人民民主”的行爲聯繫起來，民主的運動完全放棄有關“人民”的口號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在這裏，毛澤東生前所說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話，好象“緊箍咒”一樣地還套在我們的頭上，使我們在許多問題上一定要同共產黨唱一個“反調”。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在政治上要失掉的東西就太多太多的了。要知道正確的看法是共產黨也是一個政黨，這個政黨在過去的時間中也是作爲一個中國的革命黨存在的，也有自己的一段可以拿出手的歷史，只是在後來的時間中，它象一個蘋果一樣地壞掉了。今天我們在他們之後作爲中國民主的推動者研究他們“栽跤”的教訓，對於我們自己今後的行爲來講也不啻是一劑良藥。所以，我們作爲反對共產黨的人，我們對共產黨所犯歷史錯誤也不是採取一種幸災樂禍的態度的，從他們的錯誤之中我們也是要尋找出一個我們有可能再犯的錯誤的，這樣，我們在政治上的和共產黨的敵對關係並不就不必然地排除我們在人性方面相通的因素。

政治批評和政治批判固然有一個同邪惡的勢力作鬥爭的意義，但是這種鬥爭的性質是政治的（而不是宗教的）情況我們一定要掌握之，否則，我們反對共產黨的行爲就有可能同法輪功一樣地走上“宗教”的路途了。如果那樣的話，我們的行爲到最後就非失敗不可。民主雖然有著宗教方面的某些內容，但是民主是政治是普通人的政治的事情決定了它同宗教是倆碼子事，不可混一。所以，在民主的問題上我們持一種折中的宗教是我們正確的做法，如果不是這樣，我們以爲在民主之上最好是套上一個特定的“宗教”，那麽失誤就是我們自己的了。

明白了上述的道理，在開展中國民主運動方面我們同共產黨的不同，就不是如人們想象得那麽多了。在許多問題上，我們同共產黨“唱反調”的行爲就不一定正確或者明智。如果因爲共產黨到今天還在奢談什麽“代表人民利益”而我們就應該放棄有關“人民” 的口號或者字眼，那麽這除了說明我們極端無知外，還能夠說明什麽呢？在政治生活和政治鬥爭中，有許多通用的方式和方法，而選擇某些而拒絕另一些只是一個權衡的問題，沒有什麽特別的意義。美國一位政治家說“沒有專門的共和黨清理垃圾的方式”的話寓意很深，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思考。

三、民運人士應該尊重人民

去年3月份，我第一次在民主網站上發表的文章題目叫《民運人士與異議人士異同辯》，在文章中，我提出了一個觀點，在對待人民的問題上可以區分民運人士與異議人士。一般地說來異議人士的“異議”不但是可以針對政府、針對統治者，可以針對社會的主流輿論和主流觀點，就此而言，他們亦有批評和反對人民的權利，在通常情況下，他們可以象古代聖賢一樣地斥責和指責人民，但是這樣的事情卻不能夠出現在民運人士的身上，從理論上講民運人士也可以批評人民，但是這種批評同異議人士的批評是完全不同的，批評不但應該是入情入理的而且應該科學的，與此相應的是批評行爲的本身也表現出了對人民的深厚情感和深厚情誼，同熱潮冷諷的批評是截然有別的。

2005年3月31日，我在《議報論壇》閱讀了一組圖畫，這組圖畫選擇了毛澤東死逝時中國各個階級、各族人民痛哭毛澤東的場面，本來這樣的事情是一個歷史的事件，作者把它重新地刊登出來也許有自己的新意的，因此，若不是這組圖畫配了《有一種“傻瓜”叫人民》的文字，作者的用意就不好猜的了。因此就是這個題目，作者用讀圖時代特有的手法大罵是人民的“傻瓜”的行爲我是極力反對的。的確如果我們仔細地讀圖，人民是“傻瓜”的主語似乎沒有下錯，因爲毛澤東作爲中國社會上的最大的專制魔王的死亡，不應該引起人民如此的痛苦和難過，但是圖畫中的人（他們是各行各業的代表，並且也分別地代表了男女老幼）哭泣的場面簡直可以說是如喪考妣！讀圖時代是以圖傳情達意的，因此主要用文字點明了事件本身是什麽，圖畫是可以說明全部的問題的。在這些圖畫中老人們的愚蠢，兒童們的無知，工人們的“傻”、農民們的“瓜”、解放軍們的“死不開竅”以及全國各族人民的“不知好歹”都在作者的批判之中了。

我讀了這組圖畫後心情久久不能夠平靜，我想起了那時我所在的解放軍連隊中的情形， 如果那時我們追悼毛澤東的場面有照片存在，那麽這些照片貼在了《有一種“傻瓜”叫人民》的圖畫中，也是非常相稱的，因爲在我所的連隊中當時的確有不少的戰士同照片中的戰士一樣地掉下了眼淚。過去當我們認爲毛澤東是一個“正面人物”的時候，大家以爲爲這樣的人物的逝世而哭泣是很正常的事情，事實上在當時，的確也有人把在追悼會上掉不掉淚看成是“對毛澤東階級感情深厚與否的標準”。但是，在目前毛澤東已經幾乎變成了“反面人物”的情況下，我們重新翻出這些老帳到底應該發現些什麽呢？的確，依據作者的方式我們發現人民是“傻”了些，並不是不可取，但是我們用“東西”這個詞去對等“人民”，並且把兩者都放在“傻瓜”的詞下，是不是就表明了“我們”是現代的“聖賢”呢？

我小的時候是在陝西省農村長大的，農村中有這的風俗習慣，一家死了人，其他的人家來紛紛的哭喪。當然就風俗習慣來分析，所有前來哭喪的人不一定就對死者的死發生真正的痛苦，但是哭喪的禮節要求參與者一定要哭出眼淚來。站在現在的觀點上看，這純粹是一個禮節的問題，就是它卻在素有教養的關中農民中得到了遵守，許多的參加哭喪的人在非親非故的關係中竟然真的爲死者流下了眼淚。我小的時候就最怕這樣的場面，因爲參加哭喪的人是要流淚的，大人和小孩往往會對流不出眼淚的人進行耍戲，因此，我們那些小孩子在哭喪的過程中常常變成爲人們戲耍的物件。既然風俗是這樣，所以人們對哭喪中的人的表現難免要發生評論；在評論中，人們對正常死亡的人的哭喪者的眼淚是要說長道短的，有見解的人說：“別看他流眼淚，那是哭自己的棲惶哩！其實並不關乎死人的事，論關係他和死人沒有那麽多的眼淚可流。”如果說這樣的評論在我們關中道農村到處可見的話，那麽在如何看待哭喪的問題上，我們即使站在了陝西農民的立場上發表評論也許不至於鬧出如上述的錯誤的。要解讀毛澤東死亡時中國人民哭泣的現象，我看如果這裏面包藏一個人民哭自己的“棲惶”的問題的話，那麽，“傻瓜”兩個兒子的分量就得要減輕一些的。所以僅僅從心理學的角度講，在應該哭喪的場面中，那些需要哭泣的人的心理發動的過程中確是有一個“自我傷心”的因素在內的，不瞭解這一點，我們就沒有辦法瞭解基本的人性。我以爲在毛澤東死亡的事件上，一個本身還曖昧著的人民自我意義上的“傷心”的心理過程無論如何是存在的，只是我們僅僅注意到了事物的外表，沒有看待它的內在的東西罷了。

舍過了心理學的問題不談，如果我們能夠在毛澤東死亡的這件事情上發現一個處於蒙昧狀態的民族國家的因素存在的話，那麽在毛澤東活著的時候，民族國家的形象被漫畫式地套在了他的身上的事情也是一個我們值得考慮的因素，就這個因素著眼，毛澤東的死亡引起了許多中國人的哭泣也是有許多的原因可以解釋的。因此，一個簡單的歷史圖畫，如果我們運用簡單的方式解讀它，那麽它肯定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東西，若不是這樣，我們對它採取一種複雜的解讀，那麽我們就可以發現很複雜的事實和很複雜歷史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如果說在過去的時代中，簡單主義的思想和思維方式害了我們的話，那麽我們從那種東西中解放出來，不就是自己的任務之一嗎？

在發達的民族國家中，民族國家的代表一般地同本民族國家中的英雄人物形象混合在一起，於是，我們就發現了如“國父”這樣的稱呼。但是在許多不發達和欠發達的民族國家中，也有一些黨魁或者梟雄的形象被當成是國家形象，出現了如冒充的“國父”之類人物。對於這樣的事情，我們且不可採取鹵莽的行爲和粗魯的做法，象它亂扔石頭， 在這裏一個投鼠忌器的法則我們一定是要掌握的，要不然，我們在反對這些“冒牌人物”的同時也就“傷害”了我們本應該保護之的亟待發展的民族國家。如果說這些技術上的問題還連帶著一個我們如果對待歷史上的人民的大問題的話，情況就更需要我們謹慎從事。可是，在今天，我們許多的民運人士不願意正視這一點，總是想著運用一種痛快的方式來宣泄心中的壓抑。在過去，專制社會虛僞的道德不允許我們對人民說三道四， 現在這樣的道德觀解除了，我們似乎有權對人民大加鞭笞。

四、在實現民主的問題上，是中國人民“不夠格”還是我們自己“不夠格”？
世紀民主潮流如此地有利於我們，中國人民反抗專制獨裁和維護權利的運動如此地高漲，而我們民主運動的僵化的局面總是打不開，存在於期間的原因到底是什麽？的確值得我們每一個人來思考的問題。

20世紀50-60年代，世界上許多經歷了“民主革命”之後的國家在出現 專制的復辟的局面時，那些生活在民主國家中本身就關心民主與進步的的專家學者們紛紛就此發表意見，於是就産生了民主的條件說或者文化說，有的人認爲，民主要能夠成功與特定民主的教育程度有關，譬如識字率或者文盲率在國民中所占的比例，又譬如某一種文化和文明是不是就不適應于民主等等問題就被提了出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樣的研究不能說沒有價值，它對於人們理解經濟不發達國家中的民主與專制的孰勝孰敗的問題提供了方式和方法，但是這樣的在特定條件下的研究所産生出來的成果的時間性，就被我們中國的某些專家學者們所忽視了，所以在進入世紀之交時，他們原封不動地把這些東西拿了過來並且運用於對中國民主化的說明，顯然是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目前這種錯誤在民運隊伍中的最典型的表現就是“中國人素質不高”、“中國文化帶有專制主義的毒素”， 或者“中國的經濟沒有形成可以使民主生根的中產階級”等等。在這裏，我認爲沒有專
門的批評這些言論的必要，因爲我自己知道這樣的議論是那些學有所成的人在特定時間中針對特定國家研究的結果，因此，它的價值同一般的學術價值一樣都有一個時間的問題，在時間過去之後，我就沒有想到去要維護它的價值的了。

在分析上述問題時，我發現其中的一個最主要的情形是以上的說法和看法本質上都有一個輕視和蔑視人民的意識或者潛意識。持這種議論的人對民主的理解是片面的，他們用自己的“專家學者”的身份理解民主，認爲民主是一種很高深的東西的觀點固然不錯， 但是他們卻沒有注意到民主的另一面，在這另一面，民主又是一種很普通很普通的制度，以至於不識字的文盲也可以在民主的行爲中瞭解和把握民主的價值。因此，在今天， 當世界的民主的潮流已經波及到了世界的各個角落的時候，我們還唱上一個世紀50-60 年代的老調子，顯然是我們自己落後於形勢而不是人民落後於形勢。
其實，我們民運人士只要對中國人民的真實狀況有所瞭解的話，那麽說什麽中國人在民主問題上不夠格之類的話顯然是錯誤的。事實上，在民主問題上不夠格的不是人民，而是我們民運人士，如果我們不是這樣的看待問題的話，那麽，讓我們認爲夠格的那些人來搞民主，100年以後，民主也沒有希望的。我們認爲中國人在民主問題上存在的問題不是我們所說的夠格、不夠格的問題，而是與這樣的問題風馬牛不相及的另一個問題，即我們的人民如何結合自己的經歷理解民主的問題。在世界上的確存在的只有一個民主，但是這個民主存在於不同的國家時它必然要採取不同的面貌、表現爲不同的形式，因此，我們如果我們運用一個形式、一個面貌去辨認民主，那麽民主就會遠離我們的。如果又認爲這個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的話，那麽它事實上提出了一個民族應該怎樣地辨認民主的問題。辨認民主的問題在民主的建設中是一個基本的環節，現在這個環節問題上出現的錯誤，就是我們民運人士應當努力向人民解釋清楚的問題。就此而言，我們
民運人士在這個問題上又作了多少的努力呢，難道不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思考嗎？

其實在上述問題上，我們這些吃民主的飯的所謂民運人士和普通人比較起來，一點兒也表現得不傑出，我們大不了採取了“異議人士”的態度和方式來對待這個問題，我們不是痛恨在“民主革命”中人民只會跟著政黨的屁股打仗，就是抱怨人民在民主的運動中“搞了動亂”，總之一句話，這些非職業的人士所能夠總結出的經驗在人民沒有總結出來的時候，我們也是交了白卷。於是，當我們埋怨人民在民主問題上“無知”的時候恰恰暴露了我們自己的“無能”，就這樣，我們在許多的場合還要冒充“精英”。現在的問題是在我們民運人士的隊伍中，的確出現了“本領荒”，不注意想辦法克服這一點，我們就會真正地被“邊緣化”。事實上能夠最後的“邊緣化”我們的不是共產黨，而是我們自己，不瞭解這個一點，把壞事的根源一概地用“中共”兩個字概括，這除了表明我們在政治上不成熟外，還能夠說明什麽？

五、民運人士同中國人民關係的重新定位

在過去發表的幾篇文章中，我已經指出，同中囯共產黨人相比較，我們民運人士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人民代言人”，這一點我們一定要弄清白，不允許有一點糊塗，但是我們作爲民主進程中的人，我們的身份肯定同歷史上的所謂“人民代言人”卻有一個積極的聯繫；所以否認這種聯繫，看不到我們自己角色中的傳統“代言人”因素的存在，那也是非常錯誤的。在這裏，一個折中意義上的方式和方法反對走極端的，我們應當看到， 在極端的兩頭上，都不存在真理。因此，我認爲，我們民運人士在脫去了“人民代言人”的角色之後，扮演一個“人民言論”“組織者”的新角色卻是我們的一種歷史選擇。 既然是這樣，那麽重新規定我們同人民的關係不就是很容易的事情了嗎？

産生了民主運動的時代不再是一個傳統的“英雄時代”，因此民運人士也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英雄人物”，就這一點來說，我們不應該用傳統的“英雄人物”的位格來定位自己是非常正確的，但是這樣的事情如果走了極端，我們認爲自己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昆侖山上的一棵草”（如前毛澤東時代那樣）也是非常錯誤的，在當前的中國民主運動中，我們是有一個不同於一般人的角色的，只是我們對自己的角色缺乏認同罷了。首先，我們民運人士對於民主權利的認定持一種非常堅強的信心和決心，認爲每一個普通人在民主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除他而外的任何人所不能夠代替的；其次，我們認爲民主運動的是一個完全開放的過程，這個過程對於所有參與者來講都具有平等的政治意義；最後我們認爲只有普通人和普通公民的廣泛參與，中國民主化的任務才能夠最終實現。所有以上三點，都最有力不過地表明瞭我們同人民的關係，這種關係如果用過去的話說就是“魚水關係”，說我們是“魚”，那麽只有在“水”中才能夠存活的現象
就是關係的“核心”。

問題就在於：當我們中國人民在經歷了前毛澤東時代的那段歷史之後，對於上述“魚水關係”的理解有“空洞”的感覺的話，那麽，我們在中國人民的過去的時間中去發現那些“實在”的東西就是我們應當進行的工作。回想一下在39年前，當中國人民以“我”的名義出場從而演義了一場偉大的人民運動的時候，我們如何在事後評價它，事實上變成了我們能否“組織”新的人民運動的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在這裏民主對我們自己和每一個中國人來說有一種“切身的意義”和“切身的關懷”，不弄清它而奢言民主，那就等於“狂風底下說野話”，——一陣風過後什麽也留不下的。

在民主的問題上，我們一定要理清楚這樣的一個問題，即民主對於普通人來講，並不是要求一種哲學上的意義，而是要求普通法上的權利的意義，因此，只要人民認爲在那些他們本應當參與的事情還上有了他們的參與，那麽民主的意義在他們的身上就兌現了；這些事情也可能是他們身邊的事情，也可能是政府的事情或者國家的事情，反正他們認爲自己只有運用了一定的方式（如民主的選舉）在事情的決策過程中有了自己的意見和意向的表達，那麽他們就是民主中的人；相反當他們眼巴巴地看著自己事實上在被排除于民主過程和民主決策之外，什麽不是民主的問題對他們而言，也是洞若觀火的。在這個意義上根本沒有人民不及格和不夠格的問題。

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告訴我們：事實上我們正在竭力地要發動民主運動，但是當即將要來到的民主運動可能同一個過去了的民主運動在有可能表現出同一個面孔時，我們卻用“動亂”回敬了它，1989年的情況不就是這樣的嗎？在1989年那個偉大的春天，幾乎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即將“臨盆”的“第二個文化大革命”，因此，只要你心中的“文化大革命是動亂”，那麽你無論如何也是站了“反對動亂”的人的一邊而不管你在主觀上是否認識你自己的立場。也正是在這裏，我已經說出了本文的題目不能包括的內容了。因此，我只是想從這樣的說明中提醒我們民運人士注意：修建中國民主之路的行爲絕對不等於修建一條高速公路，它需要的那種科學是人文意義上的科學，而“非然科學”或者“技術科學”。因此，如果說我們民運人士在“組織”中國民主運動的偉大隊伍方面有一個“帶頭”學習民主的問題的話，我以爲用這篇文字來同諸君們共勉就非常值得。說到底，我們的行爲其所以會在人民中間起“組織”作用，前提是人民對我們的“認同”
；沒有“認同”，我們就只能是孑孓孤立，形影相吊的人。
200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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