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5日訊】大紀元網站發表《九評中國共產黨》後，海內外迅速掀起一股退出中國共產黨熱潮。迄 止筆者寫作本文的2005年4月23日，退黨總人數達到105萬餘。也就在今，紐約、墨爾 本、香港、臺灣、加拿大等地華人走上街頭，舉行盛大的祝賀“百萬人退黨”大遊行， 如此空前盛事，惜乎不能親身參與其中。

然而，與此同時，國內民間也出現不同聲音。一種觀點認為，《九評》和“退黨”斷了和解之路，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既然信奉自由主義，保障言論自由，就不存在批評對象的選擇問題，即以《九評》和“退黨”為批評物件，也並無不可，第三種觀點認為，《九評》和“退黨”對推動中國的民主化沒有多少積極作用。三種意見中，第二種我是基本上同意的，自由民主，其要旨之一就是容忍異見，對任何事情有不同聲音都很正常，《九評》和“退黨”自然也不例外，國內人士目前對《九評》的“文風”等方面提出的批評意見不能說毫無道理，《九評》不能說是批評不得的絕對真理，但《九評》對中國共產黨八十餘年歷史所作的系統梳理與評點，總體上講是以事實作根據，並非空穴來風的亂講。對文本中某些闡述固然可以見仁見智，鑒於此文目前在全球範圍內所形成的巨大影響，必須承認，這篇奇文在歷史上不會湮沒無聞。筆者在此需與持此種觀點的人士商榷的主要是，你固然有選擇批評對象的言論權利，但也不可以玩相對主義，好象一說言論自由、容忍異見，任何事情就都沒有對錯之分了。也許，我們現在認為政治正確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體系將來某一天會被證偽，但已經被人類文明證偽的東西，比如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剩餘價值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規律論，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毛澤東的秦始皇加馬克思等，卻是不可以再當作正確的東西來迷信的。否則，就不是容忍異見，而是成為歷史倒退合理論者，是弱智。當然，馬克思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其原創人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仍然是有的，但這種貢獻的意義僅僅在於為後人提供了一條“此路不通”的試錯經驗，使後來者免於再次誤入歧途。

對第一種和第三種觀點，我則根本不同意。先說第一種。將《九評》和“退黨”與不能和解掛上鉤，如果筆者理解得沒錯，應該主要是擔心《九評》文本中和“退黨”潮所表現出來的與中國共產黨決裂的姿態，這種姿態將有可能引發中國共產黨執政者們只能一意孤行到底，並採取強硬反制措施。這種憂慮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卻是錯誤地理解了和解的本。以波蘭為例，所謂和解，應當是波蘭“橙色革命”成功之後，為避免內亂，對原共產黨實權階層總體上不予追究，但卻絕對不是不搞“橙色革命”，不是容許一黨專制千秋萬代，不是在波蘭共產黨當權時採取不罷工、不鬥爭以示和解。回到中國，和解應當是，當中國共產黨不再是執政黨之後，政治上，要保證其黨員享受到與其他國民平等的政治地位，不以黨派劃界來進行新的迫害，不得讓其成為新的“敗者寇”；經濟上，要保障其與其他國擁有同等的機會；文化上，不得已因共產黨員信仰一個錯誤百出的主義而歧視；法律上，對那些按共產黨執政期間的法律已經構成犯罪的，當然得讓其承擔相應責任，按現行法律不構成犯罪而又不符民主自由社會的正當行為規則的，則法不前溯。總之，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法律上，和解之路必須是保障中國共產黨員們在自由社會中享有的福祉勝過專制社會，保障那些真正願意並有能力為社會和國家服務的共產黨中的精英之士，仍然有出頭之日，要保障現在的共產黨員和今後的共產黨主義者們成為多方共贏中的一方。只不過，他們在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幸福不得再是以專擅權力來攫取，而必須是通過不斷的努力去得到。如果用排除法來列舉，和解不應該是對專制邪惡的容忍，不應該是失去鬥爭的鋒芒和勇氣，不應該是面對侵犯人權保持沈默。“溫和人士”們可以不選擇採取決裂鬥爭的姿態，但對於敢於、擅于、慣於以尖銳對立等方式來爭得更多人士參與結束專制的人們所做的工作，卻並不具備對其鄙而視之的道德優位。任何年代，任何社會，都難免會產生一些激進群體，如果我們不再相信“社會進步為最先進（實為激進）的百分之幾所主導”，那麼，我們也沒有理由說“最激進（通常會自命為先進）的百分之幾應該消失”。只要這些堅持尖銳鬥爭者在行動上不訴諸暴力，言論上無論多少激烈，都應當在容許之列。激進的觀點和作法也許會造成執政黨內的恐慌，並因而誘發某些過激的應對措施，但我們必須認識到，驚恐是他們遲早要經歷的，與其延遲，莫如儘早。同時，中國的民主化道路並不一定就將會是“溫水煮青蛙”來達致，誰能未卜先知地斷定《九評》和“退黨”在執政黨內外所引發的震盪一定不利於中國民主早日到來？

和解的前提是雙方願意，不能單相思，其中一方和解，另一方不願意，願意的一方卻一味強求和解，這就不是和解，而是乞求，是投降。我們現在有了米奇尼克，有了“民主是灰色的，妥協是金色的”的理論，我們認識到妥協的價值，但對妥協怎麼得來卻可能不大清楚。妥協不可能是單方面的，不可能是你想妥協就可以得到妥協。還是以生長了米奇尼克的波蘭為例，雅魯澤爾斯基為什麼會召開園桌會議？因為他面對大規模罷工導致的專制權力在全國範圍內失效的局面。這個局面讓他的強權癱瘓，他才不得不如此。當這個局面沒來到之前，他不是也不願妥協嗎？他不是在1982年大肆逮捕團結工會領導嗎？那些手握專制強權的人們，通常都對這強權很迷信，以為是萬勝靈丹，當他的權力還有效時，你讓他妥協嗎？他會叫監獄伺候的。這就是我之所以不同意第三個觀點的原因。《九評》和“退黨”有什麼用？增加壓力之用。《九評》和“退黨”在世界範圍內影響越大，退黨的人越多，執政黨內持政治改革觀點一派的腰杆就會越硬，頑固不化者們就會煢煢孤立，所謂孤掌難鳴，所謂失道寡助，就是這個意思。

隨著《九評》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隨著更多的黨員從思想上、行動上退出中國共產黨，共產黨在全球範圍內殘存的那些支撐點會一個接一個的倒閉關張，強大的輿論、洶湧的潮流不僅會讓更多原對共產黨有所好感的人士改變傾向，不僅會在國內民眾中引起震動，也會在執政黨決策層和員警軍隊核心層中引起震憾，這會改變國內的力量對比。歷史上，幾乎每一次大的變革，都是以觀念嬗替為先導的，新舊觀念在整個社會中嬗變的速度，往往決定社會變革的早晚。《九評》的廣泛傳播，對中國的政治格局，將產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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