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5日訊】茆家升兄寫的這本書，其特點是寫了一些”小”右派的悲慘命運。”右派分子”，一經定性，即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人，每一”分子”，都只是劃歸”右派”群 體的”五十五萬……”分之一，又何分什麼大小呢？這裡的”小”，是說他們不屬於毛澤東指控的”頭面人物”（如所謂”章羅同〔聯〕盟”，以及參加政協各黨派、團體的重要成員和各界聞人），不屬於”黨政群”機關和企、事業單位裡具有一定級別的幹部，也不屬於所謂”知識分子成堆”的高校中的師生，而是在中等文化水平以下，甚至是文盲半文盲的基層群眾，他們於高層政治一無所知，也缺少對全國大局的關心，平時自己不訂報，也未必認真看單位裡訂的報刊，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有人以為”黨天下”的意思，猶如共產黨經常教育大家的，”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今日中國是”共產黨的天下”，天經地義，毋庸置疑，所以在回答 “是非題”的”黨天下”邊上畫了”+”號，不料這就無異肯定了儲安平有關”黨天下”的右派言論，也就等於在右派判決書上籤字畫押，鐵案難翻了。如果說，劃為右派的各類知識分子，好歹還算是明明白白地陷入冤案的話，這樣的一群從來無意於干政的人，則是懵懵懂懂地陷入政治案件，真是冤中之冤了。
這作為極端的例子，似乎事屬偶然，但各種各樣懵懵懂懂成為右派的人，不是一個小數，便有必然的因素在。
必然因素之一，是他們”沒有擺正與黨的關係”。什麼叫”沒有擺正與黨的關係”呢？
在”章羅”等參與各級政權的”大”右派，是抱怨”有職無權”，意欲”分庭抗禮”，”輪流坐莊”，也就是”篡黨奪權”；在例如高校和科技文衛各界中的知識分子右 派，是抱怨”外行領導內行”，意欲分享權力，也是與黨爭奪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領導權。而像茆家升筆下的這些基層小角色，他們哪裡有那般的雄心壯志或狼子野心，他們千不該萬不該在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上，以為自己有理，便跟黨支部頂撞，不僅不聽話，還口出不馴，然而須知，”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的領導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是通過黨組織逐級貫徹的；你不聽話，就是跟黨支部作對，就是”反對”黨支部，反對基層領導，而”反對本單位黨的領導就是反黨”這一條，在安徽省納入了劃分右派的標準，固然是曾希聖的決定，但這一條的發明權並不在曾，而是行之多年的不成文法，在反右派鬥爭中又經中共中央文件重申，並且在全國各地全都執行不誤的。
與基層單位的黨組織或其幹部（支部書記、支部委員等等）有了矛盾，發生口角，提出些批評或僅僅是不同意見，怎麼就是”反對”呢？–誰若是這樣提問，只能說 他對中國的國情太不了解了。中國兩千多年來，政治上皇權專制，社會上等級森嚴，互相隸屬，下對上，民對官，官對皇帝，只能伏首貼耳，服服帖帖，而上對下的要求，無非是”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這句話，是毛澤東１９４９年建國前夕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宣布的對國內敵對階級和敵對分子的政策，後來，經過反右派鬥爭，推而廣之施之於”人民內部”了。這就是所謂反右鬥爭”擴大化”。多年來經常說的”反右擴大化”也罷，”階級鬥爭擴大化”也罷，準確地說， 應該是”對敵鬥爭擴大化”，也就是”擴大打擊面”；對已在應予打擊之列的敵對分子實行專政，”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這按既定的”遊戲規則”來說 是合法的；然而，在強調鬥爭、反對右傾的氣氛中很難局限於此，被視為不守”規矩”、”亂說亂動”的人，在平常已不順眼，一有政治運動的機會，便可劃為敵人。所以敵人總是越來越多，一個支部書記的私敵，便很容易經過運動的中介，化為整個共產黨的”公敵”，又由於共產黨是人民的天然代表，他們也就是”人民公敵”了。
“右派分子”，以至”地富反壞右”的帽子，跟”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革命”、”反人民”等一樣，是一種政治標籤，雖然可以寫上法律文書，卻不是真正規範的現代法律用語。什麼叫”反黨”，什麼叫”反社會主義”，什麼叫”反人民”、”反革命”、”反毛澤東思想”？再說，據以做出上述認定 的”罪行”標準，什麼叫”規規矩矩”，什麼叫”亂說亂動”？這種種罪名的伸縮性實在太大，給犯忌的言行加罪的隨意性也就更大。”右派分子”大家叫慣了，叫順嘴了，許多人忘記了而有些人壓根兒就不知道它的全稱，乃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請大家看看這本書裡寫到的這些右派小人物，哪一個能跟”資產階級”掛上鉤？當年一些劃為所謂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知識者，曾以腦力勞動者的身份，提過這樣的問題；權威的解答是：你們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代表，當資產階級擁有的經濟上的資本被剝奪以後，只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能以他們的知識和技術為資本，來跟共產黨較量，而右派分子則是資產階級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代表，不粉碎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就要亡黨亡國了。本書作者在承認這一命題的前提下提出，既然知識界是反右派鬥爭的主戰場，這些小人物與知識分子不搭界，卻也被當作右派打了，許多人後來的下場比知識界的右派悲慘得多，又是怎麼一回事？這樣的質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說前者算是搞錯了的話，後者被劃為右派則是錯中之錯了。
事實上，在反右派鬥爭這場運動中扣下來的政治帽子，不止於上述”右派”和”反黨”以及”右派集團”、”反黨集團”；如書中所述，就還有”中右分子”、”反社 會主義分子”，以及”犯錯誤的”等名目。”中右分子”，本來多是反右過程中領導層內部排隊時所定（把群眾按政治態度分為左、中、右三檔，中間偏右的則稱中右），是所謂”推一推就推過去，拉一拉就拉過來”，右派是敵我矛盾，中右在敵我之間；事後說得好聽，似乎著眼於”挽救”，其實則是”候補”，全看本單位本系統劃右派分子的指標達到沒達到，沒達到就算上，夠數了就網開一面，視為”內（部）控（制）”對象，對本人一般並不宣布；有的在運動高潮中跟鐵定的右派一起批鬥過，後來沒有正式劃右派，”內控”吧，但下放時跟”正式”的”分子”一起趕下去了，下面就當”正式”的一樣接收，”一視同仁”了，但到二十多年後改 正右派結論時，查檔案說根本沒把他劃為右派，這樣享受全套右派待遇到頭來不得”改正”的不幸者也不少。那幸運的”中右分子”是一直混跡在革命群眾當中，到後來檔案公開，才知道自己長期被”控制使用”，終於找到這麼多年不提職不升級”不得煙兒抽”的真正原因。
要說當時沒有政策指導，是不對的。按當時的政策，在工人中不搞反右派，在中學生裡也不搞反右派。但下面比如說省裡有積極性時，不但會層層加碼，在數量上超標，而且一旦發揮創造性，就會弄出新花樣，再經上面批示推廣，原先的政策便從而”發展”了。如後來在工廠也依照抓右派的辦法，定了一批”反社會主義分 子”，具體數字不詳，誰開的頭也不詳，所謂”反社會主義”的標準是什麼也不詳，以我們的政治（運動）經驗度之，也無非是批評過領導，提過些意見，頂多是發過幾句牢騷罷了，至於簡稱”反社會分子”也不妥，只是證明這樣叫的人對何謂社會、何謂社會主義全都鬧不清。中學裡，一般只抓教師中的右派，但至少在四川，１９５８年按省委書記李井泉的指示，大抓一批”有這樣那樣問題”的學生，批鬥之後，取消他們考大學的資格，這些人被簡稱為”這那生”，如茅盾文學獎獲獎長篇《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作者周克芹，就因此只得回老家上了農技校，他英年早逝，不知跟少年時代的坎坷遭遇有沒有關係。此後到６０年代初在大中學校又流行過抓”反動學生”，不叫右派的右派。其中就有郭沫若的小兒子郭世英，他的同案同學由公安局抓起來”法（？）辦”，看在他老子份上，對他從寬，下放河南的農場 “勞動鍛煉”去了。
書中說還有”犯錯誤的”一類。過來人都知道，”犯錯誤”好像一個筐，什麼都能往裡面裝。政治氣候回暖一點時，右派分子也可以算是”犯錯誤的”（”犯’ 右派錯誤'”嘛），管理者這樣說表示懷柔，當事人自己也可以這樣檢查；氣候一變，右派分子如果不自承”犯罪”，而說是”犯了錯誤”，管理者和幫腔的人就會斥之為避重就輕，企圖翻案：”你難道僅僅是’犯錯誤’嗎？你是反黨，反人民，對黨和人民犯罪！”也許只為說了句什麼話，做錯件什麼事，歷史上有個什麼疑點沒弄清，有個八竿子打不著的親友的什麼問題你沒交代，或只是被告密者誣告了一下，甚至有不少人只是堅持了事實，說出了真理，但一來二去，在領導眼裡便成了 “有問題”的人，進一步變成”犯錯誤”的人，而混編之後，只有共名，什麼政策界限，什麼區別對待，都成空話，一鍋燴，從此與”正確”無緣，動輒得咎。
事後諸葛亮回頭看，在當時的各種”分子”當中，各種所謂”犯錯誤的”人當中，有不少人其實是”犯正確”而非”犯錯誤”的。
無論革命時期或和平時期，最大的錯誤是什麼？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卷首文章，開篇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把敵人當作朋友的事情，機率極微，而把朋友當作敵人，把人民群眾當作敵人的案例，比比皆是，成千上萬。打錯了個別的人，應屬在政治上犯錯誤–混淆敵我的錯誤吧，而如毛澤東所說，”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打錯了以至殺錯了並非個別的人，自然是做了敵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不錯，而這樣的令親者痛而仇者快，豈不是至少跟”貪污和浪費”同樣是”極大的犯罪”，甚至尤有過之–這不是對革命的犯罪，對人民的犯罪，對每一受害者及其家人的犯罪嗎？誰該為這些罪行”埋單”？
時過境遷，物是人非，死者已矣，但生者有沒有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
不是沒有總結，經過十年浩劫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數以億計的公眾反思了文革以至歷次政治運動的禍國殃民，連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而飽受折騰的當權派，也身受政治運動之苦，於是朝野上下得出”不能讓文革悲劇重演”的共識，中共中央做出”不再搞政治運動”的保證。一時在部分報刊和出版物上也有過一些對政治運動的反思，指出它的先驗傾向，”有罪推定”，”一陣風”、”一刀切”的習慣作風，加上以軍事鬥爭的方式進行指導，一開始就”大兵團作戰”運動群眾，大轟大嗡，繼之”向縱深發展”即所謂”深挖”，層層推進，上面打出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就逐級抓”小胡風”、”小（反革命）集團”，上面打出”三家村”，下面就到處抓”小三家村”、”小鄧拓”等等；毛澤東估計某些大學裡右派佔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後來文件提出的控制數字是百分之五，如今規定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的指標是要控制不要超過，那時下面領會的”右派分子佔百分之五”，則是必須打足這個數來，……諸如此類，似乎荒謬絕倫，其實司空見慣。
但這些導致草菅”政治人命”後果的一套，並不是災難的根源。不搞運動了，還可發生不叫運動的運動，不搞”隔離反省”即私設公堂，卻可借法律程序製造新的冤 案，在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在１９８２年秋”十二大”前要完成對過去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之後，二十年來，新的冤假錯案又在不斷出現，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看來，凌駕於憲法、法律之上的政治權力和行政權力，在決策和執行的層面上都缺少民主的制度制約。如社會批評家鄢烈山尖銳指出的，”一元化領導”成為”一人化領導”，即毛澤東常常批評的”一言堂”。上面一言九鼎，言出即法，下面唯唯諾諾，不敢說句”二話”；這不只是風氣，幾乎成為體制病，毛澤東自己也不能免。毛澤東在分析斯大林大開殺戒時，說在英美法那些西方國家這樣的事不會發生；正是因為在那裡，誰也不可能一人說了算，經由民主程序做出的決定，如發現有錯，還可經由民主程序加以撤銷和改變。而在我們這裡，在１９４５年”七大”之前，中共中央就做出決定，在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的書記處，劉、任是毛的助手，毛澤東則有”最後決定權”，也就是一切最終是毛說了算，這個黨內的”規矩”經過”七大””八大”一直傳衍下來，毛澤東又傳授了”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口訣式領導藝術，所以這種獨斷專行的工作方法也就不脛而走。這是從權力運作方面看，而從治黨治國方略來說，對”統一思想，統一行動”（這兩者是 “五個統一”的核心）的強調，視任何不同意見為異己，必然輿論一律，言路不開，自己說一不二，不許別人懷疑，如有懷疑，便是犯罪；絕對正確，自然拒絕批評，文過飾非，諉過於人，絕不會承認錯誤，１９５５年春夏毛澤東在為胡風及其友人來往信件加寫的按語中，浮想聯翩，說這個是反動軍人，那個是美蔣特務，警方據此把一大批人逮捕；到了同年秋天，中央公安部經過調查，已經把這些誣指加以澄清，匯報到中央領導肅反的十人小組，議論的結果，小組成員羅瑞卿（公安部 長）、陸定一（中宣部長）決定，此事不向毛澤東報告，壓了下來；縱然報告也未必會改變已成之局，但不敢上達，表明有一意孤行的領導，也就有百般逢迎的下屬，在這樣構成的權力核心圈治下，倒霉的只是圈外的一般幹部，更不用說底層的普通公民了。
“殷鑑不遠”，是一句好話，卻是不好聽的話，當時說”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意思是殷人滅夏，殷的子孫應以夏的滅亡為鑑戒；曾幾何時，殷又為周所滅，殷的敗亡又足為後人之鑑了。這個歷史的滄桑，使人不由得想到唐詩人杜牧在《阿房宮賦》末了說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最近人們常常談到執政能力，從能力這個視角看去，毛澤東不能說不是一代傑出的政治人物，他的思維能力和組織實踐能力不可謂不強，且在建國前的武裝鬥爭和黨內鬥爭中都有突出的表現；但１９４９年後由他主導執政二十八年的結果，竟導致國內黨內離心離德，國民經濟瀕於崩潰，把一個爛攤子留給”第二代”以至更後的後人來收拾，畢竟不能認為是執政成功的範例。毛澤東的錯誤不僅僅是一人的錯誤，錯誤的責任也不能歸之於他一人；毛澤東有時把精神的力量尤其是個人的意志誇大到荒唐的程度，而他最後不能不受制於他親手參與的制度設定。
人們嘆息毛澤東自己導演了自己的悲劇，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這麼說吧。而他這個個人悲劇的沉重後果的承擔者，則是十億中國人，是幾代群眾和幹部，是歷次運動的受害者；長遠看最大的受害者是無數的底層淪於物質、精神、人格多重弱勢的群體。就如這本書中的主人公們，他們僅僅被反右派鬥爭這場龍捲風的偏鋒掃了一下，便已是遍體鱗傷，家破人亡，每個人作為運動中的打擊對象，只是”五十五萬……”分之一，但作為一個個體所受的打擊則是百分之百。慣於軍事鬥爭，把傷亡人數只是當作數字看的常勝將軍，是不會體察”俎上肉”的痛感的。一次反右派鬥爭如此，還有針對廣大農民的合作化運動，針對基層幹部的”四清”運動，以至顛覆了全國人民正常生活理性的文化大革命呢。作為計劃經濟和普遍貧困的畸形反彈，新富新貴又同舊的權力者一道，圈地放逐農民，強制拆遷住戶，在歌舞升平背後製造成千上萬訴告無門的上訪者、糾纏不清的新冤案，所有這些，追根溯源，許多是改革開放前三十年那難以言說的時代的後遺症，歷次政治運動的遠期效應，更是體制性弊端的衍生現象。
毛澤東熟讀舊史，他深諳趙匡胤說的，”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之理。趙皇帝要的”天下一家”，是版圖的統一，政權的在握，毛澤東則進而要實現思想的統一，精神的規範，這樣一來，臥榻之旁，不但不容他人鼾睡，更不能容人清醒了。
作者囑為序，拉雜寫來，聊當閑話吧。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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