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節明:揚州大屠殺三百六十周年再祭


─比大屠殺更可怕的是對屠殺的認同

曾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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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3日訊】 趙丰年先生發表在四月十七日《大參考》上之文《揚州大屠殺360周年祭》,其議論高屋建瓴、感情深沉,我對中國人還有這樣的人道關怀者感到欣慰,同時也在此問題上,想就趙先生之言所無暇及者多說几句。

最近兩周,大陸的反日浪潮似乎要吞沒一切,人們難得地發泄著對六十八年前南京大屠殺的刻骨仇恨,但是几乎沒有人回顧那場比南京大屠殺慘酷得多的大屠殺-揚州大屠殺。

整整三百六十年前,1645年農歷四月二十五日,滿清八旗軍主力之一-“豫親王”多鐸部約二十万軍隊攻陷揚州,隨即封鎖全城,揮師對已放下武器的明軍官兵、揚州和平居民以及所有非戰斗人員瘋狂屠殺,狂殺十日,到農歷五月五日“封刀”。短短的十天內,八十多万人慘死在清軍的鐵蹄下,揚州城一片廢墟,成為八十万冤魂哀哭求告的人間地獄。

中華文明的損失是慘重的,揚州歷來是人才薈萃之地,大批各行各業的人才和技術熟練者慘遭殺害,中國歷史上一個人口在百万以上的繁華的大都市就這樣毀滅了;自隋唐以降,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千年歷史文化名城就在這十天當中毀滅了。從此一蹶不振,至今,揚州市只是一個中小城市。

揚州大屠殺比南京大屠殺更加殘忍,因為當時是冷兵器時代,被殺者往往要經受更大的痛苦。比起世界史上的几乎所有的屠殺,揚州大屠殺更沒有道德底線:滿清征服者一次性濫殺無辜數量巨大,“婦孺皆不能免”─不分男女老幼統統加以殺害。十三世紀蒙古軍西征的屠殺,其暴虐程度至今仍震撼這西方史學者,但蒙古人制造的最殘暴的梅伏大屠殺(殺人七十万),卻執行了蒙古民族一條不成文的殺人規矩,即高過蒙古戰車車輪的人才殺(不殺幼童)。

揚州大屠殺的殺人效率大大高于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殺。滿州人十天內殺人八十万,在南京大屠殺中,日本人六星期殺人三十万。這其中原因其實不難理解,雖然揚州大屠殺用的是冷兵器,但由于當時揚州城中的建筑几乎清一色是木質結构,清軍縱火焚燒,燒一傳十,期望閉門“避禍”的人大批的被燒死。屠城令的下達者是愛新覺羅.多鐸,而屠殺政策的制定者是當時滿清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攝政王多爾袞,屠城的參与者是:以多鐸正白旗為主干的八旗軍約十万人,滿清在江淮一帶收編的明朝降清軍又十万人,共約二十万人,“揚州十日”里,平均每人殺死四人以上,殺人的領導者、指揮者和中堅力量都是滿洲人,這,是當今那些否認滿清罪責,把揚州屠殺罪責推到“漢奸軍”頭上滿族極端主義者和金庸等崇尚清朝極端專制暴力“盛世”的武功迷們賴不掉的事實。

三百六十年前的揚州大屠殺不僅是中國人的大慘劇,也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極端殘暴的种族滅絕事件,是世界史上的人道大悲劇,是人類文明史上慘痛的、永恒的恥辱。事件本身,已經夠可痛、夠可悲了,然而更可痛、更可悲的是,在揚州大屠殺已經過去360年,大屠殺的元凶-滿清邪惡政權已經滅亡九十四年的今天,中國人的主流意識,不僅沒有從揚州人道大悲劇中吸取任何教訓,反而更加沉淪、更加扭曲。

三百六十年后,在本來為數就很少的關注揚州屠殺的文人學者當中,卻是真知不彰、謬种流傳,灼見和良知的的燭光,十分微弱。一位署名為“珞珈山”的大陸网上知名論家在其力作《甲申再祭》痛陳了揚州屠殺及其他滿清政府這殘酷屠殺的史實,但是卻得出了這樣的思想“升華”:

“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能延續至今,少數民族尤其是滿族立了大功。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說是民族征服之后,都是中華文明的高峰。但這座高峰,往往是用鮮血鋪就的。”

沒有“滿族”的征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毀亡滅种?我不屑于駁斥這樣的睜眼瞎話。

只是珞珈山毫不含糊的指出:象揚州大屠殺這樣的种族滅絕大慘案成就了中華文明的高峰!

嗚呼!殺人帶來文明,這是一种什么樣的邏輯?什么樣的心態?要殺人才能有的“文明”,不知道這是什么樣的“文明”?要大屠殺才能成就的“文明高峰”,不知道這是怎樣的一种恐怖的“文明高峰”?文明不以人為本,究竟要以什么為本?文明不通過愛護人、發展人來實現,反要通過殺人乃至大屠殺來達成,這樣的文明,是一种什么樣的殘暴的抽象概念?這樣的文明高峰,到底是“文明”的高峰,還是豪華的、視人命如糞土的、熙熙攘攘的、血腥的權力祭壇?

歷史的鐵的事實是:在揚州大屠殺之后的所謂“康乾盛世”,實質上是繼明朝之后,滿清政權對中華民族的更專制、更嚴密、更狡詐、更凶殘的超穩定超級壓迫!滿清入關,其政治體制比起明朝不僅沒有革新和進步,反而向著更反動的極端專制發展;其經濟體制比起明朝不僅沒有革新和進步,反而比明朝更封閉保守,以致全面的閉關鎖國,“片板不能下海”;滿清朝社會、學術文化的自由度,比起明朝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全面大倒退,以鬼頭刀砍殺明末民間結社的興起苗頭,掀起遠遠超越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文字大獄,瘋狂殘殺自由思想者。所謂“康乾盛世”,就是建立在以上基礎上的“盛世”。“康乾盛世”的所謂偉大成就:經濟繁榮(注:只是量的增加,并沒有生產效率上的提高)和人丁興旺,几乎完全是戰亂平息后自然性的恢复,根本不是體制進步和科技進步的結果。“康乾盛世”的另一大支柱是長達一百三十年之久的文字獄的登峰造極,是對獨立思想者及其家、族、親友群體滅絕,以鮮血造就了學術思想文化技術領域万馬齊暗的“超穩定”。“康乾盛世”是不折不扣地建立在人民空前愚昧、麻木、社會全面僵化停滯甚至倒退基礎上的空前專制的“盛世”,它衰朽至極,窮途末路,之所以能存在如此之久,僅因為人民的深重奴性和有利的“國際環境”-西方的挑戰尚未到來而已。

据此,就不難解釋為什么“盛世”皇帝乾隆死了不到五十年,“百年屈辱”就紛至沓來,中華民族几近更徹底的亡國喪家!

在大屠殺的鮮血上建立的“康乾盛世”,根本不是什么“中華文明”的高峰,卻是中華專制王朝文明窮途末路的回光返照而已。靠揚州屠殺等大屠殺成就的如此“文明高峰”,實際上是摧殘文明的高峰,是豪華的、視人命如糞土的熙熙攘攘的血腥權力祭壇!

縱觀歷史,因大屠殺改變的歷史:蒙古西征大屠殺、希特勒大屠殺、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等群體滅絕,帶來的只是野蠻、飢荒、文明的廢墟、深遠的負影響,哪來的文明可言,黑紙白字的反人類、反文明!

珞珈山直書:“滿族征服漢族,始終貫徹一個既定方針:屠殺……直殺得惊天地,泣鬼神。江山在屠殺中改變顏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侵華,完全沿襲了滿清滅亡中國的方略──戰略一致,路線一致,手法一致,連屠殺都一致。南京大屠殺就是“揚州十日”的現代版。”但是他繼而又寫道:

“滿清入關的時候,滿八旗、蒙古八旗、漢八旗、兵力加起來才十七万人。李自成就有百万大軍,更遑論明軍正規軍。漢人上億。可就是這十七万人,竟斬關奪將,一路凱歌。他們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最大的奇跡。談及此,作為軍人,我几乎忍不住要對八旗軍膜拜和頂禮。”

珞某人不僅完全認同大屠殺,還對大屠殺的凶手“膜拜和頂禮”!為什么呢?因為滿洲人“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最大的奇跡”。這是典型的梟雄黑道不擇手段流氓邏輯,體現了典型的“成王敗寇”价值觀。

到這里,“珞珈山”終于顯露了他內心深處的文明觀:胜利者哪怕再邪惡、再野蠻,都是文明的。

“珞珈山”的觀點代表了有興趣回顧歷史的人當中為數不少的一批人。珞珈山的表述還算斯文,鼓吹种族滅絕的大陸作者“姜戎”在《狼圖騰》里干脆赤裸裸的宣稱:蒙、滿等征服者搞的大屠殺殺得好,這是优等“狼性”民族對劣等的“羊性”民族的淨化、輸血、改良。著名歷史武俠小說作家金庸,寫了好些明末清初的故事,把清朝吹捧成皇帝個個圣賢英明的“盛世天朝”,卻對其制造的种族滅絕大屠殺視而不見,實際上認同了大屠殺的“赫赫武功”。在前中共文化部副部長、滿族人英若誠的授意下鼓搗出來的電視劇《荒唐王爺》,把邪惡殘暴透頂的大劊子手多鐸描繪成一個有情有義的英雄好漢,為這個与希姆萊別無二致的歷史罪人樹立正面形象。中國的一大批影視劇作者,紛紛將努爾哈赤、多爾袞、雍正帝、乾隆帝等滿清當權者以高大形象搬上銀屏,無視其种族屠殺、群體滅絕罪行。這些人的觀點,實際上和“珞珈山”的觀點一樣,是對反人類罪行的認同。

許多人,包括民運隊伍的一些人,眼睛盯住滿清專制野蠻擴張(与美國在北美大陸擴張的意義完全相反)所取得的“幅員”,對揚州屠殺等反人類罪行視而不見,甚至認為揚州屠城是“開疆拓土”應付出的代价。殊不知,這樣的邪惡帝國的“幅員”每增加一塊,只會增加千千万万的人受壓迫、受奴役痛苦。這些人,与“珞珈山”們一樣,持的是反人類、反文明的价值觀。

許多人,對南京大屠殺無比憤慨,卻反對將揚州大屠殺与南京大屠殺相提并論,說什么“揚州大屠殺是中國人自己的事”,用不著較真,還說什么“家丑不可外揚”,太較真了“影響中國的形象”。好混帳的一個“內外有別”!且不說當年入侵的滿洲人當時是否已經是“中國人”,難道中國人殺中國人就不是殺人?為了鄙劣的虛榮心和虛假的“形象”,竟不惜昧著良心、泯滅正義?這些人,与“珞珈山”們一樣,骨子里是反人類、反文明的价值觀。

有混帳邪惡的人,打著“歷史唯物主義”的破旗,以“辯證(實為“變戲”)地看歷史”、歷史上的道德標准和現在不一樣”為由,否認揚州大屠殺的罪惡。不知這些人指的是怎樣的死皮白賴的“歷史道德標准”?揚州屠城之前的一兩千年,殺害無辜就被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蘭教、中國儒家認定為大罪,而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就一直是儒家占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會。另一方面,如果揚州屠殺“符合歷史道德標准”,為何清朝皇帝要極力掩蓋它以及所有屠殺屠殺歷史,嚴禁王秀楚《揚州十日記》達兩百多年之久?

良知和負罪感是上帝對人類靈魂的關照,它超越時空而存在。罪惡就是罪惡,不可能因為時間的久遠而改變罪惡的性質。否則的話,任何罪大惡極的行為都是可以“變通”的,人類文明的大廈將喪失賴以聳立的基座-人道(愛)和正義,隨時可能崩塌。

持“歷史道德”說法的人,骨子里是反人類、反文明的价值觀,是徹頭徹尾的成王敗寇不擇手段梟雄黑道分子。

中共邪教流氓集團對揚州大屠殺又是什么態度呢?

對這個并不遙遠的中國史上的人道大慘案,中共偽政權則歪曲歷史教科書,以有損“民族團結”為由五十五年來絕口不提揚州大屠殺(甚至“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絕口不提南京大屠殺)。為一党專制的政治私利瘋狂歪曲歷史,泯滅正義和良知,這沒有什么好奇怪的。中共生來就是一個反文明、反人性、反人類、反自由、反人權、反民主、反法治的馬克思邪教流氓党。

揚州大屠殺過去三百六十年了,受害的漢民族揭露和批判這場大屠殺罪惡的聲音十分的稀疏和微弱。如今,當年施暴的民族如今已面目全非,但是他們的后人(以愛新覺羅家族后人為主)以多爾袞等人為極大的榮耀,對揚州大屠殺卻沒有絲毫的反省和忏悔。中國人對大屠殺極端“优容”的虛無態度極大地助長了了日本的不擇手段梟雄黑道勢力的囂張气焰,他們質問:你們中國人對待更慘無人道的揚州大屠殺就象沒事一樣,從不追究,憑什么單單要我們日本人為南京大屠殺謝罪?

日本右翼的質問是無理的,但卻是尖刻的。

追究一件事不一定非要懲罰具體的人不可,況且,揚州大屠殺的元凶們早已下了地獄,愛新覺羅家族的后人是無辜的,但并不是說,他們在道義上与這個大悲劇毫無干系。中國人如果不能像西方世界揭露和批判納粹暴行一樣,徹底地揭露和批判揚州大屠殺的反人類罪行,就不可能真正地、徹底地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制造大屠殺的邪惡幽靈,將長久的判据在中國人的靈魂深處,窺伺著下一次發作的時机。

揚州大屠殺已經夠可悲了,比揚州大屠殺更可悲、更屈辱的是:大屠殺的受害民族對屠殺的認同乃至崇敬。

這是比揚州大屠殺更可怕的地方。因為揚州大屠殺的悲劇已成歷史,無可挽回;而認同大屠殺,就是在准備、或者准備接受另一場大屠殺。

回望揚州大屠殺,不必稀奇邪惡的一時得逞。

邪可以一時壓正,但是邪惡終究不能胜過愛和正義。這是阿爸天父上帝制定的宇宙鐵律。想當年希特勒納粹,挾德意志民族那樣得富有科技創造力天賦的民族,尚不能圓其暴力征服美夢,瞬間灰飛煙滅;列宁、斯大林打造蘇維埃紅色帝國,占据世界上最遼闊的國土、最丰富的礦藏資源,不僅沒能“紅旗插遍全球”,自己卻土崩瓦解;滿清以其妖運亨通雖然得逞兩百多年,但是滿洲征服者民族特征徹底消亡、民族文化化為烏有,其后裔形同挂著滿族招牌的漢人,滿洲帝國徹淨滅亡。正應了一句話,“害人終害己”,滿洲征服者以邪惡和暴虐一時滅亡了中國,但到頭來自己卻被中國非暴力地徹底滅亡。

認同暴行終害己。中國的主流意識如果不能正确的吸取揚州大屠殺等歷史教訓,徹底否定流毒深遠的成王敗寇不擇手段梟雄黑道流氓价值觀,樹立珍視生命的、与文明世界接軌的人道(愛)和正義的价值觀,則中國的所謂“崛起(或曰“和平崛起”)之路,實乃虐民掠財整軍經武与世界文明殊死搏斗的自取毀滅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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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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