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9日訊】3月16日，人大會議閉幕剛剛兩天，建立和諧社會的口號還充斥各大媒體，對溫總理上網瞭解民意的讚譽繼續升溫，線民們也在為此進行深度討論，然而，周濟領導的教育部卻對大學校園的BBS大開殺戒，一下子整肅了南大小百合ＢＢＳ、水木清華ＢＢＳ、北大未名ＢＢＳ、西安交大兵馬俑BBS、浙大海納百川ＢＢＳ、我愛南開ＢＢＳ、上海交大飲水思源ＢＢＳ、復旦大學日月光華ＢＢＳ、北郵真情流露ＢＢＳ、.吉林大學牡丹園站、武漢大學珞珈山水等校園網站，禁止校外線民進入校內網站，實行ID實名制。
教育部的整肅令，引起青年學子及其絕大多數線民憤怒，令世界輿論感到震驚。清華學生在3月18日中午自發聚集在“行勝於言”校訓日晷前，抗議水木清華BBS被關。北大等高校的有些版主用腳投票，已經宣佈辭職。著名的開明報紙《南方都市報》在3月23日發表署名為長平的評論文章“高校不應建立網路圍牆”；《中國青年報》在3月30日也發表長篇報導《活在BBS》。海外媒體更是一片批評之聲。
網名叫dear110 (迪兒)發貼的標題是《水木，我為你能做的都做了!》，他說：“今天晚上，我為水木做了最後一件事情，我為發言下跪了，我不知道我跪的是誰，但是我要發言，我只想通過3位政協常委，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和人大代表反映到教育部高層，開始我想讓主持人播放鳳凰衛視的報導，被主持人拒絕了，後來提問我四次第一個舉手，他還是沒讓我發言，當第五次我一定要發言時，他宣佈交流結束，請我尊重會場紀律，我瘋了，我下跪了，跪的是誰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我一定要發言，得到了3位委員的同意，我發言了，……情緒很激動，說話打顫，但是我還是堅持發言完了，……或許我的發言是失敗的，我的行動也是不可理喻的，是好笑的，是沒有尊嚴的，但是最後有幾位北大同學和我握手，我很感動，我沒說什麼，我回來了，水木，我為你能做的都做了!”
另一位網名為“henrry”的網友發帖說：“我淚長流啊！在這個陷阱遍地，內容低俗、污水橫流、人心叵測的互聯網環境裏，清華水木一直是我心目中最聖潔的淨土。我1995年的第一次上網，就是從水木清華BBS開始的”，“永遠記住這個日子：2005年3月16日星期三。在這一天的下午，在中國，乃至世界青年華人群體中享有盛譽的清華水木BBS（202.112.58.200/www.smth.org）死去了：在一小撮人的強令下，清華水木BBS被活活地纏上裹屍布，在眾多互聯網公民，尤其是廣大青年線民的睽睽眾目之下，揉捏成一個隻對校內開放，而且必須是實名制的行屍走肉似的普通公告板。這個同時有2萬多人線上的富於文化價值、富於技術價值、富於交流溝通價值、富於中國教育形象價值、富於中國互聯網事業招牌形象價值，同時也富於商業價值的，中國最著名、歷史最悠久的網站之一被敢於逆歷史潮流的一小撮人給毀掉了！”
沒過幾天，寫下《討伐中宣部》的北京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焦國標先生，一直受到來自官方的停課、勸戒、警告、警方監控等壓力，但他並沒有屈從於高壓，堅持自己的言論權利和做人尊嚴。於是，北大校方乘焦先生遠赴美國作研究訪問之機，終於下了狠手，以“不聽規勸”、“一意孤行”的理由將焦先生開除出北大。焦國標馬上發表了《讀路德傳上北大校長萬言書》，再次向意識形態主管部門和北大校方發出挑戰。焦先生在簡述了15世紀的羅馬教廷曾多次給予向教廷挑戰的路德在各種高級宗教會議的論辯會上闡述自己思想的機會之後說：“可是反觀我們的意識形態官員們，他們不僅不給我闡述我思想的機會，反而一再向學校施壓，不讓我上課，不讓我指導研究生，出版社不許出我的書，媒體上不准發我的文章，不許做講座，直至要把我調離新聞教學單位，甚至不惜以逼迫我辭職或予以除名相威脅，其風度遠不及五百年前的羅馬教廷。這種一打二圈（圈豬的圈）的工作思路和模式，分明是馴化動物的路子，而不是馴化教授或知識份子的路子。不僅如此，國家安全部門也上手了，好傢伙，電話騷擾、派出所查問、電子郵件干擾等等，簡直是天羅地網，把人當賊防。說實話，我還真是沒有瞧上您哪一樣東西值得我去偷！”
在此之前，中共高層中宣部和教育部聯合發文，第一次明確地把大學課堂列入宣傳的範圍，規定要把好高等院校教師的“入口關”，“加強師德建設”，對凡是不按教科書觀點進行授課的教師，要調離教學崗位。還要求各地意識形態主管部門，在書、報、刊、台、網、手機短信之外，對座談會、報告會、研討會、講座等各種形式的思想交流的活動，進行“屬地化”的監管範圍之內。
對校園網路的整肅和開除焦國標先生，整肅令通過禁止校外線民進入校內BBS，試圖把學校和社會隔絕起來，讓大學校園變成只接受官方灌輸的“純潔”陣地；通過ID實名制威懾校內線民，使他們在發言時因恐懼而自律；開除焦國標是通過“砸飯碗”的方式來懲處“不聽話”者，進而恐嚇其他教師。如此北大和清華，早已完全墮落為“黨權工具”，是毫無創造力的“學術衙門”和培養犬儒的“動物園”，造就的只能是諂媚權錢的奴才和唯命是從的木偶。各大學的校長們，非但不能起而保護校園自由、捍衛大學獨立和師生的權益，反而變成了披著學術頭銜的黨棍，他們對黨權的唯命是從，不但褻瀆了真正的大學精神，也玷污了大學校長的真正職責。
大學乃學術殿堂和育人之地，最需要自由的空氣，正如在民國時期做過教育總長和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所言：“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遙想民國的大學校長們，大都能堅守這一大學精神。
蔡元培先生當北大校長時，正值中國棄舊圖新的轉折時代，他一改舊北大的無自由局面，首創“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新傳統。正是蔡元培先生以自由立校的辦學精神，才把北大變成了中國的自由傳統的搖籃和一流的教育、學術的中心。當年的北大，穿西服的胡適先生與著馬褂的梁漱溟先生，左傾的李大釗先生和右傾的傅斯年先生，激憤的魯迅先生與平和保守的劉師培先生，熱衷於革命的學生和安心于學業的學生……濟濟一堂于自由的北大。
當時的大學校長們，也大都敢於為了堅守大學的獨立地位而頂撞衙門的肆意干涉。比如，五四運動之後，軍閥政府認定學生運動與北大提倡自由思想有關，以查封北大和懲辦校長相威脅。但蔡元培既毫無畏懼又理性應對，他一面勸撫學生儘快復課，一面又與多位校長共同為營救學生奔走呼籲，經過多次交涉，學生終被釋放。之後，蔡元培先生于1919年6月15日發表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他宣言中直言：“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因為“國務院”、“參議院”等衙門對北大校務的橫加干涉，致使大學校園裏沒有自由。蔡先生的言行首開中國現代大學校長挑戰權力衙門的先河。
另一位著名知識份子健社會活動家劉文典（字叔雅）先生，曾任安徽大學校長，1928-1929年間，他也曾兩次挑戰擁有最大政治權力的蔣介石的蠻橫干涉，捍衛大學和個人的尊嚴，也保護了學生。第一次，蔣介石剛剛執掌大權，多次要求視察安徽大學，但都被劉文典回絕。後來經過多方疏通，蔣終於如願以償，但他的親臨校園之舉，並沒有受到全校師生的隆重歡迎，讓老蔣大為不悅。人問劉文典先生為何如此難堪蔣主席，劉先生答曰：“大學不是衙門！”第二次，學生們鬧起學潮，蔣介石對劉文典愈加不滿，下令要劉文典前來向他當面彙報。劉文典當即就說：“我劉叔雅並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手而去！”就這樣，他一肚子怨氣地去見蔣介石。蔣介石也滿肚子憤怒，見了劉文典近來，不起身，不讓座，開口就問：你是劉文典麼？劉文典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兩人話不投機，對話也越來越激烈。蔣介石要劉文典嚴懲罷課、上街的學生。劉文典答曰：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管。蔣大怒，罵劉“無恥文人！”、“瘋子！”劉則怒斥蔣：“你就是軍閥”。蔣介石被激怒，不僅當場打了劉文典兩個耳光，而且令人把他逮捕下獄，聲言要槍斃劉文典。後經學校師生的聲援和蔡元培等人的多方營救，一個月後劉文典獲釋。（以上資料，請參見：邵建《事出劉文典》，《書屋》2002年8月號；項余岸《劉文典先生逸聞趣事》，《語文月刊》2004年第六期；魏得勝《劉文典：不准蔣介石直呼其名——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讀書》2001年10月號）
正因為民國時期的大學還具有獨立性，大學校長們還能保持住學術尊嚴和人格尊嚴，所以，在1926的“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北京各高校和大學校長、教授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的。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裏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二十年後的1946年，“一二•一”慘案發生後，時為北大校長的傅斯年趕到昆明，見到對開槍屠殺學生負直接責任的關麟征，第一句話就是：”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然而，在言論自由早已成為普世人權的時代，也在二十一世紀的網路時代，中共政權及其教育部治下的中國大學已經徹底墮落，各大學領導層的理念和管理，還停留在野蠻而黑暗的中世紀，中國的高等院校居然連中世紀的西方神學院和中國書院的水準都不如。
在1949年後的中國，毛澤東把高校作為黨權、甚至他個人極權的工具，通過一系列針對知識份子的整肅運動，通過對全國大學的院系調整，通過中共教育部的意識形態灌輸和取消大學內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已經把大學變成了極權者的馴服工具。文革時，由北大、清華的諸多知名教授組成的“梁效”寫作班子，就是高校工具化的典型代表。
近年來，在中共高層的提倡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已經成為中國高校的奮鬥目標，教育部也投入鉅資；北大、清華等著名學府的校長接連發出誓言，口號喊得一個比一個響亮，措辭一個比一個華麗。而能否把大學辦成一流，靠的絕非封鎖校園、強制灌輸和聽話教育，而是一流的思想創造、學術成果和畢業生。沒有最起碼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不讓教授們和學生們獨立思考、暢所欲言，如何能創造出一流的思想和學術的成果，又怎能培養出高品質的人才？
看看現在的高校，學術抄襲、文憑交易、招生黑幕、槍手論文、官員讀博……校園腐敗的愈演愈烈；奴才道德、木偶意識和犬儒哲學在著名學府大行其道，教授們和學生們大都唯利是圖、口是心非，而缺乏起碼的職業道德和理想主義。
看看今日中國大學的校長們，面對其野蠻性、殘忍性遠遠超過“三.一八慘案”的六四大屠殺，他們中無恥者，爭相表態擁護鄧小平的屠殺令；他們中的良知未泯者，也至多是保持沉默。六四之後，恐怖高壓、灌輸洗腦和利益收買，再次把大學改造成黨權的馴服工具。大學校長們對中共黨魁和其他高官極盡諂媚之能事，生怕高官們忘記了自己管制下的學校，想方設法邀請黨魁出席XXX年的校慶日，甚至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復旦、南開等名牌大學的地位高低，就是以出席重大校慶日的官員級別來標誌的，北大百年校慶可以請到江澤民出席，北師大百年校慶就只能請到李鵬出席，是多麼榮耀的重大事件。
在當下中國，各級大學與中央政府及其各級主管部門的關係，與通行的官場沒有什麼實質性區別，大學也是一級官僚機構，大學校長不是由獨立的學校董事會聘任，而是由上級主管衙門任命。當今大學中，除了大批的黨政幹部之外，那些院長、所長、系主任、甚至著名教授們，也是“學而優則仕”的產物，是占盡政治和學術的雙重利益的受惠者。一方面，他們是上級任命的官員，握有學校的行政權力，其待遇嚴格按照中共官場的級別來確定，享受著副部級、司局級，縣團級、鄉科級的行政待遇。另一方面，他們又是教授、專家、學者、博導，是學術帶頭人、重點科研專案的主持人，也是學術委員會的評審人，是國內外各類學術會議的嘉賓，握有巨大的學術權力，靠到教育部跑專案，用知識包裝權勢者，向官員和富豪賣學位，為其他教師評職稱，壓榨研究生的勞動……來謀取巨大的私利，致使 “學術腐敗”愈演愈烈。
所以，大學校長們也是一群媚上欺下的官僚，為了自己的烏紗帽、爭取更多的經費、重點學科和博士點……他們在拼命巴結教育部官員的同時，又要拼命壓制校內師生的正當權益要求，以維持所謂“校園穩定”。不要說政治局高官、教育部長副部長來學校視察和指導是天大的事情，就是教育部的一個司局長或處長的光臨，也要盡力滿足“上面來人”的要求。對下，去年，互聯網曾經曝光了南京師範大學的一起醜聞，該校領導為了討好某些教育部光臨該校檢查工作，居然強制數位女生為這些北京來的大員陪舞。此事引發出高校師生和社會輿論的強烈反響。人們紛紛質問：這些來自教育部的四、五十歲的男性領導，到底是誰？為什麼南師大領導和教育部不進行追查？因為，當今大學已經變成權力與金錢的附庸，真正的知識份子已經消亡，學術也早已失去應有的尊嚴，極少數敢於堅守知識份子立場和學術尊嚴的教師或學生，都會被作為“不安定因素”或“不聽話分子”而被開除。
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殘酷打擊，早已遺臭萬年；即便在中國改革最有希望的八十年代，鄧小平也曾把郭羅基先生清除出北大，六四後更對高校和學術機構進行了大清洗；江澤民時代，中國社科院開除了著名政治學學者劉軍甯先生，中國現代文學館擅自撕毀合同，將年輕的餘傑拒之門外；今天的胡錦濤時代，北大又開除了焦國標先生。由此可見，敵視自由和馴服知識份子是中共政權一以貫之的統治方式，雖然，後毛時代與毛時代相比，殘酷性有所減低，打擊面有所收縮，手法有所變化，但其實質卻絲毫未變。
民國時期的中國，還有半吊子自由，知識份子群體也保有獨立和尊嚴；中共治下的中國，早已全無自由，知識份子群體絕無獨立，更談不上尊嚴。
故而：民國時期的大學校長能夠理直氣壯地宣告：大學不是衙門的附庸，而是獨立而自由的學術聖殿；大學校長不是衙門的門童，而是捍衛自由的衛士；他們不可能把大學辦成衙門，更不能讓校長變成衙門的工具，即便遭到來自衙門的干涉和壓力，大學校長們也盡力維護大學的獨立和自由。
毛式奴化教育下的大學校長卻在以實際的言行宣告：大學就是衙門，校長們就是衙門的門童。他們就要把大學辦成衙門的附庸，就是要把校長們變成衙門的工具，只要是來自衙門的指令，一律惟命是從。現在，大學又“與時俱進”為雙重附庸，不僅是權力的工具，也是金錢的奴僕。
中國的大學：昔日是“自由的搖籃”，今日是“自由的墳墓”。
2005年4月1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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