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5日訊】(大紀元記者文龍采訪報道) 金先生在接到第一份《九評》特刊時，講起了他對共產党的看法，并撩起手腕讓大家看了他手上的刺青，激動之余，他只講了一句話：“這是我參加‘六四’學生運動時在關押期間留下的”。帶著這個疑問，大紀元記者文龍日前對金先生進行了采訪。

記者：金先生您好，在中國被關押過的人，大部分遭受過各种各樣的人格侮辱或體罰，這已經是個公開的秘密，象您這种在被關押期間留下的刺青，好象不多見，請您講一下這其中的原因好嗎？

金先生：好的。在我上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正好赶上了“六四”學生運動，剛開始全國都響應起來了，我們听說請愿的學生喊出的口號是“反貪污”、“反腐敗”、“反官倒”，同學們感覺這很好呀，這种行動對國家和人民都有好處呀，是愛國的行為呀，當時同學們思想都很單純，沒有多想，既然這么大的愛國行動，我們也要響應。就這樣，同學們也走上了街頭參加游行。沒想到剛走上街頭，我們就統統被警察抓起來了。

抓起來以后就不放了，讓我們每個人都寫交待，交待是誰組織、指揮的、誰在幕后操縱的等等，當時，我們都被問懵了，哪有誰指揮、操縱呀，我們只是感覺這是愛國的行動，就自發地走出去了，可是任憑你怎么交待都不行，當時，被關在里面整天就是逼著你反复看他們的電視錄像和報紙，讓你認識到“六四”運動是反革命暴亂。我都寫了十几份檢查就是不過關。

當被關到二十多天的時候，我就開始想家了，因為再關下去，听他們講如果被定為反革命的話，就會判十年八年的刑。這可怎么辦呀，得想辦法出去呀。這時，他們就給我出了個主意，讓我在手腕上刺青，就說我是社會閑散人員打架斗毆被抓進來的。就這么的，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我只好在自己手腕上刺了青，然后，他們就把我給放了。

這就是我的“愛國”行動所付出的代价。這個烙印不但在我的手上，它也永遠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從那以后，我就開始對共產党有了一定的認識，凡是听說有揭露共產党的書、資料，我總要想盡辦法搞到，有時听說北京有，我就座火車大老遠地到北京去買。

記者：您的這段經歷對您的日后工作生活有什么影響嗎？

金先生：影響大著呢！公安定期不定期地就要找你審問審問近期的情況，說是和你談心，面對他們這种騷擾心里的滋味就別提了。大學畢業后分配工作，去好單位？門都沒有，檔案在那儿卡著呢。

到了單位以后，什么好的工种呀，提干什么的，你就別想了。在當時，下崗的事情一般輪不到大學生，可是，單位里第一次搞“优化組合”，我就成了下崗對象。

記者：遠的不說，中共搞的歷次政治運動如文革、六四好象發生在昨天，大部分中國人已經認識到這些運動的危害性，而今天，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已經持續了几年的時間并且還在繼續，我們今天生活在海外，我們也看到國內外對法輪功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請問您對此有什么看法呢？

金先生：我不煉法輪功，我對法輪功有我自己的看法。但是不管是正教還是其他什么，你共產党要給人說話的權利，但是現在的中國，不但沒有你講話的權力，反而對你的迫害那真是很難叫人相信。

我弟弟是個警察，他親自向我透露他們那儿是怎么“轉化”法輪功學員的，別的不說，警察對女法輪功學員的人身侮辱已經算是不足為怪了。他們小區里有個女的煉法輪功，他們一開始不直接把她抓去勞教，那樣的話，說明他們的“轉化”工作沒做好，他們也不明目張膽抓她打她，那樣影響他們警察的形象。

怎么辦呢？他們晚上12點多，到這個女法輪功學員家里，悄悄地把她綁上，直接拉到松花江邊，那大約是12月份左右，東北的气溫有多冷呀，他們把這個女的綁把綁把沉到松花江里，過一會儿，差不多快要死的時候把她提上來，問：“還煉不煉”！，回答就是一個字“煉”！，再把她沉到江里，過一會提上來再問“還煉不煉！”，她還說“煉”！，然后再沉到江里……就這樣來他個三、五次的時候，她就不敢再說“煉”了。然后就讓她寫保證書，這保證書就是這么來的。

我向我的朋友們講起這件事的時候，他們几乎沒有一個相信的。他們說：別扯了，共產党能那樣嗎？警察多文明呀！你再怎么跟他們講他們都不會相信共產党會干出這种事來。法輪功受迫害的事情誰相信？煉法輪功的相信、參与這些事的警察相信，其他不知道內情的人有多少相信的？

從這些事情上就說明共產党是多么流氓，它一方面干著那些見不得人的事情，一方面再用各种謊言欺騙你。讓不知道真相的人真的不敢相信共產党干出的那些事情，《九評》對共產党的評論還應該增加，要是把共產党搞的那些卑鄙下流的事情都寫出來，再寫十評也寫不完。

記者：謝謝您接受采訪。

金先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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