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2日訊】秉筆直書﹐齊之良史。說的是戰國時代﹐齊國有四個史官﹐伯﹑仲﹑叔﹑季﹐他們其實也是四兄弟﹐因齊國權臣崔抒殺死了齊莊公﹐四兄弟先後在史書上秉筆直書﹕“崔抒弒其君”。前三個兄弟﹐先後被崔抒殺害。輪到最小的弟弟季﹐照舊寫下“崔抒弒其君”。這時﹐權臣崔抒也不得不感嘆史官的風骨而最終屈服﹐沒有再殺季﹐而是任由他在史書中評說自己。
這段故事說明﹐中國古代﹐具有保護歷史﹑尊重歷史的良好傳統。的確﹐縱觀各朝各代﹐即便對本朝有所忌諱﹐下一個朝代對上一個朝代﹐還都客觀敘述其歷史。一代明君唐太宗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旺。其實﹐中國古代大多數君臣﹐都明白這個道理。
現代文明國家更是如此。美國南北戰爭﹐北勝南敗。但在美國國會大堂裡﹐南北雙方將領的彫像﹐並行矗立。美國人明白﹐不論誰勝誰敗﹐他們都是手足同胞。
如今的中國﹐已經沒有伯﹑仲﹑叔﹑季四兄弟了﹐也沒有不得不面對史實的崔抒了。這是因為﹐到了共產黨時代﹐一切都變了﹐連史學界也面目全非了﹐歷史斷流了。歷經無數回“七﹑八年來一次”的大恐怖之後﹐今天﹐這個幾近絕望和窒息的民族﹐已經被引誘到物欲橫流﹑聲色犬馬的深淵﹐集體墮落﹐整體沉淪。
中共不僅創下了屠殺與迫害之最﹐也創下了氣量狹小之最﹐凡事走極端﹐不留半點余地。面對敵手﹐一概抹煞﹐國民黨失敗後﹐中共史書將其寫得一團漆黑﹐連國民黨領銜抗日的豐功偉績﹐都全然予以抹煞﹐甚至扭曲﹑顛倒﹑抹黑。
不僅如此﹐連友軍也都一概抹煞﹐比如抹煞美國人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決定性支援。最後﹐連自己人都一概抹煞﹐誰在黨內權力鬥爭中取勝﹐誰就改寫歷史﹐銷毀文件﹐篡改檔案﹐把失敗或失勢的一方﹐寫得一無是處。
是非混淆﹐黑白顛倒﹐張冠李戴﹐指鹿為馬。最後﹐哪是正史﹐哪是野史﹐不僅把人民搞糊塗了﹐就連當權者自己﹐也都糊塗了。也就是說﹐就連共產黨自己的歷史﹐也被他們寫成了一筆糊塗帳。以至於﹐文革後﹐中共需要派人到海外收集文件﹐彌補中共文史的空白。
比如﹐三十年代的北上與南下之爭﹐明明是只有6千人軍隊的毛澤東要北逃﹐說成是擁有12萬大軍的張國燾要南逃﹔又比如﹐四十年代初期的皖南事變﹐毛澤東假國民黨之手﹐消滅周恩來的嫡系部隊新四軍﹐周恩來寫的那首詩﹐卻被曲解成另一種意思（參見《司馬璐回憶錄》）﹔再比如﹐六十年代的大飢荒﹐直接原因﹐乃是毛澤東以盲目的“大躍進”﹐令中國經濟崩潰。卻以“七分天災﹐三分人禍”推脫。劉少奇﹐就因為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說了一句實話﹕“哪裡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分明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就被毛澤東懷恨在心﹐直到置之死地﹔還比如﹐七十年代的林彪事件。林彪無謀反之心﹐卻硬被毛澤東扣上謀反之罪﹔林彪並無外逃之念﹐卻硬是被毛澤東﹑周恩來聯手設置圈套﹐逼其出走﹐在異國荒漠﹐折戟沉沙。
獨裁需要謊言﹐專制需要黑幕。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的名言﹕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中共領導人的名言﹕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還有一個名詞“假大空”﹐也是中共的專利。面對現實﹐他們需要謊言﹐面對歷史﹐他們同樣需要謊言。因為﹐他們知道﹐歷史﹐就是現實的鏡子。隱瞞﹑杜撰﹑和偽造歷史﹐是獨裁者的共性。忘記歷史﹐就意味着背叛。共產黨需要人們忘記歷史﹐背叛祖宗。
千百家電臺﹑電視臺﹐千百家報紙﹑期刊﹐千百家出版社﹑研究所﹐都掌握在一個黨的手中﹐沒有對比﹐沒有參照﹐沒有監督﹐他們想把歷史怎樣寫﹐就怎樣寫﹐
對共產黨之前的歷史﹐他們也任意裁剪﹑閹割﹐為我所用。在中共炮製的教科書中﹐歷史上所有政治人物﹐一度都被簡單而生硬地歸為兩類﹕法家和儒家。對所謂法家人物﹐則大肆歌頌﹑吹捧﹔對所謂儒家人物﹐則肆意貶低﹑醜化。法家人物﹐往往是那些殘暴嗜殺﹑橫征暴斂﹑不擇手段﹑無惡不作的暴君﹑奸臣﹐諸如秦始皇﹑曹操﹑張獻忠﹑洪秀全等﹔儒家人物﹐則是歷代公認的持禮儀﹑懷仁愛的明君﹑良臣﹑賢達﹐如周文王﹑孔子﹑劉備﹑朱熹等。這一劃分與褒貶﹐本身說明﹐毛澤東和共產黨自比奸臣﹑暴君﹐毫不汗顏。
除了任意褒貶﹐顛倒乾坤﹐他們甚至直接動手﹐篡改近代和古代歷史。比如﹐篡改太平天國史。他們將太平天國的內訌﹑及其起因﹐都一古腦推到功勛卓著的楊秀清﹑石達開等人頭上﹐這一徹頭徹尾的篡改﹐目的是要粉飾驕奢淫逸﹑濫殺忠良﹑殘害無辜的洪秀全。因為﹐那一段歷史﹐與後來﹐共產黨內﹐毛澤東監禁彭德懷﹑虐殺劉少奇﹑逼死林彪等片斷﹐實在具有驚人的相似﹗
共產黨執政才五十多年﹐就狂妄到要左右我華夏上下五千年的歷史﹗
由於謊言太多﹐痕跡太重﹐當權者怕露馬腳﹐處處設置禁區。今天不准研究這個﹐明天不准考證那個﹔這個是內參﹐那個是機密。為此又製造出大批文字獄。於是﹐
六四成了禁區﹐文革成了禁區﹐大飢荒成了禁區﹐大躍進成了禁區﹐反右成了禁區﹐抗日戰爭成了禁區……最後﹐整個共產黨的歷史﹐甚至於﹐整個中國現代史﹐都成了國內歷史研究的禁區。於是﹐在中國﹐一個具有獨立思維的史學家﹐幾乎已經無從下筆。
這是中國史學界的大不幸﹐也是人類史學界的大不幸。
最近﹐圍繞《司馬璐回憶錄》﹐大家都在談論一個現象﹐說加入中共的一般黨員﹐都是傻子﹐中共的領袖們﹐則都是騙子。這是講黨內。黨外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不少民眾是傻子﹐大多數共產黨人是騙子。一些民眾﹐不久相信了中共胡亂編造的歷史﹐也相信了中共任意粉飾的現實。
延伸地說來﹐那些從嚮往海外﹑到移居海外﹑到定居海外的華人﹐有幾個人﹐不是因為共產黨禍國﹐而選擇留居異國他鄉﹖不論是自願還是不自願﹐不論在海外過得如意還是不如意﹐不論他（她）知覺還是不知覺于此﹐導致他們背井離鄉的命運之源頭﹐或多或少﹐都有共產黨禍國的成份。至今﹐他們中的許多人﹐因愛國心切﹐而誤為“愛黨”﹔因思鄉心切﹐而誤被“統戰”﹔因顧及民族的面子和虛榮﹐而肆意攻擊他們寄居﹑並入籍的“第二祖國”﹐不惜助紂為虐﹐甚至充當間諜﹐迎合邪惡而蹧蹋良知﹐奉承中共而背棄人類。他們﹐何嘗又不是傻到了家的傻子﹖
在海外﹐親共的與反共的華人﹐即他們與我們的區別﹐究竟在哪兒﹖區別在於﹐他們愛黨﹐我們愛國﹔他們為中國政府辯護﹐我們為中國人民辯護﹔他們貪圖虛榮和錢財﹐我們追求真理和良知。
共產黨是一個歷史現象﹐是一場噩夢。這場噩夢﹐已經在許多國家成為過去﹐相信在中國﹐也終將煙消雲散。噩夢醒來是早晨﹐我們堅信陽光的力量。
（在“九評中共”研討會上的演講﹐1/16/05﹐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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