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日訊】(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 北京的中國民主党人趙昕先生在經歷了兩個多月的關押之後﹐已被釋放回家。大紀元記者辛菲3月30日採訪了趙昕先生。趙昕先生談了被關押原委﹐並向海內外關心和為他呼籲的朋友們表示感謝﹐他同時指出外界呼籲聲援的重要性﹐他說﹐外面的方方面面呼籲的聲音越強烈﹐把各方面的情況越充份地暴光﹐越是能夠喚起更多人的關注﹑了解和良心﹐不管從任何角度全面地進行呼籲營救﹐讓更多人知道﹐對在押的良心犯都是非常好的。
趙昕先生表示﹐他出來後很快就知道張林﹑鄭貽春﹑師濤等朋友﹐還有更多的良心犯﹑政治犯﹑法輪功修煉者﹐大量的還在監獄裡﹐所以他心情非常沉重﹐也特別希望海內外的朋友們齊心合力﹐想盡一切辦法﹐盡力所能及的最大力量營救所有的這些在押人員。他認為﹐對那些不斷犧牲和付出的人﹐積極地救援﹑呼籲﹐才可能喚醒更多的有良心的人。
趙昕，37歲，云南昭通人，長春大學中文系學生。89民運期間是天安門廣場“外高聯”領導成員。98組党期間，是中國民主党北京籌委會和全國籌委會的創始人成員。
趙紫陽先生去世后，趙昕積极組織多方人士，上百人之多，准備一同上趙紫陽家悼念，遭警方阻止，未能成行。而后他依据法律，要求游行示威，以示抗議，也被當局拒絕。 在被警方帶走前，他一直被軟禁在家，從1月19日凌晨起失去人身自由﹐直到3月24日晚以“取保候審”的形式被釋放回家。
下面是採訪實錄﹕
記者﹕趙先生﹐您好﹐祝賀您獲得自由﹐大家聽說您被釋放回家﹐都放心了。
趙昕先生﹕謝謝你﹐辛菲小姐﹐謝謝大家。1月21日下午5點你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是警察剛把我帶走的時候﹐你打完電話沒多久﹐他們就把我手機拿走了。那是我出來之前最後一個電話了。
記者﹕是的。後來有別的媒體的朋友找我要您的電話﹐他們說打過去已經聯繫不上您了。
趙昕先生﹕是的。一直到現在﹐有兩個多月了﹐跟外界都無法聯繫。
記者﹕海內外人士對您的事情非常關注﹐不斷地在呼籲聲援。
趙昕先生﹕我非常感謝海內外朋友的關心和呼籲。要是沒有大家的共同呼籲﹐我是很難出來的。我在裡面有很深的感受﹐他們對我的態度上有很多轉彎的時候。
記者﹕他們主要是以什麼理由關押您的呢﹖
趙昕先生﹕他們跟我談了四個方面﹕1。趙紫陽的這個事情﹐我們那時申請遊行。他們說我涉嫌擾亂社會秩序﹐我問他們要判幾年。他們說﹕你甭管幾年﹐到時候判你不一定以這個罪﹐我們可以找其它的罪名﹐比如﹕涉嫌資助非法組織﹐涉嫌接受非法組織資助﹐等等。
2。還查了經濟上的﹐他們把我在哪個公司工作﹐什麼關係背景﹐以及我為什么會有那麼多的錢﹐都一一調查﹐他們以為是國內有誰資助我了﹐誰給我錢了。其實是我對朋友們的接濟﹐純粹是我個人的工資高一點﹐再加上平時省一些。大家都是同道的難友﹐我覺得應該幫忙。
3。還有關於中國民主黨的事情。
4。他們還在我家裡查出幾百人的名單﹐看我跟海內外的各種聯繫﹐包括我給海外寄的國內需要救助的人的資料。
基本上主要是查這些方面﹐他們能想到的都查﹐就是想盡力羅織罪名﹐最後還是沒有查出什麼證據﹐所以就放我出來了。
記者﹕您可否講講被關押的大致過程﹐包括您提到的他們態度的轉變﹖這樣也許可以對營救更多的中國良心犯有正面積極的意義。
趙昕先生﹕好的。1月21日﹐他們把我帶到了蒼平的一個商務會館﹐在那裡被軟禁起來了﹐整個24小時輪班看着我﹐沒有任何自由﹐電話也被收走了。
後來﹐快過年的時候﹐有些警察回不了家。他們有的有太太﹐一年回不了幾次家﹐有個警察的孩子才5歲﹐發高燒﹐也回不了家。考慮到他們也要過年﹐我就從2月1日開始絕食﹐向他們提出要求﹐要麼把我和這些警察一起放回家﹐要麼把警察放回家﹐把我送到看守所﹐別影響別人過年。
絕食第三天的時候﹐2月3日﹐下午3點鐘左右﹐他們把我拉到北京市看守所﹐以涉嫌擾亂社會秩序罪﹐把我刑事拘留了。在此期間﹐他們幾乎每天提審我。
他們很奇怪我的狀態﹐看我入監等搜查身體的時候﹐我還在哼着歌﹐有個警官問我﹕別人進來都害怕緊張﹐你怎麼會這樣﹖我說﹕我非常坦然﹐我也沒犯任何罪﹐而且我堅信肯定會放我出去的。他們說那不一定。我說﹕不管一定不一定﹐哪怕判我死刑﹐我也非常坦然﹐我心安理得﹐我覺得我做了應該做的事。
後來和警察相處得還比較融洽。因為他們在調查我的過程中﹐也看了我寫的文章﹐包括我做的事﹐他們對我還是比較尊敬。
審訊的過程中﹐我很清醒的感覺到剛開始﹐他們想方設法地找各種各樣的證據﹐包括後來我出來才知道﹐在刑拘我的當天﹐他們還到我家搜查﹐抄走了筆記本電腦﹑臺式電腦﹑打印機﹐很多東西﹐還有通訊錄﹐筆記本﹐我寫的一些詩﹑文章﹐都被搜走了。他們剛開始確實是想把我整個查個底清﹐感覺到好象是中共想治我一下。
但是﹐查不出什麼﹐預審處的官員就急了﹐又換了一個人過來查我﹐我所謂的“作案”的時間﹑地點﹑工具﹑過程﹑結果﹑動機﹑目的﹐想方設法想羅織罪名﹐但是他們還是查不出什麼東西。
後來﹐我被改為監視居住的時候﹐預審處的警官對我說﹕趙昕﹐別得意﹐我們還要繼續對你審查﹐總有一天﹐我要把你抓回來的。他們就是這樣一種人﹐他們好象沒有為黨國立下功勛﹐覺得特遺憾。他們字裡行間都充滿了對我的恨。
他們跟我講﹐對我最恨的就是1月20日﹐我們就已經把遊行示威申請書上網了﹐網上滿天飛﹐23日在計劃遊行處的出發點﹐清華西門﹐據他們說﹐聚了很多人﹐他們說﹕趙昕﹐你知道嗎﹐你差點闖下大禍。我說﹕什麼大禍﹖他說﹐23日早上﹐清華西門聚集了大量的人﹐後來他們派了好多好多的警察去﹐現場還抓了幾個人﹐我後來出來聽說﹐胡佳現場就被抓了﹐好象還有幾個朋友﹐在現場也被帶走了。他們覺得﹐要不是那麼多警察去打壓的話﹐那遊行示威就成了﹐就要闖出大禍來了。
後來﹐他們報請檢察院逮捕我﹐檢察院沒有批捕。3月6日凌晨﹐我都睡着了﹐他們把我叫醒﹐把我帶到離河北非常近的一個很偏僻的荒廢的村子﹐設施條件非常糟糕﹐但對我非常“關照”﹐整個房子﹐所有的門腳角落全都包上棉絮﹐就怕我自殺。後來他們還特意安上了監視器﹐24小時對我監控﹐兩個人站在離我30公分之內﹐就那麼時刻地盯着我﹐包括上廁所﹐洗澡﹐都在旁邊盯着。
雖然不是監獄﹐但完全失去自由﹐而且比在監獄還難受。監獄裡﹐好歹還可以走動﹐還可以跟別人聊天﹐他們也不跟我聊天﹐隨時隨地盯着我﹐非常難受。吃的伙食也是很糟糕。
我天天就人權問題﹐公民權利問題跟他們抗爭。經過不斷爭取﹐他們原來只允許我坐在床上﹐後來可以允許我出外面的房子散散步。爭取了很長時間﹐後來﹐逐漸他們又給我買報紙﹐幾天買一次﹐還給我水果吃﹐每天給個蘋果。
我就不斷地爭取﹐我說﹕你們這是違法的。我這個監視居住按道理應該回家﹐我要見我的太太和律師。他們就說﹔好﹐我們轉達。
跟他們談話的時候﹐他們說﹕我們也可以把你關押一年半。後來我才明白﹐監視居住半年﹐取保候審一年﹐他們是可以這樣做的。
整個過程﹐我確確實實感到海內外的朋友對我呼籲比較多﹐他們說﹕趙昕﹐你怎麼在海外認識那麼多人哪。我雖然不知道具體是怎麼回事﹐但我想到肯定是海外有很多朋友為我呼籲。
到最後﹐我逐漸感到他們也是因為壓力的緣故﹐本來可以關我一年半﹐最後還是放我出來了。
記者﹕什麼時候放的呢﹖
趙昕先生﹕3月24日晚上11點﹐前後加起來共關押我兩個月零三天﹐現在是取保候審﹐之前是監視居住。後來把我帶到派出所辦手續的時候﹐突然又辦取保候審。3月6日帶我走的時候﹐其實就已經辦了監視居住﹐我問他們﹕以前我辦的監視居住就不生效了﹖他們說﹕可以這麼理解。
記者﹕那現在是取保候審﹐對您有什麼限制呢﹖
趙昕先生﹕在中國﹐監視居住和取保候審都是一種強制性的手段。給我寫的理由是﹕還是要繼續審查﹐所以就可以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出家門都要申請。取保候審﹐離開本地需要申請。
他們隨時隨地對我的情況都很了解﹐民警﹑保安隨時監視﹐電話監聽。
記者﹕通過您的經歷﹐您覺得國內外的朋友呼籲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吧﹖
趙昕先生﹕是的﹐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確確實實是這樣。對政府方面來說﹐如果沒有壓力﹐那他們處理起來就是更加隨心所欲了。如果大家都比較關注的話﹐他們就會有所收斂﹐對國際觀瞻還是有些顧忌的。
記者﹕現在大家都很關注張林﹑鄭貽春﹑師濤等朋友﹐在呼籲營救﹐不知您有什麼建議或者想說的嗎﹖
趙昕先生﹕我剛出來的時候﹐就聽說胡佳先生他們為了在一起商量怎麼營救我﹐還被警察打了一頓﹐我心情就特別沉重。後來又聽說﹐嚴正學被法警打了一頓﹐還關在籠子裡游街﹐我非常憤怒﹐這簡直是一種令人髮指的暴行。
很快就知道張林﹑鄭貽春﹑師濤等﹐還有更多的良心犯﹑政治犯﹑法輪功修煉者﹐大量的還在監獄裡﹐所以我出來後心情非常沉重﹐也特別特別希望海內外的朋友們齊心合力想盡一切辦法為營救張林﹑鄭貽春﹑師濤先生等﹐還有其他的所有被關押的良心犯﹑法輪功學員﹐積極努力﹐盡我們力所能及的最大力量﹐只有這樣﹐他們才有更大的機會出來。
記者﹕也曾經聽過有人說﹐在外面呼籲﹑海外媒體暴光﹐會給在押人員帶來更大的壓力﹐您怎麼看這個想法呢﹖
趙昕先生﹕可能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我有一個朋友﹐清華大學的﹐91﹑92年關在東北的監獄裡﹐我和其他朋友為他做了很多努力和呼籲﹐後來他出來後﹐我跟他講起外面的呼籲﹐他說﹕你們瞎折騰﹐我們在裡面吃的苦更多。當時確確實實對我的打擊很大﹐我很難理解。
根據我的經驗﹐外面的方方面面呼籲的聲音越強烈﹐把各方面的情況越充份地暴光﹐越是能夠喚起更多人的關注﹑了解和良心﹔越是積極地呼籲和救援﹐對裡面的人越好。
另外﹐象我們這樣的人﹐應該說﹐89年第一次進監獄的時候﹐確實也是想把牢底坐穿﹐但那時很年輕﹐思想也不成熟﹐心理上也很有壓力﹑在裡面着急﹑焦慮﹐但象現在經過了十幾年的思考﹐確實想得很透﹐明白了﹕要想真正地堅守良知﹐維護正義﹐不僅血要熱﹐頭腦要冷靜﹐骨頭要硬﹐並且還要有寬大的心胸﹐還得有一種真摯的愛。
在這麼一個腐敗專制的社會﹐對堅守良知的中國公民來說﹐監獄恐怕是我們唯一適當的去處了。監獄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份了﹐所以﹐我這次進去心態也比較好﹐跟大家有說有笑的。看守的人問我﹕你為什么睡覺總笑﹖我說﹕是嗎﹖我只知道有一次睡覺夢見我兒子﹐笑醒了﹐其它時候我還真不知道我老笑。
同時﹐每天為一點很小很小的事情﹐我都儘可能地維護自己的公民權利﹐跟他們不斷爭取﹑交涉﹐確實有效果。
這又回到您剛纔問的問題﹐據我所知﹐對絕大多數非法關押的中國良心犯來說﹐其實不管從任何角度全面地進行呼籲營救﹐讓更多人知道﹐對在押的良心犯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象我們這樣的人﹐向來都是堅持和平﹑理性﹑公開﹑合法﹑非暴力的積極抗爭﹐我們本身也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我們一直在爭取合法抗爭的信念。對我們來說﹐憲法高于其它國內法﹐同樣﹐中國政府簽署的國際法也高于中國國內法。我們認為我們無罪﹐我們也沒有違法﹐我們所做的事情都是經得住考驗的﹐所以把我們所做的任何事情往外不斷講﹑宣傳﹐讓更多的人知道﹐這樣其實對我們只有益﹐沒有害。
記者﹕呼籲聲援本身就是您剛纔所說的和平﹑理性﹑公開﹑合法﹑非暴力的方式。
趙昕先生﹕對﹐是這樣的。這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這麼多年以來﹐在互聯網還沒有的時候﹐國內的很多朋友被抓起來﹐判了很重的刑﹐包括89年﹑91年﹐在最艱難的時候﹐在最紅色恐怖的時候﹐很多很優秀的朋友繼續堅持鬥爭﹐百折不撓地進行抗爭﹐努力地付出﹐但被抓去判了重刑﹐可是由於外面知道得非常少﹐外界的報導和宣傳非常少﹐對他們的關心和救援也非常少﹐他們的處境就更加地苦難。呼籲對於他們非常重要。
對那些不斷犧牲和付出的人﹐積極地救援﹑呼籲﹐才可能喚醒更多的有良心的人﹐加入我們的隊伍﹐積極地抗爭﹐才會取得越來越大的效果。
而且大家一定要團結﹐齊心協力。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聲音﹐這是很正常的﹐關鍵是要求大同存小異﹐擱置分歧和爭議﹐把當前做的大事做好﹐以此喚醒更多的人。(//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