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日訊】當代的中國社會危机重重，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比如農民問題、下崗問題、環境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台灣問題、假冒偽劣產品問題、腐敗問題、信仰危机問題等。在各种問題盤根錯節中，什么是最根本的的問題呢？

大紀元編輯部的社論“九評共產党”完全剝掉了中共的畫皮，使共產党的血腥、暴虐、虛偽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們知道中共政權完全靠暴力和謊言來維系。中共的這套暴力加謊言的系統具有巨大的威力，在它統治中國的50年來几乎無往不胜，所向披靡，一切异己力量都被它碾碎或收買。它經過對國民党戰爭的胜利、三反、五反、文革、六四的“胜利”，集古今中外邪惡之大成后，自己都以為它是不可戰胜的，忘乎所以、顧盼自雄、不可一世。所以在1999年這個邪惡集團的核心江 宣稱要在三個月內消滅法輪功時，底气后很足，气焰很盛，“我們有250万軍隊，6000万党員……　難道我們共產党人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信奉的唯物論、無神論，還戰胜不了法輪功所宣揚的那一套東西嗎？果真是那樣，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因而共產党控制的國家暴力机器開足了馬力鎮壓法輪功，整個中國完全被血腥的紅色恐怖所籠罩，并且延伸到世界各地。法輪功學員被迫進行著艱苦卓絕的讓世人了解真相的和平抗暴活動。五年多過去了，中共使絕了古今中外的邪惡手段，無論用酷刑還是收買都不能瓦解法輪功學員的信仰，反而使共產党的丑行暴露在世人面前。

法輪功學員的真誠、慈悲、堅韌与共產党的虛偽、惡毒、暴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法輪功學員所承受的邪惡壓力之大是古往今來罕有的。可以說五年多來法輪功學員所走過的路完成了一個世人以為不可能的神話。他們用真誠去揭穿謊言、用慈悲去化解惡毒、以大忍承受暴虐，目的是喚醒人的良知，把人從墮落的地獄中拯救出來。所以當今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是共產党的假、惡、斗和人民的真、善、忍的對立。也可以稱其為中國社會的根本矛盾是中共的假、惡、斗和人民的真、善、忍的矛盾。中國社會的一切問題都可以在假惡斗中找到根源，一切問題的解決都可以在真善忍中找到答案。

這里所說的真善忍是指所有人的本性中都有真善忍的特性，只不過歷史的發展中尤其在共產邪靈摧毀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過程中人的本性被壓抑、被扭曲、被包裹、被埋沒了，在當今社會人的心靈被党文化所控制了，正的本性發揮不了作用，而本性中負的方面即假惡斗卻被共產邪靈控制發揮到极致，表現為在強權面前卑微的奴性、在被壓迫者面前凶殘的獸性、在公眾面前的欺騙性、在謊言被揭穿時的無恥的流氓性。這已經形成了中華民族的人格特征（見袁紅冰先生《西藏的命運》），這樣的民族不危險嗎？不是處在毀滅的邊緣嗎？

其實法輪功的修煉也沒有什么神秘之處，他們不過是想把人性中真善忍特性完全發揮出來，去掉人性中不好的東西，返本歸真，返回到人的善良本性上去。他們這樣實踐的結果，必然要把假惡斗從心靈中清除出去，所以他們与共產邪靈的假惡斗本質有天然的矛盾。如果人們都正气凜然，共產邪靈就無處附体，它就會自然消亡，所以共產邪靈一定要除掉法輪功而后快，它又不能讓人知道它是維護其假惡斗的本質，就必須找外在的借口編造謊言欺騙民眾才能達到目的，因而它极度恐懼人們知道真相，它利用龐大的國家暴力机器窮凶极惡地、瘋狂地血腥鎮壓講真相的法輪功學員的非理性在此可以找到注解。

共產党開始時以建立“共產主義”人間天堂來欺騙民眾，這個意識形態破產后，又披上了“依法治國”的外衣，但是在鎮壓法輪功時，這件外衣也無法穿上身了，只好赤膊上陣，因為即使按照中共自己制定的惡法，它殘酷鎮壓法輪功學員也是非法的。法官和警察經常用“法律”來欺騙和恐嚇百姓，當遇到懂法者戳穿其謊言時，就露出“你愛上哪告就上哪告去”的流氓嘴臉。所以中共害怕法輪功學員運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力，更害怕精通法律的律師為法輪功學員提供法律援助。所以它要千方百計地构陷為法輪功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郭國汀律師被限制人身自由就是其中一例，高智晟律師也受到過多次威脅，在云南也有因為為法輪功學員辯護而遭到迫害的律師，其它地區也有。很多地區的警察揚言“法律不适用于法輪功”。各省的司法廳通知律師不得代理法輪功學員的申訴和訴訟，也不許法院受理法輪功學員對非法勞教和人身傷害的訴訟案。千古以來，沒有第二個政權如中共政權這樣令人不可思議，即使是納粹德國、即使是秦國，雖然也有很多惡法，但還能夠依法施行，而中共就連已經是非法的惡法都不敢施行，施行了就會打自己的耳光。說明共產党完全沒有執政的合法性，它只能依靠和謊言來維持。

所以說當前中國最根本的矛盾是中共的假惡斗和人民的真善忍之間的矛盾。它不同于任何其它的矛盾。台灣問題是中共轉移國內矛盾的一個工具，不是它的心腹大患；農民問題、下崗問題、環境問題等，中共可以制造“不斷改善”的假象和借口；西藏問題、新疆問題，中共可以依靠煽動极端愛國主義來掩飾；中共雖然痛恨民運人士，但其槍杆子和媒体在握，并不恐懼，同時在道德和人格方面共產党也不嫉妒民運人士，必要時還可以把他們當作人質，作為和國際社會經濟或人權交易的籌碼。而真善忍和假惡斗之間的矛盾，因為實質是心靈、道德層面的矛盾，中共無法回避、無法掩飾，只有依靠謊言給法輪功抹黑和暴力鎮壓，因為共產党知道它對法輪功學員的酷刑折磨是倒行逆施、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所以它非常懼怕人們知道迫害的真相，如果大家都來關注法輪功學員受到的迫害，尤其是在法律方面進行援助，僅其過程就容易揭穿共產党偽善的畫皮，讓受共產党蒙蔽的民眾知道真相，人們了解真相之時就是共產邪靈滅亡之日。

中共的假惡斗和人民的真善忍之間的矛盾不是政治斗爭，盡管它可能波及到政治領域，但本質上是外來的共產邪靈和傳統的中華民族的道德良知的矛盾。在政治斗爭中，人可以中立，在道德沖突中，非善即惡、非真即假、非忍即斗。沒有“不善不惡、不真不假、不忍不斗”的中間地帶。中國人（或許可以包含整個世界）正站在十字路口，每個人都要做出選擇。人們的沉默或視而不見是共產党最愿意看到或是它精心設置（通過几十年的洗腦）的局面。

每一個兄弟姐妹，請擦亮你的眼去看、洗淨你的耳去听、張開你的口去說，讓心靈不要再麻木和沉睡。圣經里有一句話“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沉默、袖手旁觀，神所不容”。

以上淺見，請多多指正。

我推荐沒有看過袁紅冰先生的《為法輪功辯》和高智晟律師的《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的朋友去看一看這兩篇文章。在這里我還要推荐另一篇文章《我為什么不能保持沉默》，作者是包谷先生。我之所以推荐這篇文章，不單是因為他在2000年天地一片黑暗的時期就發出正義的聲音，也不單是他的聲音在今天依然回響，而是在2002年后，他的聲音消失了。据他的一些文章看，他似是北京某高校的教師。他還寫過《誰為法輪功辯護——知識界是懦弱還是墮落？》和《歷史將證明鎮壓法輪功錯了》、《當我們面對犯罪 你別無選擇》等文章，他在文章中說明他不是法輪功學員。但他的文章是當局所忌憚的。如果他自己不寫了或是由于网絡封鎖的緣故還好，我擔心的是他也如郭國汀律師一樣失去了自由，而這种情況外界一無所知。所以請知道包谷先生下落的朋友在大紀元上發一個通告，以解懸疑。

附：包谷：我為什么不能保持沉默？

我在网上寫帖批評鎮壓法輪功，有朋友勸我，我這樣說話有什么用？我不是法輪功信徒，我連一個法輪功的人都不認識，如此批評當局，除了可能惹點麻煩以外，有百害而無一利。中國的事情，該變的時候自然會變，不到變的時候，人微言輕說了是一點沒有用的。還是保持沉默吧。鎮壓法輪功，礙不著我一點點事。為什么不沉默？

　　我知道。我明白這個道理。可是我卻無法保持沉默。

　　讓我先告訴朋友們一件小事。

　　文革初，1966年的夏天，我一夜之間成了反革命。從此，“思想反動”這個頭銜就沒有离開過我。近二十年來，我很少和別人說起文革中的經歷和所見所聞。有一次，很偶然地，和几個美國朋友說起了文革。我的老師，一位年紀比我大得多的女士，在旁邊靜靜地听著。后來，她特地來跟我說：“這么說，你是很幸運的。上帝讓你受苦，你就沒有象你的同學一樣，去抄別人的家，去辱罵你的老師，去毆打長者。回顧過去，你現在的內疚可以少一些。可見上帝是厚待你的。”

　　我很幸運？這個說法使我感到意外。老太太后面几句話更使我吃惊。她一臉歉意，神色凝重地又說：“I am sorry！(我很難過！)那個時候，我們竟然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我不知道那個時候你們在那樣地受苦。當你們受苦的時候，我們甚至沒有能為你們向上帝祈禱。我感到非常難過。”

　　這位女士是很普通的基督教徒。我們在文革中的經歷，和她會有什么關系呢？在我們看來，當然毫無關系。至今我還是認為，任何一點點關系都沒有。但是在她看來，是有關系的。這個關系就是，當一部分人類在受苦的時候，她居然一無所知而無動于衷，她為此而感到Sorry(難過)。

　　我了解這個老師。我絲毫也不怀疑她的誠實和真摯。

　　我以前一向認為，我是文革的受害者。在十年文革中，我沒有傷害過任何人。而那些打人罵人抄家的人，那些迫害別人的人，他們是施害者，他們應該忏悔。

　　我們對文革反思了二十年。有學者說，我們需要一場靈魂的拷問。還有人說，我們需要全民族的忏悔。可是，怎么拷問？怎么忏悔？我們到處找拷問，到處求忏悔，結果卻什么也沒有找到。我們發出嘆惜：中華民族是一個不會忏悔的民族。這片土地上，明明有那么深重的苦難，明明有那么厚重的罪惡，抬頭四望，拷問在什么地方？忏悔在什么地方？

　　這位美國女士的一聲“Sorry”使我想了好久，我突然想通了一個道理：我不是沒有什么可以忏悔的！很多過去忽略了的鏡頭，突然浮現出來。很多已經淡忘的細節，突然清晰如在眼前。

　　我不是沒有什么可以忏悔的。回望文革十年，處處是應該忏悔的所作所為。
　　我曾經那樣熱情地呼喊過万歲万歲，那樣狂熱地叫嚷過打倒打倒，那樣賣力地搖動紅旗，揮舞小紅書，上街游行。我曾經那樣篤誠地相信，那些給揪出來的人，都是應該“橫掃”的牛鬼蛇神，就是給打死了，也是活該。“紅色恐怖”的氛圍中，有過我的一分力气，盡管那是在66年夏天成為反革命以前的短短的日子里。

　　那么后來呢？當我得以“平反”以后，文革還有九年的時間。我卻對依舊在牛棚煉獄里的人熟視無睹。我隨著大流，參加過無數的批斗會，一起喊過打倒，喊過批倒批臭，喊過“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學校圍牆旁的一排平房是“牛棚”，校長老師關押在那儿，白天黑夜都傳出打手們的朗聲呼叫和“牛鬼蛇神”受刑時的凄厲哀號。我們每听到，只是赶緊走開，离得遠遠。

　　曾經教過我的老師，因為被剃了“陰陽頭”（年輕的网友，如果不知道什么是陰陽頭，請問問您的父輩吧。），包著難看的頭巾，低頭曲背地打掃廁所和走廊。當我和她面對面地相遇，我無數次地只當沒有看見。我居然一次也沒有給她一絲慰問的笑容，我居然連一個表示安慰的眼色也沒有過。

　　當我們离校下鄉的時候，學校的牛棚里還關著老師，走廊上還有牛鬼蛇神在打掃衛生。我沒有想過要和他們中的任何人告別，以后也從來沒有關心過他們的下落。一直到最近我才打听到，他們中后來還有人自殺，有人出逃失蹤，有人終身傷殘。可是多年來，我竟對此無動于衷。

　　如今，二十多年后，一位陌生的美國老人的Sorry使我寢食難安。為什么？為什么？為什么我會對教過我的老師的命運，那樣的冷漠，為什么會對別人的苦痛那樣地麻木不仁？

　　對于這位女士來說，當人類的一部分受害的時候，如果我們什么也沒有做，在上帝面前，我們就都是有罪的。面對著別人遭受的迫害，如果我們無動于衷，我們在上帝面前就是罪惡的“同謀”。

　　正是這种“同謀者”的罪感，使得他們時時反觀自己的內心，常常反思自己的過去。我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靈魂的拷問，民族的忏悔，是不能尋找的，是不必尋找的，拷問和忏悔只存在于自己。多年致力于研究文革受難者的王友琴女士說過：忏悔是一种精神境界。忏悔是一件完全屬于自己、屬于個人的事情，是一种類似于宗教信仰的行為。

　　回顧文革浩劫，面對文革中失去生命、失去自由、失去家人、失去青春、失去愛情、失去造物主公平地給予每個人的道德心、失去外在的前途和內心的光明的無數無數的人，朋友，讓我們默默忏悔吧！

　　正是這樣的忏悔，使我認定，如果我再一次遭遇文革，如果我再一次面對別人無辜地受迫害，我不會無動于衷了。如果“紅色恐怖”再一次籠罩頭頂，我祈求全能的上帝，給我以聰明和智慧，讓我分清善惡，給我以勇气和力量，讓我的膝蓋不要彎曲。

　　今天，中國二百万法輪功信眾的遭遇，和文革中無辜的“牛鬼蛇神”的命運何其相似。我知道，此刻中國的事情，說什么也沒有用的。我不是為了有什么用才說的。但是，如果因為沒有用而誰也不說，越權濫法的施害者豈不是更可以肆無忌憚？如果我們此刻默默無聲，以后我們有何臉面談讀書做人，談什么民族的忏悔，靈魂的拷問？

　　這就是我不能沉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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