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9日訊】胡耀邦總書記被迫下野,其中是非曲直相當復雜。被奪權後,胡將過去七八年寫過、講過的,花三個月時間看了一遍,他的結論是“沒有什麼錯誤”,“問心無愧”。(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卸任後,他與李銳先生推心置腹長談兩次,第二次長談離去世只10天,這些長談實際上把他的憤懣遺言留下:“將一個總書記如此不實事求是處理,置黨規黨法于何地?這樣繼續傷害知識分子(指將不合己意的“眼中釘”,不實事求是,隨意開除黨籍),如何求得安定團結?學生總是比較激進的,從學生鬧事的看法與處理方針的問題。這三件事其實是未了的。從歷史責任,應當提出來,必須提倡實事求是,這是根本之根本。”(同上)胡先生三條遺言是中肯和深刻的,從中不難看出他的開明胸懷與治政根本。不過,在胡與李所談高層十大分歧中,獨缺1985年記者陸鏗對胡耀邦采訪引起的風波,這篇訪問記成為保守派打向胡的“殺威棒”。
198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8號檔指出:胡耀邦“破壞集體領導原則,不與政治局其他同志商量,就接受包藏禍心的陸鏗的訪問,洩漏了國家的機密,並聽任陸鏗肆意攻擊我黨政治局委員(胡喬木)、書記處書記(鄧力群)。”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讓我們剖析一下這份判決:(1)說總書記接見境外記者訪問未同政治局“商量”是“破壞集體領導原則”,此項指責沒有任何法規依據。如果這是一條“規距”,那麼,1986年9月6日政治局常委鄧小平接見美國記者華萊士為什麼不經過政治局“商量”?可見,是雙重標準,對鄧是綠燈:暢通無阻,對胡是紅燈:禁止通行。不同政治局“商量”實際是一根大棒,打向不馴順者。(2)所謂“洩露了國家的機密”,包括胡在回答對臺動武問題時坦然承認,暫時沒有能力封鎖臺灣,等七八年上十年,經濟國防現代化後可以考慮對臺採取強制措施。胡的回答不過是陳述了明擺的事實,連臺灣也清楚的事實,這樣的事實由於現代偵察衛星的運作而成為無法掩飾的存在,但在判決中卻成為“洩露了國家的機密”。“國家的機密”也是一根大棒,打向說老實話者。(3)至於說胡“聽任陸鏗肆意攻擊”胡喬木與鄧力群,我們從下面節錄的有關對話就會知道:陸的提問並非“攻擊 ”,而是質疑,是請求被訪者破解的話題,這是記者的天職。只有囿於“黨的喉舌”的觀念,視記者為“黨的傳聲筒”者,才會把陸的提問看作“攻擊”。其實,胡並未“聽任”陸之所言,而是根據事實作了相當溫和的反應,既未回避所涉及的事實,也未有損中共形像。判決說胡“聽任”陸“肆意攻擊”也是一根大棒,打向維護中共理智的人。上述3點表明:上世紀80年代,反胡耀邦的保守勢力,借陸鏗對胡采訪進行了一次打擊黨內開明力量的反撲。保守勢力是強大的,他們依靠手中大棒,封殺一切與中共正統稍有不合的言行,依據封閉的意識、愚昧的觀念將胡擊倒。判決是蠻橫的,懲罰是嚴酷的。
訪問記遭指責的部分涉及當時意識形態主管胡喬木,現將有關內容照錄如下:
陸:他(指胡喬木)發表過一篇關於人道主義的論文,國內沒有一張報紙,也沒有一篇文章,敢於對他那篇東西說個不字。沒有啊!連討論的機會也都沒有。過去,周揚被稱為“文藝沙皇”,看起來現在這頂“沙皇”的帽子已轉移到胡喬木頭上去了。
胡:這也同實際有很大的出入。
陸:有出入?啊?
胡:他讀的書比我多,比我們黨內的許多同志也讀得多。寫文章,一些概念的東西,他是比較準確的;我有許多東西,在最後發表時,還要經過他看看呢!
陸:你千萬不要迷信他,他的教條框框比你多得多啦!
胡:那不至於。他現在年紀不小啦,七十二、三了吧,身體有點不大好。如果說他還有缺點的話,那就是他長期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下去的時間不夠,對經濟問題的研究、瞭解得也不夠,我自己也是很不夠的啊!
陸:是的,他是有些脫離了群眾。另外還有一點,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現也不很好,特別是批鄧運動中表現得很不好啊!
胡:哈哈……你們的瞭解很細致的嘛。哈哈……說了些言不由衷的話。
陸:不可以嘛!你既然是有水準、有學問的人,怎麼可以呢?像你胡耀邦,當時就是堅持你的立場、你的觀點啊!所以大家佩服就是佩服你這一點啊!
胡:我不也檢討了……
陸:但是你並沒有批鄧嘛!這跟他就有本質上的區別。
從所錄原文看,胡的回答很有分寸,巧妙地回避了他與胡喬木的原則分歧。事實上,這些分歧連續不斷:胡耀邦發動真理標準討論,胡喬木斷言“其要害在於‘分裂黨中央’ ”。(鄭仲兵:《胡耀邦與胡喬木》)胡耀邦主持理論工作務虛會,黨內高層大膽直言,西單民主墻異常活躍,黨的政要認為這是民主生活的實踐,胡喬木卻說:“現在的情況,很多和五七年初相似。”(同上)胡耀邦主持生產目的大討論,宣傳為滿足社會需要而生產、不應為生產而生產的思想,胡喬木反對討論,扇動華國鋒迫使討論半途而廢。(胡績偉:《動後承重任 因對主義誠》)胡耀邦組織人民是主人的討論,宣傳人本思想,胡喬木針鋒相對,公開反對“人民是上帝”的說法。(同上)解放軍報發表文章批判《苦戀》,指責它反黨反社會主義,胡喬木一再下令要人民日報轉載,人民日報在胡耀邦支持下以該文是“文革”式打棍子作法而予以拒絕。(同上)繼而,周揚、王若水鼓吹人道主義和異化論,提倡重視人的價值和防止中共蛻化,胡喬木認為是“自由化”理論,強迫周揚公開檢討。由此引發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大有“文革”再來之勢,但在胡耀邦周旋下,只鬧騰28天即無疾而終。不難看出,胡喬木在新時期總是站在維護中共舊傳統、舊觀念方面,阻止新思想、新事物誕生。他處處幹擾、破壞胡耀邦在黨的意識形態方面銳意進取,成為倒行逆施的意識形態代表。
訪問記還涉及人稱“左王”的鄧力群,有關原文是:
陸:象鄧力群這樣保守的人,你們已經打算要換他了。
胡:這不是事實。第一,他年紀的確不小了,比我還大一歲,是一九一四年的。這個人是很有才華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現也是很好的。其次,我們整個思想工作,有一個缺陷,也不是他個人的問題。現在把一條戰線上,某一方面工作的缺點、錯誤,都歸罪於一個人,是不公道的。思想工作上的缺點,就是從實際出發不夠,其他戰線也一樣。…… 要把我們的思想工作,滲透到經濟工作裏去。那麼我們不少同志,包括力群同志在內,都有這個缺陷。要說只有他一個人有,其他人都是一干二凈,這個不公道。
上述記錄證明,胡耀邦同樣回避了與鄧力群的原則分歧,且對鄧極力推銷毛氏的“輿論一律”有所開脫,應該說是很仁義的。兩人一直存在的根本分歧是:胡耀邦主張面對新時代,解決馬克思未曾預見的新問題,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鄧力群相反,他固執地堅持毛氏理念,對抗一切務新之舉。作為中宣部長,他嚴密監視意識形態,撲殺一切鬆動跡象。“清汙”、“反自由化”都是他夥同胡喬木鼓動鄧小平搞起來的,由此才產生 1980年代改革與倒退、開放與保守的勢不兩立的較量。
陸鏗評論胡耀邦是:“開明開放,非常豁達;有什麼說什麼,口無遮攔”。這種開朗性格是不可多得的優點,但在實施嚴格思想管制、人人謹言慎行的環境,“口無遮攔”卻有一定危險性,特別是處於權力較量的高層。此次接受采訪,談及王震,就有放言無忌之嫌:
陸:王震先生三月間到美國走了一趟,他是你的瀏陽老鄉是吧?胡:是的,不過他是北鄉的,我是南鄉的。
陸:啊,那是南北呼應。
胡:也可能是南轅北轍。哈哈……
“南轅北轍”讓自稱“粗人”的王震聽到,其效果可想而知。胡耀邦辭去中央黨校職務後,這位“粗人”被陳雲提名為該校校長。他告訴黨校聽眾:“你們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關雲長廟裏的那個周倉,我手裏就是有那麼一把大刀。你們不是有三百萬大學生嗎?我們有三百萬軍隊,我就是要砍他的腦袋。什麼巴金、方勵之,都是民族敗類!”(《胡耀邦與王震的是是非非》)看來,他很懂自己所處地位和所演角色:周倉而已,手執大刀,保護鄧老爺子。他雖曰“粗”,心地卻“細”,善於看準時機出擊。《河殤》播放,他居然嗅出“仰鄧揚趙”味道,在列席書記處會議時就放了一炮:誰敢反對鄧小平?誰反對鄧小平,我就要他的狗頭!(吳稼祥:《六四──權力舞臺的大玩家》)這類“粗人”是保守勢力馬前卒,沖鋒陷陣,在所不計。他們類似市井潑皮,軟的不吃,硬的不怕,確實難纏。
胡耀邦這些談話招致黨內“沙皇”、“左王”、“粗人”不滿是必然的。從正常人觀點看,沒有說什麼侵害這些人利益的話卻遭譴責,是不可思議的。但如果深入到這個封閉性團體內部,瞭解它特有的運轉規則和嚴格的結構關系,就不難發現那些“不滿”和 “譴責”的謎底。它的封閉性要求掩蓋內部一切矛盾,而向外界呈現結構堅強、實力強大的假像。這是一項鐵的規則。從這種封閉性觀點出發,自然會把陸鏗提出的若干事實(比如胡喬木的霸道行徑以及他的不光彩的政治活動)看作“挑釁”、“包藏禍心”,而胡耀邦的回答,盡管是如實分析(如說目前沒有實力封鎖臺灣)卻被看作“洩漏國家的機密”,他對胡喬木等人的褒揚會被被看作“賣弄”或遠離本人應有的價值。這樣,對記者的回答就變成未能顯示內部“鋼鐵般團結”、對記者提問未能“憤怒痛斥”的違背黨內潛規的喪失“氣節”的行為。這是專制結構主流意識必然的反應。高層特有的結構關系規定臺灣問題是鄧小平掌控,具體事務楊尚昆負責,總書記無權過問。這樣的權力結構當然是不合理的,卻是現實的,正如垂簾聽政不合理卻是現實存在一樣。胡接見記者時談及臺海關系,只能重復鄧已確定的對臺原則而不能盡情發揮。胡關於沒有實力封鎖臺灣的談話,雖然講了事實,卻僭越了已設定的權限,自然會遭握有實權者的忌恨。潛臺詞是:這話我說可以,你說不行。專制結構的運轉規則是上百年間磨合出來的,一般不形諸文字,只靠運行中彼此意會,實際傳遞。運轉規則的核心是權力的鏈接秩序。胡耀邦答問時放言國事,正是觸動了權力的鏈接,特別是觸動了鄧小平的最高權力,引起他暴怒。真的是暴怒──他得知這篇訪問記內容後說:“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他對胡的態度降至零點。茲將有關原文節錄如下:
(陸問到大陸十大軍區司令換了九個,為什麼沈陽軍區司令李德生換不了。胡答,不存在換不動問題,“我們現在軍隊的幹部,要擁兵自衛啊是絕不可能的。”陸又說:鄧一旦見馬克思,可能有些軍頭要坐大,總書記不一定指揮靈便。胡答,這話不可靠。有兩條:一是小平智慧經驗畢竟比我們多一些,二是恢復了黨內正常的民主集中制。堅持正常的黨內民主生活,“我們的國家今後幾十年都不會動亂”。)
陸:外面有一種想法,現在讓鄧大人做軍委主席,很明顯的,是因為他的權威比較高,就如你所說:他的智慧是高的,他的經驗也是比較豐富的,大家對他都是心悅誠服的。那為什麼不乘他健康的時候,就乾脆把軍委的工作讓你接過來,由你做軍委主席,不是更好嗎,局面不就更穩定了嗎?我不是要干涉你們的內政…… 胡:我不會有這個誤會的。
陸:對對,我是從整個局面考慮。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不敢領教的。但作為一個中國人,希望大陸和臺灣都不要發生動亂。看,這不是更穩定了嗎,你們看胡耀邦做了軍委主席了,鄧大人又健在,他也仍在上面做出正確的決策,即使萬一發生了他提前去見馬克思,政局仍然是非常穩定的。為什麼一定要到他去見馬克思的那一天,你閣下才來做呢?
胡:我們倒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我們想的是小平同志的健康。
陸:大陸的老百姓普遍希望他長壽。
胡:是啊,我們考慮的重點,也許就是他替我們考慮的。一個胡耀邦,一個趙紫陽,現在忙於黨內問題,忙於經濟問題。至於軍內的事,歷來都有論資排輩的習慣,由小平同志掌握,他一句話就行了,我們要說五句話;我們五句話也靈,不是不靈,但他只要一句。又不需要花他太大的時間和精力,也可以節省我們的時間。目前國內的政局,具體的事情,幾位老人家已經不管了,具體事情都是我們書記處和國務院做。
陸:是的,我知道,你們為了保護他們的健康,連見客都讓他們少見。我們瞭解這個情況。
胡:我們兩個人(指他和趙紫陽)事情比較多,也的確比較忙。而老實說,現在軍隊的事情並不很多,又不打仗,邊境上有點事,也不十分嚴重,不管是南是北,都比較平靜。但照顧到軍內歷來的論資排輩習慣,就讓他兼任了。既好辦事,又不花很大的精力,又使我們這些人可以忙於當務之急。
陸:噢,噢,把你們手上的事情都清理好了,再來考慮第二步的事。
為什麼不強調軍委工作的重要性、建設現代化軍隊的艱巨性、鄧為軍委主席的無可替代性、鄧作為“中國人民的兒子”的無比崇高性,卻扯什麼軍隊的“論資排輩”、軍事工作不需要花很大時間和精力、“也可以節省我們的時間”──笑話!你以為鄧某人就是如此無足輕重嗎?你眼裏還有“鄧權”嗎?盡管你說的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但要求你說的不是事實而是最高權威的榮耀和你自身的卑微。耀邦啊耀邦,你在組織內摸爬滾打數十年,怎麼連這麼點靈性也沒學到?你這麼“貶低”軍委,套用葉群那句“把林彪往哪放”,你把老爺子往哪放?對最高權力的輕忽,對這一權力的放肆議論,比你對自由化、對學潮的寬容態度要嚴重得多啊!你有準備、有能力迎接這一後果嗎?
專制,或獨裁,說到底就是只準最高權力發出聲音,不許異議。高層人士皆熟諳此道。 1957年劉伯承掌軍事學院,部下建議他寫書,劉說:唉!你們年輕人不懂事啊!有毛著在,你還想再寫什麼?(楊菁、張作光:《往事》)這些話蘊含豐富的黨內生活經驗。胡耀邦似乎沒有這樣的體會。1982年前他曾構思“聯美反蘇”戰略,為此“作過兩次系統發言,外交講了十條,五項原則,獨立自主等。”(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這樣的戰略思想只應出自最高權力,胡竟然僭越底線,乃至趙紫陽驚訝地找他,說太大膽了,敢印出來。這一勸告未能使胡警覺,他又在接見東德昂納克時請他帶口信到蘇聯。果然引發上邊震怒,傳下一句相當嚴厲的話:你要樹立自己的形像。(同上)毫無疑問,在專制體制下,任何被認為“獨樹一幟”的意圖和行為都會遭到毀滅性打擊。他被罷黜就是毀滅性打擊的結局。
胡耀邦為人耿直,不慕權勢,對人坦蕩,無所顧忌,是一位胸無城府,不知設防的人。老實說,這樣的優點並不適合權力場上遊弋。權力博弈只承認力的大小,不考慮性的善惡,恐怕胡從未思及此點。因此,當他權位顯赫、惹人注目時,由於其性格特點,或者陷入羅網而不自知,或者應當轉圜而不迴旋。這使他落入悲劇中。1981年批思想理論戰線軟弱,然後是反精神污染,接著是反自由化,都是針對胡主持的工作。鄧托胡啟立、喬石、趙紫陽分別捎話要胡注意。趙紫陽督促他“給小平要有個交待”,他同意了卻去了新疆,以後趙又問他:“老爺子打過幾次招呼,你不表態,怎麼想的?”他未回答。(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這裏又涉及一項黨的潛規:老爺子發話,必須回應,親自登門,恭請上諭。這是專制禮法,即最高權威的禮制化,不容蔑視。胡恰恰無視於此,未去請罪。不要小看這一“失誤”,它引致的後果是胡不曾想到的。此時,在意識形態方面,胡鄧分歧已很明顯:胡反對鎮壓思想,設法抵制“清汙”,耿直地拒絕屈從。這就是鄧感到胡“翅膀硬了”的內涵。鄧要求“去天安門,有多少抓多少” ,胡主張疏導,反對鎮壓。這也是鄧感到胡“翅膀硬了”的內涵。此時,鄧已由不滿而疏遠胡,打招呼而無回應成為壓倒駱駝的一根稻草,因而決定換馬。
趙紫陽說:“1986年2月,耀邦到我家對我說,小平同他談了話,十三大他要退出常委,退出顧問委員會主任(沒講退軍委主席),由耀邦幹。耀邦下一屆不當總書記。小平說,我們倆這樣一做,可以把一大批老同志帶動退下來。”(同上)。胡傻呵呵欣然同意自己退,也贊成鄧退。但,鄧之“退”乃虛晃一槍,怎能當真呢?據說鄧後來問過萬里:為什麼贊成讓我下?萬里說:也許是失言。鄧說不是,是要取而代之。(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這雖是鄧的妄斷,卻反映了在專制體制內,關於權力的警惕是時刻存在的。由此,總書記職權以到屆為由的和平讓渡立刻升級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強迫罷黜。這年12月30日鄧同胡、趙、萬裏等談話,指名批胡,並將講話立即傳達,發出廢胡信號。中央七人小組奉命搜集對胡的意見。一場鬥胡會議開始。中顧委的老人開頭炮,“最激烈者說:‘要擠小平下臺,有野心;要當軍委主席;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總後臺’”。(同上)1987年1月政治局生活會上,攻胡者慷慨激昂,鄧力群發言長達五六小時。胡在所謂“生活會”上作《我的檢討》和《我的表態》。“檢討中自己大包大攬、上綱上線。”但他對所揭發的,很多並不認同,認為是一種羞辱。他說:“沒想到開‘生活會’,竟採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所以,離開會場即失聲痛哭。(同上)胡嘗到來自四面八方、無從躲閃的“殺威棒”的厲害。他是否由此領悟到在專制架構內,敢於挑戰最高權力威嚴、無視專制體系嚴格規則必然遭遇嚴厲懲罰?沒有材料向我們展示這方面情況。只知道他的“大包大攬、上綱上線”的檢討、表態,使他獲得保留政治局常委稱號,他的孩子可以步入權力上層。這同趙紫陽與最高權力決裂後不檢討、敢申辯的結局恰成對照。從權力鏈接的秩序來說,也算是賞罰有度吧。
1988年6月鄧辦打電話約胡去鄧寓小坐,胡以身體不適娩辭。同年中秋節前一次高層活動,胡仍準備推辭,後趙紫陽打電話相約才勉強赴會。鄧招呼他坐在身邊,親切問候,還對趙紫陽說:“耀邦的身體我看你們幾位中央的負責同志還是要拿它當大事抓一下。 ”趙連連點頭。鄧說:“你把身體養好,以後還可以為黨工作多年呢,你的經驗和有些思想還是寶貴的財富呢。”陳雲說:“耀邦的長處就是黨務工作,抓黨建是一把好手。 ”1989年初,鄧對趙紫陽、胡啟立等說:“可以告訴耀邦,一句話,團結起來向前看。 ”(《鄧小平對胡耀邦的最後一次評價》)好熟悉的聲音呵!“團結起來向前看”,這不是鄧小平先生面對迫害數千萬人的冤假錯案所發出的聲音麼?揩乾凈手上的血,拄著粗壯的“殺威棒”,面帶慈善笑容,說:團結起來向前看吧。夠了!不把那些冤假錯案的是非分清,誰敢同你、誰能同你、誰願同你“團結起來向前看”呢?
回顧胡耀邦的遭遇,我的最深切感受是:權力結構的極端化,它的不受任何制約的運轉機制,以及對偏離這種運轉機制的懲罰規則,已經僵化為巨大的社會墮性力量。這種極權結構,對外杜絕資訊流入,對內實施嚴厲控制。耀邦先生的耿直與無邪觸動其內部規則,以致在“殺威棒”下失聲痛哭。這哭聲會長留人間,它是響徹大地的警鐘,一聲聲召告世人:這就是極權對改革的殘酷鎮壓!它時刻呼喚人們對專制的警惕!不過,先生的遭遇也使我感到欣慰:一位共產黨的領袖居然保持一顆善良的心,使他為人坦蕩,無所顧忌,雖然由此違犯教規,卻留下一片真誠,令人回味和羨慕。20世紀共產主義海嘯席捲大地,摧殘世間良知,使道德淪喪,人心墮落。它的毀滅性是可怖的,卻是有限的。共產黨領袖懷有善良心地雖屬“異數”,卻是共產主義毀滅人間良知的力量有限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人間的善良畢竟是無法摧毀的力量。
(2005年3月5日)
──轉載自《議報》第188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