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6日訊】新世紀網站10月24日特稿《“宣傳”文化》（原發於香港《開放》雜誌）是沙葉新先生的“文化”系列散文的第三篇，前兩篇《“表態”文化》和《“檢討”文化》分別發於香港《明報》月刊和廣州《隨筆》雜誌（新世紀皆轉發）。沙先生今後還計畫寫作《“崇拜”文化》、《“告密”文化》和《“批鬥”文化》，從而形成論述中國共產黨黨國特殊國情下的特有“文化”的一個系列。

沙先生的文章有理論、有事實，旁徵博引、娓娓道來，條理分明、引人入勝，實乃名作家的大手筆。沙先生在文中縱談古今、橫述中外，但是最後的落腳點卻都在於闡述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當今中國的國情，從而替中國老百姓說出了他們想說卻又說不出來、或者即使能說出來卻又不敢說的話。

《中國的“表態文化”》由電視劇《雍正皇帝》談起，談及雍正年間的文字獄，引入錢名世“名教罪人”案，從而轉入對共產黨統治下的大批判、大表態的討論。沙先生最後入木三分地說：“大批判和大表態是封建社會的政治文化現象……我們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應該和封建社會的這種政治文化更是格格不入，可遺憾的是，我們不但弘揚了這一民族傳統，而且還光大了，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了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這樣違背法制、踐踏人權的眾多冤案、慘案……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竟然比封建社會還要熱衷封建的政治文化，這是因為我們現行的政治體制內尚有滋生這種政治文化的土壤。”此話可謂一語道破了“表態文化”的玄機。

至於中國共產黨和它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為什麼要逼人檢討，沙先生在《中共的檢討文化》中有更深刻的論述：“檢討是精神的酷刑、靈魂的暗殺、思想的強姦、人格的蹂躪，它剝奪你的尊嚴，妖魔你的心靈，讓你自虐、讓你自汙，讓你自慚形穢，讓你自甘羞辱，讓你精神自焚，讓你靈魂自縊，讓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讓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讓你覺得你是世界上最最醜陋、最最卑下、最最錯誤、最最必需改造的人！……當你的精神被無數次的檢討反復折磨和徹底摧毀之後，那麼檢討的最終目的也就達到了，就是要你放棄自我、放棄思考、放棄檢驗、放棄批判，決不容許有絲毫的出格之念，有半點的存疑之想；就是要讓你作馴服工具，讓你永遠和政治權威、和欽定教條保持一致，這樣就有了‘穩定’的社會局面，就有了‘一致’的政治方陳，於是天下太平，江山永固了。”

在《“宣傳”文化》一文中，沙先生放言批判黨國目前正在大張旗鼓地廣為宣傳的“三個代表”：“一個政黨自己說自己‘代表’最廣大的人民利益，也有點自說自話，自作多情。試問：誰委託你‘代表’了？誰授權你‘代表’了？通過什麼法律程式確立了這種‘代表’地位？是國民公投了？還是議會表決了？政黨充其量也只能說自己承認和尊重人民的利益，不可妄言‘代表’人民利益。如果是專制獨裁的黨，讓他代表人民利益，能放心嗎？還真擔心它把人民利益吞噬了哩！”此言淋漓盡致，讀來大快人心。

就已發表的三篇而言，筆者覺得篇篇都是絕妙好文，而且一篇比一篇好。《中國的“表態文化”》由雍正年間的文字獄引入，從錢名世“名教罪人”案談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大批判、大表態，基本上是單線條寫法，略顯單薄。相比之下，《中共的檢討文化》則豐滿和厚實得多。《“宣傳”文化》一文則從概念、歷史、現狀諸方面對“宣傳”文化進行了從古到今、從外到中的深入研究和精闢論述，是高度、深度、廣度、厚度四維空間裏的一幢堅不可摧的大廈。

我們可以期盼，在沙先生完成《“崇拜”文化》、《“告密”文化》和《“批鬥”文化》之後，他的“文化”系列散文將構成論述中國共產黨黨國的特殊國情的一幅豐富多彩的巨型畫卷。它將栩栩如生地告訴世人：中國人民生活在一個何等虛偽、殘暴、冷酷、專制的社會裏，變成了一群徒有人形的奴隸，在忍受著人類無法忍受的苦難。它將給中國人民以啟迪：只有推翻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才有可能避免再受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封建文化的蹂躪，過上真正的人的生活。

雖然全家移民加拿大已經十年，但筆者仍然矢志不渝地關心著祖國的繁榮昌盛和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由於在一家洋人開的小型科技公司作工，在工作上和生活中都很少有機會接觸中國人。讀寫也以洋文為主，能讀到的中文書刊比較有限。在半年前開始涉足中文網壇以後，筆者雖然急起直追、拼命補課，卻仍然孤陋寡聞得令人汗顏，以至直至10月24日才由新世紀網站的特稿《“宣傳”文化》中第一次知道沙葉新先生寫有這麼一組“文化”系列散文。筆者當即在新世紀網站把它們找齊，如饑似渴地一連讀了好幾遍，情不自禁地發出了以上感慨。筆者在《作者應當享有使用筆名發表作品的自由》（《議報》第105期）中初次提出“全民表態文化”的概念，隨後又寫了幾篇文章進行深入闡述。筆者曾經暗自得意，以為自己為中國共產黨黨國的國情研究開拓了一個新天地——從政治文化領域來進行研究。現在看到沙先生的文章，再回過頭一想，不禁對自己的淺薄和無知啞然失笑。

科學史表明,任何科學研究都是現有科技水平基礎上的必然活動。因此，同一項研究工作往往有許多人在不約而同地獨立進行。中國人說畢氏定理是商高發現的，稱之為商高定理；而西方人則認為它是畢達哥拉斯發現的，稱之為畢達哥拉斯定理。俄國人宣稱無線電是波波夫發明的，把它說成是俄國人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而西方人則認為它是馬可尼發明的，把功勞歸到了義大利人的名下。其實，這種爭論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這些發明和發現的面世使它們終於能夠為人類服務了。商高和畢達哥拉斯、波波夫和馬可尼，他們之中只有一個人可能是首創者。但是，只要他們的工作是獨立完成的，他們就同樣為人類的發展和進步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以此為類比，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現在海內外華人的思想認識水平早已達到了對中國共產黨黨國的特殊國情進行深入而細緻地研究的階段。許多不同方面、不同背景的人正在同一時間裏各自獨立地從事這種研究。現在的問題是，要把這些彼此獨立的研究成果進行整理和提高，以大家的共同智慧把中國共產黨黨國的特殊國情搞深搞透，昭示於天下。從而，使中國共產黨不能再對人民進行愚昧和欺騙，特別是不能容許中國共產黨以中國的國情特殊為藉口，堅持一黨專制、拒絕在中國實現民主和自由。
《議報》第118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