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4日訊】秉筆直書，齊之良史。說的是戰國時代，齊國有四個史官，伯、仲、叔、季，他們其實也是四兄弟，因齊國權臣崔抒殺死了齊莊公，四兄弟先後在史書上秉筆直書：”崔抒弒其君”.前三個兄弟，先後被崔抒殺害。輪到最小的弟弟季，照舊寫下”崔抒弒其君”.這時，權臣崔抒也不得不感歎史官的風骨而最終屈服，沒有再殺季，而是任由他在史書中評說自己。

這段故事說明，中國古代，具有保護歷史、尊重歷史的良好傳統。的確，縱觀各朝各代，即便對本朝有所忌諱，下一個朝代對上一個朝代，還都客觀敘述其歷史。一代明君唐太宗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旺。其實，中國古代大多數君臣，都明白這個道理。

現代文明國家更是如此。美國南北戰爭，北勝南敗。但在美國國會大堂裡，南北雙方將領的雕像，並行矗立。美國人明白，不論誰勝誰敗，他們都是手足同胞。

如今的中國，已經沒有伯、仲、叔、季四兄弟了，也沒有不得不面對史實的崔抒了。這是因為，到了共產黨時代，一切都變了，連史學界也面目全非了，歷史斷流了。歷經無數回「七、八年來一次」的大恐怖之後，今天，這個幾近絕望和窒息的民族，已經被引誘到物慾橫流、聲色犬馬的深淵，集體墮落，整體沈淪。

中共不僅創下了屠殺與迫害之最，也創下了氣量狹小之最，凡事走極端，不留半點餘地。面對敵手，一概抹煞，國民黨失敗後，中共史書將其寫得一團漆黑，連國民黨領銜抗日的豐功偉績，都全然予以抹煞，甚至扭曲、顛倒、抹黑。

不僅如此，連友軍也都一概抹煞，比如抹煞美國人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決定性支援。最後，連自己人都一概抹煞，誰在黨內權力鬥爭中取勝，誰就改寫歷史，銷毀文件，篡改檔案，把失敗或失勢的一方，寫得一無是處。

是非混淆，黑白顛倒，張冠李戴，指鹿為馬。最後，哪是正史，哪是野史，不僅把人民搞糊塗了，就連當權者自己，也都糊塗了。也就是說，就連共產黨自己的歷史，也被他們寫成了一筆糊塗帳。以至於，文革後，中共需要派人到海外收集檔，彌補中共文史的空白。

比如，三十年代的北上與南下之爭，明明是只有6千人軍隊的毛澤東要北逃，說成是擁有12萬大軍的張國燾要南逃；又比如，四十年代初期的皖南事變，毛澤東假國民黨之手，消滅周恩來的嫡系部隊新四軍，周恩來寫的那首詩，卻被曲解成另一種意思（參見《司馬璐回憶錄》）；再比如，六十年代的大饑荒，直接原因，乃是毛澤東以盲目的「大躍進」，令中國經濟崩潰。卻以「七分天災，三分人禍」推脫。劉少奇，就因為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說了一句實話：「哪裡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分明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就被毛澤東懷恨在心，直到置之死地；還比如，七十年代的林彪事件。林彪無謀反之心，卻硬被毛澤東扣上謀反之罪；林彪並無外逃之念，卻硬是被毛澤東、周恩來聯手設置圈套，逼其出走，在異國荒漠，折戟沈沙。

獨裁需要謊言，專制需要黑幕。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的名言：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中共領導人的名言：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還有一個名詞「假大空」，也是中共的專利。面對現實，他們需要謊言，面對歷史，他們同樣需要謊言。因為，他們知道，歷史，就是現實的鏡子。隱瞞、杜撰、和偽造歷史，是獨裁者的共性。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共產黨需要人們忘記歷史，背叛祖宗。

千百家電台、電視台，千百家報紙、期刊，千百家出版社、研究所，都掌握在一個黨的手中，沒有對比，沒有參照，沒有監督，他們想把歷史怎樣寫，就怎樣寫，對共產黨之前的歷史，他們也任意裁剪、閹割，為我所用。在中共炮製的教科書中，歷史上所有政治人物，一度都被簡單而生硬地歸為兩類：法家和儒家。對所謂法家人物，則大肆歌頌、吹捧；對所謂儒家人物，則肆意貶低、醜化。法家人物，往往是那些殘暴嗜殺、橫徵暴斂、不擇手段、無惡不作的暴君、奸臣，諸如秦始皇、曹操、張獻忠、洪秀全等；儒家人物，則是歷代公認的持禮儀、懷仁愛的明君、良臣、賢達，如周文王、孔子、劉備、朱熹等。這一劃分與褒貶，本身說明，毛澤東和共產黨自比奸臣、暴君，毫不汗顏。

除了任意褒貶，顛倒乾坤，他們甚至直接動手，篡改近代和古代歷史。比如，篡改太平天國史。他們將太平天國的內訌、及其起因，都一古腦推到功勳卓著的楊秀清、石達開等人頭上，這一徹頭徹尾的篡改，目的是要粉飾驕奢淫逸、濫殺忠良、殘害無辜的洪秀全。因為，那一段歷史，與後來，共產黨內，毛澤東監禁彭德懷、虐殺劉少奇、逼死林彪等片斷，實在具有驚人的相似！

共產黨執政才五十多年，就狂妄到要左右我華夏上下五千年的歷史！

由於謊言太多，痕跡太重，當權者怕露馬腳，處處設置禁區。今天不准研究這個，明天不准考證那個；這個是內參，那個是機密。為此又製造出大批文字獄。於是，六四成了禁區，文革成了禁區，大饑荒成了禁區，大躍進成了禁區，反右成了禁區，抗日戰爭成了禁區……最後，整個共產黨的歷史，甚至於，整個中國現代史，都成了國內歷史研究的禁區。於是，在中國，一個具有獨立思維的史學家，幾乎已經無從下筆。

這是中國史學界的大不幸，也是人類史學界的大不幸。

最近，圍繞《司馬璐回憶錄》，大家都在談論一個現象，說加入中共的一般黨員，都是傻子，中共的領袖們，則都是騙子。這是講黨內。黨外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不少民眾是傻子，大多數共產黨人是騙子。一些民眾，不久相信了中共胡亂編造的歷史，也相信了中共任意粉飾的現實。

延伸地說來，那些從嚮往海外、到移居海外、到定居海外的華人，有幾個人，不是因為共產黨禍國，而選擇留居異國他鄉？不論是自願還是不自願，不論在海外過得如意還是不如意，不論他（她）知覺還是不知覺於此，導致他們背井離鄉的命運之源頭，或多或少，都有共產黨禍國的成分。至今，他們中的許多人，因愛國心切，而誤為「愛黨」；因思鄉心切，而誤被「統戰」；因顧及民族的面子和虛榮，而肆意攻擊他們寄居、並入籍的「第二祖國」，不惜助紂為虐，甚至充當間諜，迎合邪惡而糟蹋良知，奉承中共而背棄人類。他們，何嘗又不是傻到了家的傻子？

在海外，親共的與反共的華人，即他們與我們的區別，究竟在哪兒？區別在於，他們愛黨，我們愛國；他們為中國政府辯護，我們為中國人民辯護；他們貪圖虛榮和錢財，我們追求真理和良知。

共產黨是一個歷史現象，是一場噩夢。這場噩夢，已經在許多國家成為過去，相信在中國，也終將煙消雲散。噩夢醒來是早晨，我們堅信陽光的力量。

（在「九評中共」研討會上的演講，1/16/05）

──轉載自《北京之春》第1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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