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1日訊】首先，必須明確前政治寫作與後政治寫作之區別。後政治寫作，當然包括泛政治寫作。泛（主要指那些指涉文化深層的）政治寫作，也即是指非直接干預具體的政治事物的寫作。而直接干預政治的寫作，則叫平面政治寫作，或叫本題政治寫作，是指直接干預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及其上層政治事物的，如我的大部分寫作就是。但無論“平”或“泛”的，只要是批判政治的，都可通稱為後政治寫作。其實，後政治寫作的提法，是相對於前政治寫作而言的。前政治寫作是指毛時代的歌功頌德的服務政治寫作，是來自前蘇聯的所謂現實主義寫作模式的，而後政治寫作主要是指批判、反諷和解構以平面（即現行的）政治為主的反政治寫作，其寫作模式主要是來自西方的後現代主義寫作潮流裏。服務政治的寫作和後政治寫作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官方提倡的那種主旋律寫作，其實就是服務政治的寫作，是屬於御用文人的寫作，是犬儒主義的，是前政治寫作的。而我主張的是批判和解構政治的後政治寫作，是反政治的，是決不投降的寫作。

我在這裏強調的詩歌文學寫作，應該是關乎人類民生的生死存亡的大問題的寫作，而不是毛時代的服務政治的虛假口號寫作。這種後政治寫作從我的詩中可見一斑。詩的暗示心靈和精神境界，這是沒錯的，但我們看到的流行大陸的目前的“個性化寫作”的許多寫法，卻已背離了這一些。他們寫一些連心靈和精神史都不能關照的、無病呻吟的詩，這難道不是令詩界有識之士引以為戒和應特別堪憂的嗎？我們有些詩人的人格連普世的人權價值觀念都反感和鄙視，其詩寫的靈魂個性沒有是非觀念，以可見這種寫作人的人格是多麼墮落不堪。其實，無論是暗示的，還是直面的，尤其對於心靈現場和精神史的指涉，其永遠有兩個層面。一是深層的，即是對文化歷史和心靈內部的干預；二是對平面的文化現場的干預，也即是對現存政治和文化體制的干預。而恰恰是後者——自中共建政以來就無人敢於干涉了，其敢於暗示的也已不多了。尤其是所謂現代詩歌寫作，皆成了純內在的、無涉外在社會變革的空中之尤物。我們缺少的和我所呼籲的恰是後一種敢於干預政治現實的詩。後現代藝術實踐證明，後現代糾正前現代的重大突破就是，後現代藝術將不僅是干涉內在心靈的藝術，而且也必須是或主要是干涉外在現場的諸如政治等平面精神境界的藝術。這是我們當下文學詩歌寫作者必須堅決糾正的當務之急。而且必須指明，我歷來不反對暗示心靈的深層化的詩歌寫作，並且我也一直實踐著這一切。

在我以前之所以沒有人這麼明徹地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因為新一代寫詩的人一般只探討寫作詩歌技藝，而很少探討詩歌寫作思想，所以，因無尖銳的思想而尚未碰到釘子。我的詩之所以解構那麼多平面的名詞，其實都是在解構平面的現存政治制度，並置在詩歌語言（故事）的象徵（寓意不在場）喩境中傳達著前所未有的民主憲政理想思想。這就如我以詩歌寫作推倒的不僅僅是一座“大雁塔”，這將是用詩歌藝術的參與實踐著去推倒的一個現存世界上最大的專制制度。

不管怎麼說，現在網路時代比印刷時代自由多了。憶苦思甜……我為新一代詩人祝福。但要知道，真正的自由時代還未到來，網警對海外自由網站和國內進步網站的封鎖以及查禁，這仍是我們中國詩人不可盲目樂觀而自視井天的。因為，橫看世界的普世文明潮流，就顯得我們的國度是多麼陰暗而落後。在知識份子階層中，我們詩人應該是最精選的。然而恰恰相反，還有的連自由、民主、人權這樣的普世價值觀和基本人性良知都要鄙視，甚至公然反對詩歌寫作主持的這種正義和為人民民主鼓與呼的大膽敢言藝術形式，反對詩歌干預政治和社會重大問題，還說什麼詩歌干預人權沒有意義。這種連普世的價值觀都沒有意義，那真的人類文學寫作還有什麼是意義呢？這種犬儒和投降、奴才主義寫作路線與風氣甚囂塵上，真的令人堪憂。不是一定要每個人都這樣寫，但起碼提請每個讀書人的關注和支持是必須的！

詩歌的目的是多種多樣的，但基本可分批判的和關懷的。可我的詩歌寫作如組詩《有關大雁塔》等等，顯然屬於前一種。在中國專制政治高壓下，詩人們往往習慣或得益於後一種。這樣可以少於風險，以期漸進達到揚善抑惡的目的，而直接的批判與反諷社會黑暗制度與現象的，即以抑惡揚善的卻幾乎很少了。這就是我們的“特色”吧。這就是我們犬儒主義詩人得以大面積產生的溫床與土壤。對此，我只能是見怪不怪了。但我多少奇怪的是，我往往一提出批判社會和反對投降與犬儒主義寫作路線時，就會受到許多不理解和圍攻。這說明，這種現象的長期存在的傳統習慣性。詩人固然應該謙卑，但絕不可以中庸。如果詩人都走中庸之路，那麼社會的批判性交給誰呢？詩人難道不是知識份子中的精英嗎？所謂知識份子，就是批判社會的人；所謂詩人，就是社會黑暗勢力的弑者。我固然不反對詩人的關懷事物和讚美新生的一般性，但我堅決反對詩人對社會的麻木不仁、中庸不堪或無病呻吟。詩人批判社會的要義是這個時代顯為缺少的。一些詩人只知如何撫摩這個不義腐敗社會，而並不知或不想如何批判這個不義腐敗社會。光是去撫摸和關愛這個社會，而不想去解放和批判這個社會，其撫摸何在？

所以，詩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是必須具備的。如果他沒有或不想具備，其前者是沒有形成知識份子所具備的世界觀，他無論有多高文化和學歷，他本質上還不是知識份子，說到底還沒有真正成為詩人；其後者是主觀逃避者，純屬投降主義和犬儒主義。這種甘心做犬儒的詩人也是他人的自由，但這種自由正是詩歌和人文主義傳統墮落的癥結所在，是我們詩人的先鋒性質和知識份子的基本品質在當下的嚴重貧乏與缺失。尤其我一再強調的直接干預平面（不是深層歷史）的現存政治的詩歌文學寫作還是嚴重缺席。因此我特別強調，為的是能夠衝破這一現在詩歌所沒有衝破的唯一禁區，使之讓更多的詩人都能肩負起這一高度的社會責任！

2003年6月17日草
2005年3月30日改

作者為中國詩人，居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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