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0日訊】看了胡傑的《找尋林昭》紀綠片，又翻閱了一些林昭友人追憶她和悼念她的文章，封這位身盛孱弱意志無比堅強的反專政聖女，除了寄以悲痛的哀思和崇高的敬意外，同時也聯想起當年北京以及全國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

現在有人談起中共治下的民主運動，往往只從七六年的“四五”運動開始，連接到七八年的“民主牆”和八九年的“六四”，而忽略了五七年的學生運動。事實上，五七年的學生運動和鳴放運動才是中共治下民主運動的“發韌”。

人們在談到鳴放運動時，也往往將重心放在民主黨派、知識份子和中共幹部的鳴放言論上，輕祝了當年學生運動的份量，其實當時的學生運動，無論是在思想啟蒙的意義或抗爭行動的堅持性上，都比成年人的運動更勝一籌。林昭的悲壯事蹟就是一個明證。

林昭的思想轉變，從狂熱的擁共擁毛轉變成為堅貞的自由戰士，正是從當時的學生運動中開始的。當沈澤宜和張元勳合作的大字報《是時候了》貼出時，林昭起初還是站在黨的立場上加以反對。正是這個當兒，她的心靈搖撼了，產生了她所講的“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由此毅然挺身而起，成為自由的捍衛者。

當年的學生運動與黨內外知識份子的鳴放不同。黨內外知識份子的鳴放，是對中共政權不滿的宣洩和建言，學生運動卻開啟了青年人思想的新探索，進而在行動上作出有組織的理性抗爭。正是這些特點，更值我們去尋思。

鐵托哥穆卡赫魯雪夫影響中國學生

影響當年學生運動的，並非來自成年人的鳴放，而是來自國際共產陣營的三大刺激：一是蘇南紛爭中南斯拉夫的鐵托思想；二是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三是波匈事件。學生們的思想探索，就是從這些方面著手，形成一股新思潮，由此與成年人的鳴放言論一起，共同構成當年燦爛的異見思潮。

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講中公開提到，在很多問題上她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她又提到確有赫魯雪夫秘密報告這回事，此報告並非美國偽造，她還提到美國左翼記者路易斯特朗揭露史達林罪惡的《史達林時代》一書，國內只准一級以上幹部可看，此一內幕消息，當場引起聽眾譁然。後來北大學生王書瑤寫了一篇《從史達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大字報，一針見血地指出，造成史達林的罪惡和個人崇拜的禍害，罪魁禍首就是高度集權。

他說：“史達林錯誤的原因是甚呢？——無論是蘇聯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都未能作出令人滿意的答復。因為他們都不免有統治者的共同弱點，他們害怕說出問題的原因，是由於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於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史達林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這樣清晰的見解，真是一言中的！

他又說：“如果使群眾覺得有了一個可靠的領導者，有一個可靠的黨，他百分之百的正確，只要跟他走就萬事大吉了，這就使群眾必然日益產生依賴思想，日益麻痹，必然得出貶低自己作用的論調，諸如什麼‘共產黨是自己的解放者’，什麼‘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什麼‘永遠跟著共產黨走’。於是一切功績都是共產黨賜給的，解放是、民主自由是、大鳴大放也是，但是不，絕不是這樣，人民群眾才是自己的解放者”。

由此，他提出警告：“對一個人或一個政黨，抱著毫不保留的態度而跟著走是很錯誤的，只要他今天一旦不能再代表人民，違反人民了，就應該毫不留情的拋棄掉”。這般大膽的放言，字字珠璣，擲地有聲。

亮麗的異見思潮

有人認為，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是林希翎於1957年5月23日在北大演講中首次批露的，而林希翎則是從她的戀人——胡耀邦的政治秘書曹治雄那裏看到的。這是事實。但口頭披露，尚無法讓學生們知道秘密報告的全貌。事實上，在林希翎演講之前，北大數學系學生陳奉孝和另一位同學，己從英國工人報的英文版將秘密報告翻譯過來，在同學中流傳。

北大物理系四年級學生譚天榮在他的《再談人性與階級性》一文中引用了波蘭哥穆卡的這麼一段話：“個人崇拜不能僅僅限於史達林個人，個人崇拜曾經是流行於蘇聯的一種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經移植到所有的共產黨以及包括波蘭在內的一些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然後譚天榮說：“在波匈事件以前，我們可以設想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袖可以這樣說嗎？然而在波蘭哥穆卡是真正的人民領袖，可以不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呢？在中國人民面前，有沒有一次波蘭式的變革，我覺得這才是間題的關鍵。”

譚天榮談到人性問題和階極性問題。但同樣談論人性和階級性的還有張錫錕的《人性呼喚》、王存心的《“利己主義”原理》、群學的《“利己主義”宣言》和周大覺的《論“階級”的發展》以及錢如平的《再論階級的發展》。

周大覺認為“隨著階級的消滅，新的階級又起來了。”他從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分配關係和社會地位等各方面去論述，雖然還很粗淺，但這時南斯拉夫吉拉斯的《新階級論》尚未發表，故周大覺等人的見解也可以算是一番創見。王存心的利己主義是受到霍布斯的啟發，接近自由主義的門檻。關於自由和民主，楊路幾句簡單的話也很清晰，他說，“對民主的看法——你們把民主當作手段，愛怎麼使用就怎麼使用。而我卻認為民主是神聖的權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個人在不妨礙別人的前提下愛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愛說什麼就說什麼。你們是只知道有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而不承認還有一般意義上的民主原則。”這裏，他關於民主的看法，同陳獨秀晚年對民主的見解頗為相似。陳獨秀認為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就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人民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政府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些正是蘇聯共產黨和德意法西斯所要推翻的；而俄國十月革命以來，拿空洞的無產階級民主這抽象的名詞作武器，來打擊資產階級的實際民主，才會有史達林的統治。見（《陳獨秀的最後見解》）

當時在極短暫的近乎片刻的自由環境中所進發出來的新思想火花，不僅多姿多采，而且光芒亮麗。北大學人錢理群對此很加重視，他在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大慶時寫了《不容抹煞的思想遺產》，認為這批學生當年所提到的問題，仍是今天我們需要解決的，因此他們當年所思考的，今天仍保持著新鮮的活力，而他們在思考過程中的失誤或不足，對後來者也是一種啟示。遺忘，漠視或拒絕這份浸透了鮮血的思想遺產，不僅不該，而且有罪。

我們當然應該明白，當年這批思想探索者都很年輕，而且都被禁錮在缺乏國際資訊的環境裏，其思想的粗疏是難免的，但正因為他們年輕，他們內心的衝突格外顯著，因而更能激發起勇往直前的無畏精神。杜嘉慕寫的《組織性與良心》，正是林昭在思想轉變關頭所遇到的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錢如平寫的《頭可斷、血可流、真理絕不能丟》，就是林昭在獄中堅持奮鬥的座右銘。

北大學生的民主運動

有關1957年學生民主運動實際活動情況的文獻，坊間甚少，現就手頭僅有的資料，作一番粗略的追蹤。

自從毛澤東在1956年5月2日在第7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後，中共便在知識界推動鳴放。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說要克服黨內三害，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希望黨外人士幫助，對黨政所犯的錯誤和缺點展開批評。於是統戰部推動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自五月八日起至六月三日止一共開了十三次座談會。這就是所謂大鳴大放運動。在此種熱烈的氣氛下，北京學生也醞釀行動。

五月二日下午，北京西郊幾間大學和學院的學生活躍份子聚集在頤和園昆明湖商討活動計畫，作出五點決定：1、舉行五四晚會；2、將目前社會和學校的不良現象和改革的對策，用大字報和討論會的方式表達出來；3、計畫創辦一個刊；4、以各種組織方式團聚同學；5、展開廣泛聯絡，向全國各地大專學校傳遞民主接力棒。

五月四日，各校都有舉行“五四”晚會。北大出現兩個晚會，一個由官方學生會召開，在圖書館舉行。另一個是學生自己發起的，在民主廣場舉行。參加廣場晚會的人數有三、五百人，氣氛熱烈，參加者彼此都不叫姓名，只揮手叫一聲“賽因斯”（科學）或「“德謨克拉西”（民主）。主席報告後，全場高呼“民主萬歲”，“自由萬歲”，“五四精神萬歲”。接著，中文系四年級同學張元勳朗讀《是時候了》詩歌，訶中號召年輕人放開噪子，將心中的酸苦辣都抖出來，歌唱真理，舉起火炬，將一切黑暗在陽光中火葬。

北京農業大學的活躍份子有粟明德、關逎孚等，他們利用校方原有的戲劇社，排演一齣以該校屈死老教授余蘭園為藍本，影射校黨委書記施平的劇本，名為《戰鬥到明天》。因為演得很逼真，台下師生都受感動。

“百花學社”與大字報浪潮

五四過後，北大的譚天榮、王國鄉、龍英華、楊路、張景中、陳奉孝等六人發起籌組“百花學社”，陳奉孝被選為秘書長，譚天榮的宿舍北大廿五齋簡直成了“百花學社”的辦公室。劉奇弟、張錫錕、顧文選、賀永增、敖乃松、肇恒標、李燕生等，都是“百花學社”的骨幹，一般同學參加的不少。據農大粟明德後來逃到香港時的報導說，人數發展到近兩千人，在北京十三間院校裏都設有秘密分社。五月十九日是“百花學社”正式成立的日子，因此整個學生運動便以“五一九”命名，稱為“五一九學生運動”。

當天清晨，第一張大字報在大飯廳的牆壁上出現。跟著，哲學系同學貼出一張建議開闢爭鳴園地的大字報。當時學校黨委表示不會禁貼大字報。於是第二天清晨整個大飯廳和附近宿舍的牆上滿是形形色色的大字報。截至二十二日晚，己貼出五百多份，分為“民主牆”、“自由園地”、“民主論壇”、“廣場”等幾個版塊。“北大詩社”負貴人張元勳貼出由他和沈澤宜合寫的《是時候了》大字報，引起很大爭論，有人認為是毒草，有人認為應該授予他們“北大詩人桂冠”。劉奇弟貼出以他自己在肅反中的遭遇為背景的小說《白毛女伸冤》。劉奇弟湖南人，鐵路工人子弟，物理系四年級（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學生，與譚天榮同班。他于五五年替胡風鳴不平，在肅反中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批鬥，被綁在北大窗戶的棱上。譚天榮是共青團員，當時也曾負責看押過他。

譚天榮衝著“毒草”的指責，貼出他的《第一株毒草》，指責官方報刊編輯，包括《人民日報》編輯，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知。譚天榮是念物理的，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讚不絕口，覺得在邏輯上恩格斯勝過馬克思，故自命為“黑-恩學派”（黑指黑格爾）。譚天榮在整個運動中依次寫過四株毒草，第一株最短，其餘第二株，第三株、第四株稍長，內容豐富些。他在第一株毒草中建議北大學生自己創辦一個綜合性學術刊物，後來就辦成《廣場》。

《廣場》雜誌及其夭折

在大字報風暴中，曾出現油印刊物．如《五月》、《春雷》、《紅樓報》、《除三害》、《助整風》、《觀察家》、《爭鳴》、《百花壇》等等。但《廣場》是一份有規模的正式刊物，因此投入很多人力和物力。

《廣場》編委會有十五人，主編張元勳，副主輻沈澤宜，實際籌畫工作由陳奉孝負全權責任，另有劉奇弟、龍英華協助陳奉孝。為了籌款，他們四處奔走。同學們都熱情支持，將省下的零用錢捐出來。有的人捐衣服、飯票、水筆。一位元化學系同學將自己一箱衣服全賣了，將所得的錢全數捐給《廣場》。校長馬寅初也大力支持，開了一張五百元人民幣的支票給《廣場》，卻被黨委書記江隆基知道，威嚇他，說後果嚴重，馬老迫於無奈，只得向《廣場》編委道歉，收回支票。社會人士方面也有同情學生的，給予相當支持。

這時稿件像雪片飛來，編委們忙得透不過氣來。但傷腦筋的是買不到紙張，因為所有紙張全歸國營公司經營，不准賣白報紙給一個沒有註冊的刊物。後來同學們想出辦法，分頭零買，總算解決了。但印刷的難題擺在面前。於是與北大印刷廠工友聯繫，他們願意幫忙在工餘後幫忙偷印，後被廠方發覺，廠黨委書記馬適安日夜駐守廠房，計不得逞。最後用四百元人民幣買了一架小印刷機，自己動手。

第一期《廣場》出皈了，它的發刊詞這樣寫道：“人與人的關係要重新調整，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東西要重新進行肯定和否定，對於現代的一些論點與觀點要重新進行估定計、評價和探索——。總之，這裏整風運動為主流的大變革是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改造運動，或思想意識的大革命，對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認識。

“大鳴大放成為這次運動的精神實質。毫無顧慮地發言，為真理而作好爭論，以及為證明一些新生的主張、觀點、天才的創造，都將如雨後春筍般地誕生！”

這一期主要的文章有：沈澤宜、張元勳合寫的《是時候了》、譚天榮的《一株毒草》、劉奇弟的《白毛女伸冤》、嚴仲強的《自由主義者宣言》、林希翎的演講詞、陳奉孝的一篇社論，顧文選的《我的遭遇》，另外還有幾篇報導。

搶購者熱烈，七千份差不多在一天之內賣完完。本來準備印第二次版，但校黨委立即加以干涉，強行將印刷機搶走，說這是非法印刷，但合法能印嗎，《廣場》就此夭折。

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學生運動

北京其他大學的學生也有大字報活動，但沒有北大這麼有規模。

清華大學一位署名一個清華人的學生貼出一份《我控訴、我抗議》的大字報，直呼毛澤東為皇帝，他說：“皇上喲，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這方面，是勝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清華大學學生孫寶琮將他的一篇雜文《神、鬼、人》油印散發．神指毛澤東，鬼指共產黨，希望棄神權還人權。

北京師範大學學生組織“x光社”、“苦藥社”，自辦油印刊物《底層之聲》。

北京俄語學院的學生得到內部消息說，俄語人才過剩，畢業後不能分配出去，於是群情轟動。他們除了在壁報《破冰船》上大發議論外，更組織請願團向國務院請願，要求見周恩來，結果只見到總理辦公室主任齊眼銘。

全國各地大專院校甚至中學，也有鳴放運動。北大學生不停寄通訊《接力棒》給全國各校，向它們提供訊息。

南京大學地質系學生雷戟貼《二十條大綱》大字報，揭露特權，反對特權。

武漢大學舉辦民主論壇，集會討論胡風問題。中文系學生吳開斌組織演講團，向成千上萬工人和市民發表演說。

四川大學女學生馮元春也有同樣行動。她兩次向成都學生、市民和郊區農民演講，聽眾達數萬人。

廣東中山大學大字報始於四月間，主要由歷史系學生汪劍鳴、程萬里、蔡全照、盧永達四人帶頭，對該系黨支部副書記黃俞進行鬥爭，動員全校同學舉行環校示威遊行。歷史系同學周中堅發表向哥穆卡致敬的大字報。另外，同學們還替肅反時被錯鬥而自殺的劉雪明伸冤，開追悼會。中大還發生一件趣事，省長陶鑄為了“親民”，到該校飯堂與同學同食。一位女同學向他敬上一碟菜，上面擺了一條螞蝗。陶鑄一看，以為是廚師失職，但女同學對陶鑄說：“據農民經驗，螞蝗吃進肚裏會復活，且繁殖迅速，比毒藥還可怕；請問黨的鳴放政策是不是像我請省長同志吃螞蝗一樣？”這樣的“玩笑”開得真辟鞭辟入裏，很有預見。

陝西師範學院的鳴放最激烈，竟動起粗來。學生們衝進黨委書記辦公室，用木板將門釘死，又佔領了團委書記辦公室，接管了學校廣播室，將生物系黨總支部書記半夜從被窩裏拖出打了一頓。簡直像造反。

運動參與者的受難和犧牲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同一天，毛澤東在黨內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倡狂進攻》指示。鳴放結束了，毛澤東的引蛇出洞目的已經達到，現在要開始倒算了，一場可怕的反右鬥爭在全國展開。

“五一九”學生運動，從五月十九日起到六月八日止，總共只有二十天，它比“六四”還短。但這短短二十天所留下來的激情事蹟和異見思想，相當豐富，它們確是中國歷史的寶貴遺產，值得搜集、發掘、記載和尋思。

然而，這二十天的自由鳴放，代價實在太慘重了。

《人民日報》於六月二十一日公開宣佈“百花學社”是反動組織，所有學生運動中的主要分子和積極分子都被定為右派分子，鎮壓的鐵錘立即打了過來。林希翔被判徒刑十五年。譚天榮被判十一年勞教，然後又在家鄉勞動，總共勞動了二十二年。陳奉孝入獄十五年，勞教七年，合共也是二十二年。張元勳判刑八年，文革時又要勞改，至七九年才平反。沈澤宜被遣回家鄉做苦工。劉奇弟被判刑十五年，在獄中的“狗洞子”小號裡凍死。張錫錕被勞教後於七六年槍決。還有許許多多人被打成右派，因為音訊隔絕，現在還不知下落。

林昭在運動中因為替《廣場》寫過稿，被打成右派，留校在資料室監督改造，後來與張元春、顧雁辦《星火》，與黃政朱泓等計畫組織“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被判二十年徒刑，因為她在獄中堅持抗爭，終被槍決。

這批北大學生，個個才華超群，睿智敏思，英年有為，僅僅因為在這二十天“欽賜”的言論自由中昂首探索，提出創新見解，便要承受二十年左右的苦役折磨，甚至付出寶貴的生命。多麼惡毒呵，集權主義者的暴政。

暴政與自由是絕對對立的。共產黨的暴政，決不允許人民有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和抗爭自由。它使用百倍殘酷的手段去對付異見分子，就是要將異見消滅在異見者有為時期或有生之年，迫使任何一個異見者部無所作為。如果異見者還有一絲作為的話，它就不惜將其肉體消滅。

一九五七年學生民主運動的經驗是可貴的，而運動中受難者和犧牲者的經歷，更值得我們銘記在心。不要忘記歷史，特別是專政者想要抹煞的歷史，否則，這類歷史的罪惡仍會不斷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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