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0日訊】在共產極權所製造的世界性罪惡中，中國人承受過的大災難乃舉世罕見。
16年前的１９８９年，是令整個世界震驚的一年，也是載入人類史冊的一年。因為，對於人類的自由事業而言，這一年中的兩個日子——中國的6月4日和德國的11月9日——皆具有重大意義。然而，兩個日子給世界的感受卻全然不同：一則以大悲、一則以狂喜：
中國人爭取自由的偉大八九運動，是中共極權歷史上的首次自發民間運動，其動員規模之廣泛、運動方式之和平、運動訴求之合理，皆為中國歷史之前所未有。但這一偉大正義的和平運動卻在6月4日的大屠殺中悲慘落幕。
六四之後的蘇東共產世界，接連發生了既是戲劇性的也是必然性的歷史巨變，隨著阻隔東西德的柏林牆在1989年11月9日轟然倒塌，籠罩整個東歐國家半個世紀之久的共產極權體制全盤崩潰。
那時，我因參與八九運動而被囚禁在秦城監獄，當我知道“柏林牆”坍塌的消息時，發自內心的喜悅，使那幾天成為黑色牢獄生活中最鮮亮的日子。當我在1991年二月走出秦城監獄後不久，蘇聯的保守勢力發動的“8.19政變”失敗，民主派的代表葉利欽入住克林姆林宮。當共產極權的創始人列寧的塑像被起重機吊起、在半空中搖搖晃晃的畫面傳遍全世界之時，誰也不會懷疑獨裁體制的世紀性失敗已經難以避免。既然超強的蘇東共產帝國可以於瞬間崩潰，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恐怖政治絕不會長久。
當時，我還特別想到對我影響最大的偉大哲學家康得。在專制主義依然強大的18世紀，康得第一次提出“人是目的而非工具”的政治倫理原則：社會中的每一個分子，1，作為人都是自由的；2，作為臣民都是平等的。3，作為公民都是獨立的。康得也為啟蒙運動提出最響亮的口號：“勇敢地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樣的啟蒙所針對的，主要不是知識上的無知而是道德蒙昧，即，呼籲人們拿出勇氣，擺脫那種不經他人引導便無力運用自己的理智能力的未成年狀態。
康得更強調，自由體制才是通向永久世界和平之路。後來的世界歷史也證明了康得的論斷。特別是在西方自由聯盟已經推倒了柏林牆、戰勝了蘇東的邪惡之後，西方國家理應對遭受血腥六四的中國人有著更深的同情和更多的支持。的確，六四屠殺之後，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聯盟，不但都向劊子手發出正義的譴責，也先後出臺的樂中共政權的制裁措施。歐盟的對華武器禁運就是這種制裁措施之一。
然而，中共政權卻在至今不承認屠殺罪錯的情況下，靠GDP優先、利益收買和政治恐怖來維持著穩定第一的統治。在中國的巨大市場和豐厚訂單的誘惑下，自由聯盟中的某些大國的對華政策也由說不轉向獻媚。現在，由法、德兩大自由國家的領導人全力推動歐盟解除對華軍售禁令，就是這種變化的最為典型的例證。
眾所周知，16年前，歐盟因六四屠殺而對中共政權實施武器禁運，人權問題是武器禁運的法理依據，禁運令明確規定武器出口與人權狀態掛鈎。顯然，是否廢除這一基於人權理由的政治決定，首先應該視中國的人權狀態而定。
六四後的十六年以來，儘管，中國經濟取得了長足進步，人們的價值觀念也在日趨多元化，官方關於人權的說辭也出現了變化，還類似廢除“收容遣送”這樣的局部制度改革，甚至在2004年的人大會議上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但在現實生活中，經濟發展像高速火車，而政治及人權的發展卻像蝸牛，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觀念變化和表面說辭，言論壟斷、頻繁文字獄、禁止民間結社、大規模宗教迫害和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仍然如故，特別是與六四屠殺相關的人權狀況一直原地踏步：中共政權至今不承認鎮壓的罪錯，六四亡靈沒有得到安慰，六四難屬受到壓制，因公開要求為六四正名的蔣彥永醫生遭受迫害，因反對鎮壓而下臺的前總書記趙紫陽被軟禁了將近十六年，直到這位良知老人在軟禁去世，官方仍然要禁錮紫陽的亡靈，讓國內外再次感到獨裁政治的冷酷。
從2004年下半年開始，中國人權狀態出現了嚴重的倒退。在不斷乞靈於毛時代統治術的政治氣候下，意識形態上的學朝鮮古巴和反新自由主義同時並舉，言路急劇收窄，人權屢受踐踏，加大整肅異見人士和自由知識界，加之黨內的“保先”運動，政治嚴冬籠罩中國。中共的司法機器在“依法治國”和“司法為民”的口號下，繼續充當著執行獨裁意志、鎮壓民間異見、剝奪自由和迫害人權的工具。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制定了「顛覆罪」、「煽動罪」、「間諜罪」、「洩密罪」、「邪教罪」等刑事罪名還不算，還要利用「貪污罪」、「受賄罪」、「金融欺詐罪」、甚至「嫖娼罪」……來打壓媒體、拘捕異見者和製造文字獄。雖然劉荻案、杜導斌案、孫大午案、南都案、楊天水案、李柏光案的最終結果，還算差強人意；但新青年學會案、何德普案、歐陽懿案、鄭恩寵案、徐永海案、羅永忠案、姜力鈞案、黃金秋案、劉水案、河南二張案（張正耀和張縴夫）……皆以判刑入獄告終，輕則二、三年，重則十年以上；遭遇跨境綁架式逮捕的王炳章和回國瞭解工潮情況的楊建利，即便擁有美國綠卡，並得到國際主流社會的持續而廣泛的強烈關注，也絕不得到中共的“靈活對待”，王被判無期徒刑，楊被判五年徒刑。還有沒審結的趙岩案、師濤案、張林案、趙昕案、鄭貽春案、上訪人士葉國柱和鄭明芳案等等。
與此同時，自2004年的兩會以來，政權顯然加強了對所有“政治敏感人士”的監控，有人被傳訊和抄家，大多數被嚴密監控，他們的通訊被非法地監聽、騷擾和掐斷，人身自由被毫無法律根據地剝奪，有些重點人士在一年中所遭受的嚴格監控長達半年之久。特別是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後和紫陽去世以後，官方的監控的範圍之廣和限制人數之多，創近年來之最。凡是體制內的自由知識份子皆被事先警告，許多異見人士和良心犯的妻子被公安人員帶到某一臨時地點軟禁起來，還有許多人被軟禁在家裏不得出門，少則幾小時、一兩天，多則幾天、十幾天；從外地來京悼念紫陽的人，有的被攔截在當地，有的被從北京遣返，更有人被捕，至今仍然身陷囹圄。
這其中，被警方傳訊、跟蹤、阻攔的許多人，並非官方眼中所謂的“敏感人士”，比如，上海的網路作者小喬女士也遭到警方監控；甚至有經常上電視作嘉賓的大學教授，想去八寶山送別紫陽，也被警方以傳訊為由阻截，比如，青年幹部政治學院的王東成教授已經拿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趙紫陽同志治喪工作小組”分發“訃告”和“車證”，但1月29日早晨他在校門口被一群身著黑色便裝的北京市公安局的員警強行推進警車，劫持到昌平縣的一個地方，拘押、訊問了近6個小時，至下午1時左右放回。同時，北京警方還把來京弔唁紫陽的山西學者趙誠拖進了另一輛警車。更卑鄙的是，員警還是用下三濫的手段，用膠水注滿了王東成教授家的門鎖鑰匙孔，王的妻子只好打電話請“北京急鎖難修鎖服務中心”派人上門處理。經維修人員檢查確認，該鎖的鑰匙孔被注滿了速乾膠水，膠水已經完全凝固，不破壞、粉碎該鎖，房門無法打開。維修人員花費了2個小時30分鐘左右的時間，才破壞、粉碎了該鎖，才打開了房門。
官方加強打壓民間人士的力度已經降臨到某些良知律師的頭：
曾經代理過“黃靜案”、“羅永忠案”等維權案件的山東律師李建強，其律師證已經被青島市司法局非法沒收了一年多，至今未還，致使李律師無法從業，也就等於切斷了李律師的養家糊口的來源。
曾經代理過清水君、楊天水、張林、師濤等異見人士和瞿延來、陳光輝、雷江濤等法輪功學員家屬的案子的上海天易律師事務所的郭國汀律師，在2005年2月23日被上海市司法局處以停業一年的處罰，沒收了郭先生的律師證，查抄了郭先生的電腦，理由是郭律師接受境外媒體採訪、在一些境外媒體發表文章，污蔑、攻擊中國共產黨和我國政府，詆毀社會主義制度。
服務于北京市晟智律師事務所並獲全國十佳律師之一高智晟律師，是另一位敢於為法輪功學員打官司並公開為法輪功上書的高智晟律師，被有關方面多次“談話”威脅，不讓他替法輪功學員打官司。最近，他又代理林牧老先生對西安市公安局的行政訴訟，林牧先生因悼念趙紫陽而被西安警方拘禁十五天。但中共安全機構的警員公然以“吊銷律師執照”脅迫高律師，讓他放棄正在依法進行中的為林牧老先生的代理訴訟業務。
為了維護知識份子和媒體的言論自由，曾經代理過多《中國農民調查》等多宗名譽權案件的著名律師浦志強，於2005年1月18日發表《就推薦2004年度中國憲法與人權十大新聞評選事宜致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專業委員會的公開信》，將六四三難屬丁子霖、張先玲、黃金平被捕事件，高智晟律師致函吳邦國委員長請求關注法輪功群體權利被非法限制和剝奪事件，公民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憲法權利仍然受到侵犯的事件，蔣彥永、劉曉波、張祖樺、余杰、包遵信、江棋生、曹思源、余世存等公民的人身自由遭受非法侵害事件，使用“雙規”等措施違法限制公民人身權利的事件，推薦為2004中國十大憲法與人權新聞。為此，浦律師不但被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的負責人談話，最近也經常遭到員警的談話騷擾，在紫陽先生去世期間更被軟禁在某招待所兩天，兩會前夕再次被員警找去談話。
另外，全國各地的上訪人員和法輪功人士繼續遭受中共警方的壓制。
我寫這篇文章之際，正值中共兩會召開前夕，從2005年3月1日起，北京警方像歷年的兩會期間一樣派警方在我家的門口“站崗”，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通常的情況下，一天24小時內皆有五、六名員警和兩輛警車值班，一直到半個月後的兩會結束。
非常明顯，時至今日，中國人仍然處在一黨獨裁的陰影之下，中國人的基本人權仍然屢遭迫害，當下中國人最需要的是民主和人權，而不是尖端武器。
所以，大赦國際和無疆界記者等國際人權組織才會不斷地批評中共政權，把中國列入“新聞最不自由”的國家之列，“自由之家”才會在世界各國的自由度排名中，把中國與朝鮮、古巴、緬甸等獨裁政權一起列入最少自由國家之列。
也正是基於中國人權狀況的惡化跡象，對中國一向客氣的聯合國人權組織，才會在最近發表報告批評中共政權——批評北京政府任意囚禁和平地表達宗教信仰和政治異見的人士，抨擊未經審訊就剝奪國民人身自由的“勞改”制度，指責為了關押政見異議者就在刑事法中大量使用模棱兩可的用詞，如“干擾社會秩序”、“危害國家安全”等。該報告還呼籲中國更好維護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力，尊重“世界人權宣言賦予每一個人言論自由及權利”；聯合國人權事務最高專署也呼籲中國“給與個人所擁有的權利以應得的重視”，更好地保護在中國憲法下應獲保護的個人基本權利。
我不知道，以人權問題為法理依據的禁運令，在中國的人權狀況仍然糟糕之時，德、法兩國領導人聲稱已經無理由維持“軍售禁令”的證據何在！
維持武器禁運，不僅具有保持地區性力量平衡的軍事意義，而且具有更為重要的政治意義，即向對自己的國民犯下過屠殺罪錯的獨裁政權保持壓力。在六四後的中國與西方各國的關係上，禁運的政治意義遠遠大於軍事意義。因為，一個握有強大武力的自由國家與一個握有強大武力的獨裁國家，無論對本國人民還是對世界和平，皆具有非常不同意義。從國內政治看，自由國家不會把強大的武力用於鎮壓本國人民；從國際政治看，自由國家之間無戰爭。而且，當獨裁政權製造人道主義災難和發動侵略戰爭之時，當國際恐怖分子製造恐怖主義慘劇之時，自由國家可以利用強大的武力進行干預，以便終止人道危機、打擊恐怖主義、甚至推翻暴政。
而擁有強大武力的獨裁國家則恰恰相反，即便獨裁者暫時不會把武力用於對外戰爭，起碼可以用來鎮壓本國人民和維持獨裁權力，米洛舍維奇用武力進行種族歧視、薩達姆用化學武器屠殺庫爾德人，金正日把龐大的軍隊既用於對內鎮壓也用於對外訛詐，鄧小平用軍隊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六四大屠殺……這些活生生的暴行，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上，經濟自由化固然重要，但政治民主化更為重要；發達國家與落後國家之間的財富差距固然令人痛心，但自由國家與獨裁國家之間的人權狀況的差距更應該令人矚目。沒有政治民主化，經濟發展將遭遇難以突破的瓶頸，也不可能獲得持久的發展動力。現在，獨裁下的中國正處在兩級分化——不僅是貧富分化且是政治與經濟的分化——日益加大的危險狀態中。所以，自由國家在與中共政權打交道時，不應該為了經貿利益而犧牲人權。如果僅僅為當下的經貿利益而犧牲人權，那就不只是在褻瀆奠基於西方的人類共同價值，而且是在損害西方國家和全世界的長遠利益。
自二戰以來，有一種相對主義的文化觀和國際觀頗為時髦：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強調尊重不同國家的傳統、文化和制度，為了這樣的尊重，甚至容忍某些國家的道德殘忍和政治野蠻，容忍獨裁者對本國國民的任意處置。然而，尊重不同國家的傳統及其文化與容忍邪惡的獨裁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看來，這種相對主義的國際觀和文化觀是典型的“新蒙昧主義”，它不是缺乏財富的經濟貧困，也不是缺乏知識的理智蒙昧，而是缺乏人性良心和道義勇氣的道德蒙昧。正是這種失去正確道德方向的“新蒙昧主義”對邪惡的容忍，撕裂了作為人類共同家園的地球村，造成人類生存的悖論：一極是對人之尊嚴的尊重與保障，另一極是對人之尊嚴的羞辱和剝奪；一極是人權高於主權的普世主義，是作為聯合國憲章基礎原則的保障和尊重人權，另一極是主權至上的國家主義，是不問是非曲直地尊重各國的主權與文化傳統的國際規則。所有的獨裁國家，正是在主權至上規則和所謂“多極化”口號的庇護下，對內踐踏人權與實施國家恐怖主義。這種世界性分裂的不公、殘酷和野蠻，遠甚於南北之間的巨大經濟差異。我不知道，尊重人權的文明和踐踏人權的野蠻之間，如何和平共處或互不干涉？
中國能否和平轉型為一個自由國家，不僅涉及到十幾億中國人的人權和福祉，也將影響到世界民主化進程和人類和平。正如美國總統布希在第二任就職演講中所言：“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在於把自由擴展到全世界。”他進而指出，共產極權破產後，世界之所以仍然“火光四射”，就在於獨裁暴政及其“宣揚仇恨和為屠殺尋找藉口的意識形態”的存在。如若自由國家只是基於既得利益的功利主義外交而對“邪惡力量”採取綏靖政策，而不是基於推廣自由民主的理想主義外交，不敢對“邪惡力量”堅定地說“不”，毀滅的威脅就將隨時變成毀滅的現實。所以，自由國家應該記取被歷史一再驗證過的常識：“自由是否能在我們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賴於自由在別國的勝利，對和平的熱切期望只能源於自由在世界上的擴展。”
在此意義上，中國的民主化能否完成，不僅要靠中國人自己的努力，也取決於自由國家的支持。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西方的政府、民間人權組織和各大媒體對中國的人權狀態和政治改革的關注，不僅可以向中共政權施加巨大的壓力，而且在突破中國的“資訊柏林牆”也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5年3月2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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