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日訊】又一個甲申年過去了。在它的最後一個月裏，趙紫陽逝世，人們見識了中共的一個獨具特色的“告別”，它的死不認錯的頑強。到了乙酉年之初，日本人毫不客氣地宣示其對釣魚島的主權，朝鮮人則宣佈擁有核武器並退出“六方會談”。然後，大年初六東北發生大礦難，二百多位礦工在瓦斯爆炸中喪生。

政治中的矛盾，經濟中的頑症，以及外交上遭遇的敵意與尷尬，使得“盛世”的標榜淪為笑柄。

奇怪的是，中共新領導絲毫不為所動，仍在起勁兒推進其“保先”教育活動──只是為防諧音“保鮮”的“不嚴肅”，已下指示統一簡稱為“先進性教育”，卻被人們玩笑地只著重後三個字而弄得更加不堪──同時，更起勁兒地宣傳所謂“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又是高官雲集研討，又是政治局學習研究，好不熱鬧。

鄧小平逝世後兩年左右，江澤民亮出了他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儘管實際上它只是涉及共產黨的建黨理論，與馬克思學說的龐大體系根本無法相比，也要吹噓得它似乎十分了不得，似乎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又一個“里程碑”，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胡錦濤任中共總書記兩年多，剛剛接手中共軍委主席，就要“深化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規律性認識”，使“新形勢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更加完備”，似乎這種認識和理論已經成就不小，現在是要“深化”、要“更完備”而已。當然，不管怎麼樣，“和諧社會”畢竟涉及整個社會，比政黨理論範圍大得多了，也該算是一大進步了吧。

然而，推敲起來，卻大有問題。

昧于現實，潛藏危險

“和諧社會”論，就其合理意義而言，在於它與“科學發展觀”之精神一脈相承，有意克服或糾正單純追求經濟發展中少數幾個指標的增長而不顧環境及社會代價的傾向。

不過，這種所謂“和諧社會”論，卻既與中共自己實際堅持的原則相衝突，更潛藏著重蹈過去“左傾”覆轍的危險。

一個社會要和諧，其政治須有民主的制度與氣氛才行，而中共死死地堅持其一黨專制地位，不僅壟斷政治權力，對民眾政治權利的約束則力圖“退一步即進兩步”，黨禁報禁，言論結社禁集會遊行禁，直到網路禁，禁忌越弄越多。它的控制能力有所減弱，同時也有所增強，倒也堪稱“與時俱進”，但終究還是認識到自己的不足，於是大聲疾呼要“加強執政能力”。這樣子的控制無孔不入，又哪裡能有什麼“和諧社會”。

不是社會無法和諧，也不是人民沒有和諧的願望，而是中共淩駕於社會之上，壟斷著政治權力與資源，極力控制大部分的經濟資源和社會文化資源，這樣，它自己站到了社會與人民的對面，頑固地不願意放下架子而與社會、與人民和諧相處。

同時，“和諧社會”與胡錦濤“回到毛澤東”的努力相聯繫，讓人感到，從毛澤東式“一大二公”的“貧窮社會主義”走出來不過一二十年，又要去憑空構建新的烏托邦了。

須知，社會主義本質上應該是一種和諧社會，在於它是“脫胎于”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具備了克服其對抗性矛盾的條件，經過革命性的社會變化，人類自由發展的“史前社會”結束。

沒有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沒有經過市場經濟發展而形成的“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係，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馬克思），社會主義就是一句空話。

到20世紀初，俄國的情況仍是苦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而以俄國的特殊性走出一條非資本主義之路的希望，則又被資本主義當時的發展所淹沒。到20世紀中葉，中國的情況也同樣是苦於資本主義的難以發展。

列寧對馬克思學說造詣很深，他沒有完全否定第二國際領袖們堅持的社會主義理論，相反，他結合布爾什維克的俄國實踐，認為十月革命開始的事業是“通常歷史順序的變化”，即先奪取政權，再來建設工商業文明，發展市場經濟。他在托洛茨基、布哈林之“左右”雙方支持下推行“新經濟政策”。當然，這種“歷史順序變化”難度很高，結果，列寧逝世後，史達林擊敗了那“左右”兩派，將社會主義實踐引導到他自己的軌道上去了。

毛澤東本來不大服氣史達林，但還是順著史達林的路走了起來。他認為“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同時也知道“社會主義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實現”。這本來很不錯。前者體現著馬克思學說的基本道理，後者也是如此，但更多地表現為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狀況。毛澤東思想號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結晶，然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而社會主義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實現”這一完整公式，恰恰是在毛澤東自己的手上斷裂開來，只要前者而拋棄了後者，前者發展而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後者至今是理論禁區。“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之路，是中共突破十月革命模式作為教條束縛的一個創舉，但是，毛澤東領導的向社會主義躍進，就又重蹈了史達林式社會主義的老路。

誠然，毛澤東比蘇聯人本事更大，中國完成農業合作化、向社會主義過渡，都比蘇聯所用的時間短得多。不過，他的社會改造終究是斷送了中共通過土地革命而與農民之間建立的密切聯繫，到頭來還是得不償失。其實，毛澤東思想作為“普遍真理與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結晶”，早已經被毛澤東本人摧毀了，也就難怪鄧小平後來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體系”，實際上是試圖重新解釋或塑造毛澤東思想而已。

毛澤東自以為中國已經進入到社會主義階段，到其晚年才發現“與舊社會差不多”。他指的就是在計畫體制控制下仍然存在的市場經濟因素，因而不無憤恨。然而，根據馬克思學說的理論判斷，計劃經濟是在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中才能孕育出來，而在現實社會主義實踐中將市場因素控制在計畫體制之下，那麼，這種“計劃經濟”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毛澤東逝世後十多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決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維持著毛澤東式社會主義理論框架，卻終究是承認了市場經濟之不可抗拒的發展趨勢。

中共至今不肯接受“社會主義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實現”的道理，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以“社會主義”的名義維持其一黨專制，把中國改革引向“拉美化”道路。在國際市場上，歐美國家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在國內，環境破壞愈益嚴重，能源利用效率仍受粗放式發展模式制約，畸形發展瘋狂地吞噬著發展的資源基礎，同時，“反對私有化”的大棒可以延緩國有企業改革，可以約束農民對土地的權利，而政府任意出售國有資產、任意剝奪農民承包土地之風卻難以遏制，更有腐敗猖獗且普遍化，種種的社會對抗因素不斷地積累，衝突到處蔓延。

面對這種發展態勢，中共新領導的應對之策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可能其中不乏良好的意圖，但潛藏的危險是重蹈毛澤東的覆轍：將理論上的社會主義之和諧，套在市場經濟尚在初步發展、權貴資本主義的歧途已清晰可見的過程頭上，實際上毫無前途可言。

當年，史達林式社會主義聲名狼藉，歐洲共產黨於是提出“更具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以示與史達林式社會主義相區別。這是一種比較老實的作法。社會主義實踐中的無情、殘暴以及大量人民生命的代價，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名聲，歐洲共產黨承認這種現實，它們傾向於接受人道主義，多少有著改過、反思及探索新路的意味。中共的“和諧社會”論則不同，它更類似于蘇共所謂“發達社會主義社會”，是在專制現實的天空中描畫一幅美麗的圖畫，與史達林－毛澤東式社會主義乃一脈相承，精神上一致。

“和諧”高調難掩僵化政治現實

趙紫陽逝去於又一個甲申年的臘八，此時的景象，對照出中共的衰落。

上一個甲申年，郭沫若寫了《甲申三百年祭》，譏諷地暗批國民黨，後來毛澤東則拿這篇文章來告誡共產黨人，不要像李自成那樣被勝利衝昏頭腦。那時，中共才二十多歲不到三十歲，雖然已經在頻繁地內鬥、耍權術鬥陰鬥狠，卻也還算是血氣方剛的青年。

而到了這個甲申年，一個被自己禁閉了十多年的前總書記去世，也弄得如臨大敵，對死者最為人知的職務經歷不敢提及，凡有關消息能封鎖就儘量封鎖，在堅持對其“錯誤”定性的同時，對非法軟禁自己“同志”的無可爭議的卑鄙行徑卻諱莫如深，倒真是一派老態龍鍾、弱不禁風的模樣了。

這樣的老頭子，還要高唱“和諧社會”暢想曲，真是難為它了。

不過，倒是讓人想起20年前的那一個“申”年，庚申年，即1984年，有“庚申改革”之稱。當時，趙紫陽啟動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政治改革方面的討論也在深入，廖蓋隆的意見尤其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與經濟改革相比，政治改革的道路更為曲折。到趙紫陽擔任中共總書記時，有了更多的推動和進展。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中共也須在憲法框架下作為，開始形成為觀念，而最為典型的是人民代表大會與中共政府的關係出現某種變化，人民代表的責任不僅是舉手通過政府報告，更在於審查、質疑，以及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兩會”的新聞真正引人注意，人民代表的發言摘要見諸報端，正是那段時間裏風行一時的事情。

能夠容納不同的聲音，才有可能和諧起來。社會如此，政黨亦如此。以八九學生運動為例。當時學生抗議的矛頭最初也是指向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因為“價格改革闖關”導致物價上升和銀行擠兌，造成社會震盪，加之趙的子女“官倒”的傳言，許多人對“常打高爾夫球”的趙紫陽已沒有多少好感。後來披露的情況表明，“價格闖關”實際決策者是鄧小平，趙紫陽乃代人受過。多數人對此毫無所知，學生抗議針對趙紫陽的確是事實，而倘若按趙紫陽的對策處理，即使這樣的大規模學生運動也並非無法和平解決，端視中共高層是否有“雅量”，是否真的有黨內民主，是否真的有對“和諧社會”的追求。歷史表明的是，追求“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趙紫陽被扣上了“錯誤”帽子，一場極其不和諧的血腥鎮壓斷送了政治改革，使天下有志之士寒心，而唱起“和諧社會”高調的中共新領導至今堅持對趙紫陽的錯誤定性，絲毫沒有悔改的意思。

當年，共產黨的頌歌唱的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因為中共政府號稱是“民主政府”。儲安平等人當時即看得清楚，中共對待民主與自由，其實還不如國民黨。國民黨內派系林立，它參考過蘇聯共產黨的黨風與架構，也熱衷向德國法西斯學習，同時也深受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薰陶、歐美政黨影響，而中共則不同，即使它難免中國傳統政治影響、聲稱推崇歐美民主，實際上卻敵視它們。正如高華所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來龍去脈》分析的，從“俄化”到“全盤毛澤東化”，“黨記憶體留著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和對蘇俄盲目崇拜的氣氛”被毛澤東獨裁所取代，中共在殘酷血腥的內外鬥爭中錘煉出的一整套專制政治逐漸成型，權力高度集中，選舉制度從屬於任命制度，主席或總書記的權力不受監督和制約，各級的第一書記也以此類推。毛澤東要求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實際上已經為他自己所確定的黨的體制所不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應該是“和諧社會”的基本狀態，在毛式政治中卻只能是“陰謀”或“陽謀”。

歷史已經證明，欲建“和諧社會”，至少先要改造共產黨自身。

“回到毛澤東”的誘惑

若說“新政”，胡錦濤未能名副其實，而先前的鄧胡趙體制下確實是有的。

華國鋒打倒江青四人幫有功，然而他的“兩個凡是”暴露出他的局限性：固守毛澤東的衣缽。政治上保守，經濟上企圖再現“大躍進”之風，在毛澤東式社會主義遭“文革”慘敗之後，華國鋒的如此這般終於斷送了他“英明領袖”的前程，而胡耀邦趙紫陽在鄧小平支持下的改革開放，正是以突破毛式社會主義而由農民再次“農村包圍城市”，進而得到全國人民支持的“新政”。

鄧小平主導“六四血案”而晚節不保，但是他還不算糊塗，鎮壓之後即強調中共十三大精神不能否定而且“一字不能改”。江澤民起勁地“反和平演變”，已經表現出毛式社會主義復辟的傾向，終於被鄧小平制止了，而且矯枉過正：“六四”後從中共十三大確定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退卻、“有市場調節的計劃經濟”捲土重來之勢，終成插曲而消散，到十四大乾脆要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了。只不過，這種市場經濟的頭上還有一頂“社會主義”的帽子，要維護政府支配市場的責任、維持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把自由資本主義擋在門外，權貴資本主義從門裏面自己生長出來了。

可以看到，毛式社會主義頑強地幾次捲土重來，程度自然不同，卻生生不息。現在端上來的這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善良的人們會注意到“和諧社會”的“和諧”，覺得它可能真是個好東東，然而不可以忘記，那可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難以避免走向權貴資本主義一樣，“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潛藏著危險，它究竟會走向何方，當拭目以待。

──轉載自《自由亞洲電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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