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6日訊】2005.03.24

我們在前兩個星期四的專題節目中談了中共是如何利用國民黨統治的寬鬆和集會結社的自由滲透社會，以及如何在它自己統治下過去是絕對不讓任何獨立社團出現，現在還是不准任何獨立的政治性團體產生。從這中間我們可以看到歷史和現實的繼承性：正是自己奪取政權的經歷讓共產黨深深知道不能給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腐敗越是嚴重，民怨越是沸騰，越是不能在這一點上讓步。這就是中共和蘇聯東歐一些共產黨的區別，也是今天為什麼中共仍然掌握著權力的原因之一。

其實，再往深處回顧一下歷史，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各地的交流和匯集，以及中國共產黨最終的創立，都是和中國共產黨統治以前的中國有著充份的集會結社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分不開的。

我手頭有這樣一套書，題目叫《五四時期的社團》，是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出版的。

這套書在當時是為了讓讀者們瞭解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早期的歷史，把1920年前後的各種社團作一個介紹，從中人們可以知道共產主義在中國是怎樣發展起來的。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把這本書裡的歷史拿出來和現實作一個對比，人們完全可以得出官方沒有想到的結論。

這套書一共有三本，介紹了五四前後二十一個比較有影響的團體和另外一些合作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團體，也重點介紹了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這些團體中的活動。這些團體出現的背景是宣傳民主、科學和文學革命的新文化運動和反帝反專制的五四運動。如書的編者所說，這些事件“促進了廣大青年的思想解放和對國家命運的關心”，因而全國各地都有社團出現，“反映了那個時代青年們生動活潑的思想面貌”。

在這些社團中，發起最早，影響最大並被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分子所控制的是毛澤東和蔡和森等在湖南組織的“新民學會”。這個學會建立於1918年，到1920年發展到七十多人。它完全是政治性的，幾乎和共產黨類似。它不但對入會條件有嚴格的規定，而且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如湖南自治運動，趕走湖南軍閥張敬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等等。

這個學會還通過一些外圍組織展開活動，如文化書社、讀書會、俄羅斯研究會和湖南自修大學等，就像後來中共的外圍組織一樣。很多成員後來都成了中共領導人。除了這個新民學會，當時在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影響下的還有武昌的“互助社”、天津“覺悟社”(周恩來就是其成員)，江西“改造社”和“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說研究會”等等。他們都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為中共成立創造了思想和組織條件。

在這些社團之外，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還加入了其他組織，力圖擴展他們的影響。如“少年中國學會”。這是當時最大的全國性社團，成立於1919年，在全國十多個省市和法國、德國、美國、日本和南洋都有組織或者會員。它包括了一百二十多個信仰不同主義的知識分子，既有主張徹底推翻現存制度的共產黨人李大釗、毛澤東、張聞天、鄧中夏和惲代英等人，也有主張走漸進改良主義、建立工讀互助和人人平等的新村生活的知識分子，還有主張通過科學和文化救國的人，如後來的美學家宗白華、古地質學家楊鐘健和小說家李(當中這個字是吉加一個力)人等。

由於思想和主義的不同，尤其是會員中的共產黨人企圖用他們的“一個主義”去取代各種主義但受到其他成員的抵制，“少年中國學會”發生了分裂，到1925年便名存實亡了。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1920年左右掌權的北洋軍閥像共產黨一樣專制，不但不准許組織獨立社團，而且嚴格禁止像馬克思主義這樣主張推翻現存制度的思想傳播；如果當時的中國人都對組織獨立的政治性團體從內心感到恐懼；如果當時的中國閉關鎖國，中國知識分子除了官方意識形態以外沒有任何思想資源，那麼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就是不可能的。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就是集會結社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產物。當然當時中國的這種自由和西方國家相比還是有限的，例如很多地方的社團受到了地方政府和軍閥的壓力，有的被迫解散，但主要社團的都不但沒有受到影響，其規模反而不斷擴大，也沒有誰因為組織或參加社團受到迫害甚至入獄。

《五四時期的社團》出版於1979年。不管出於什麼動機，書的編者為人們瞭解1949年以前的所謂“反動統治”提供了一個真實的畫面，只要讀者能夠換一個角度，把歷史和現實聯繫起來。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這套書被官方用來歌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中國各地毫無顧忌地自由活動之時，也正是許許多多“原上草”這類非政治的文學社團被秘密員警連根鏟除之日。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就像是一種毒草，它利用肥沃的土壤自由生長起來後便完全控制了環境，用剝奪其他花草的生存權來維持自己的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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