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5日訊】聽說水木清華BBS被“系統升級”成了純校內論壇而且從此必須用實名發言。遭此厄運的還並非清華一家﹐似乎我能叫出名字的各大學BBS都被“升級”了。不同于以往﹐這一次的“升級”將拆除籬笆﹐豎起鐵幕了。如果說以前圍牆內的大學生們還能和外面的世界在網絡上互通聲息的話（當然不是無拘無束的）﹐這一次肉食者們似乎已決議讓他們“老死不相（並非不想）往來”了。何況此時並非任何敏感時期﹐兩會已過﹐六四未至﹐顯然此次“升級”並非一時之舉。除了想阻斷大紀元《九評共產黨》往高校的傳播外﹐我實在無法替老爺們想出任何說得過去的理由了。
說實話﹐我對這次封殺毫不奇怪。但它倒是讓我記憶起了昔日和水木的交往以及在清華的八年時光。
我剛入清華的時候﹐互聯網還沒有在中國落地。直到我在清華的最後幾年﹐“網絡”﹐“電子郵件”﹐“BBS”等詞才被大學生們耳熟能詳。那是我已經是一名研究生了。記得那時留校讀研的我們常常和已經出國留學的老同學在水木清華上隔洋聊天﹐重溫舊誼。由於常常是一對多的聊天﹐開始時總得玩玩“猜猜我是誰”的把戲﹐着實不亦樂乎。水木上也有很多經典版塊﹐比如“飛越重洋”不光是清華學生﹐恐怕也是全國“出國一族”的頻顧之處。各種技術版塊也是清華校內校外的“牲口”們一展身手的所在（在清華﹐學習或其他方面特厲害的人物常被稱為“牲口”）。我出國之前﹐特意將水木上的許多版塊下載並拷貝至光盤上﹐攜在身邊遠渡重洋。幾年來倒沒有怎麼使用這張光盤﹐因為如果需要的話﹐自己還可以萬里之外登錄水木﹐雖慢一點也無妨。有時會到自己曾就讀系所的版塊上溜溜﹐常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新鮮的故事。對於曾在那個校園裡生活八年的我﹐水木上的日子總是快樂的。
現在水木上的內容比起幾年前是更豐富了。然而﹐從此身陷鐵幕﹐照耀不到陽光的水木還能“水清木華”嗎﹖如果其變成了一潭死水﹐一地枯木（照此下去﹐一定的）﹐那無疑是清華的大不幸﹐清華學子的大不幸。但教育部的老爺們和操控他們的黑手們能笑到最後嗎﹖顯然不能。殊不知“抽刀斷水水更流”。我從照片上看到了清華學子們在“行勝于言”的日晷前為水木獻上的鮮花﹐這就是希望。
我不知道清華的校長們在這次封殺事件中的角色。如果是來自教育部和更高層的命令﹐清華顯然是無法抵擋的。然而﹐“不能為”﹐“不敢為”或“不願為”終歸是不同的。以我在清華的經歷判斷﹐我不敢想象清華的校長們進行了維護學生權利的抗爭﹐沒有“上有所惡﹐下必甚焉”就很不錯了。清華的校長﹐其首要角色是黨的副部級幹部﹐中央信任的黨員﹐然後才是校長。
我記起了在清華參加的研究生學位授予典禮﹐那是我最後一次坐在高懸“人文日新”牌匾的大禮堂裡。那時的心情﹐高興﹑激動﹑感慨和難過﹐兼而有之﹐直到校長開始講話。
當時的校長是一位核物理專家﹐既沒有不言自威的氣質﹐也不具備親和力。他的講話一直很殭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每次大會他開始講話不久﹐下面的學生便開始了上百個小會﹐實在是因為他的講話太乏善可陳。我不期望他在畢業典禮上的講話能象當年的梁啟超先生一樣給學生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鼓勵﹐只希望不要給我們留下太差的記憶﹐畢竟這是最後一次。
我的希望還是落空了。校長的講話依然堆砌了教條式的辭藻。最不能容忍的是﹐從頭到尾﹐他用了一個接一個的“江澤民總書記”﹐“江澤民同志”﹐似乎離開了江核心的訓詞﹐他已沒有更好的話可講。我真想站起來對他說﹕“夠了﹐校長。在這個時候﹐您能不能以一個師長的身份﹐對您的學生說一點您真實的想法。”然而我不敢。我也理解他不可能像我所期望的那樣去講。因為他的話與其說是講給我們聽的﹐到不如說是講給他的同僚和領導聽的﹐他的校長飯碗是核心給的﹐與學生無關。
清華人至今仍奉半個多世紀前的梅貽琦校長為清華“永遠的校長”。他的那句“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可謂是大學建設的至真之言。梅貽琦從1931年到1948年任清華校長﹐正是“國民黨反動派” 統治中國時期。但也正是清華最為星光燦爛的時期。那時的清華雖然還很年輕﹐物質條件也不豐厚﹐但學術水平不輸于歐美的名校。梅校長不但為清華請來了諸多大師﹐如熊慶來﹑張子高﹑薩本棟﹑周培源﹑趙忠堯﹑吳有訓等﹐也為清華培養了一批大師。如王淦昌﹑趙九章﹑王竹溪﹑錢三強﹑李政道﹑楊振寧﹐陳省身﹑華羅庚等。
如果看看現今清華的網頁上所列出的“清華產”大師名目﹐你會發現幾乎全是“老清華”的。現在的清華大樓林立﹐然而大師級的人物無處可尋﹐不用問為什麼。只要看看“新清華”時期反對破壞北京古蹟的梁思成﹑反對修建三門峽電站的黃萬里等教授的遭遇便可一目瞭然。我在清華期間﹐被捧的最高的清華教授是張光斗。可看看他在三門峽和三峽等項目上的表演﹐便可知此人得蒙恩寵的原因其實是“又紅又專”﹐而紅絕對是第一位的。象黃萬里那樣堅持科學真理（其實也是尊重自然規律）的教授只能在清華園裡寂寞至死。我有時讀到那些大師們在“老清華”時期的軼聞逸事時會不禁想﹕幸好他們生對了時代﹐否則他們不但成不了大師﹐恐怕還得被當作牛鬼蛇神挨批鬥。整天作檢討還來不及﹐保命都成問題﹐還談什麼搞學問呢﹖梅校長幸虧在北京被“解放”前去了台灣﹐否則其命運決不會好于他的清華同事陳寅恪﹐馮友蘭等人。“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是少不了的。能不能苟活下去都是問題。陳寅恪這位百年難覓的史學大師﹐“教授中的教授” 最後的日子身臥病榻仍遭批鬥﹐直至慘死﹔哲學大師馮友蘭可以斗膽勸蔣介石實行憲政而蔣”為之動容﹐為之淚下”﹐在共產黨的“新”中國他卻不停地被批鬥﹐最後也只得違心屈膝。相比之下﹐梅校長能在台灣創立清華研究院（今日台灣清華大學前生）﹐真是一水之隔兩重天。
那個時代的清華之所以人才輩出﹐自由的學術環境無疑是極為重要的原因。國民黨雖然也是一黨獨大。但對社會﹐包括大學的控制遠不及共產黨。其原因應是“非不能為也﹐乃不願為也”。不管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對知識分子﹐尤其對大學的教授和校長們都保持了相當的尊重。與此相應﹐那時的國立大學校長都比較早地接受了大學獨立的思想﹐他們並沒有因為自己是政府任命的﹑大學主要經費來源于政府而放棄對這一現代大學理念的接受。１９１９年６月﹐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發表《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時曾說﹕“我絕對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長。……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後來的北大校長胡適也說過﹕教育應該獨立﹐其涵義有三﹕１﹑現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學校長﹑董事長﹔更不得濫用政治勢力以國家公款津貼所長的學校。２﹑政治勢力（黨的勢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學校長的選擇與中小學教員的任聘﹐皆不得受黨的勢力的影響。３﹑中央應禁止無知疆吏用他的偏見干涉教育。
１９４９年“解放”以前在中國國立大學校長的觀念中﹐公開的政黨活動在大學裡通常是不被認可的。無論北洋政府時期還是國民政府時期﹐黨派背景並不是國立大學校長來源的必備條件。梅貽琦校長曾在日記中說過“余對政治無深研究﹐于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對於校局則以為應隨蔡孓民先生（即蔡元培）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于此注意也。”
反之﹐共產黨則在大學設立了從黨委到黨支部﹑團支部的一整套嚴密組織。清華自蔣南翔任校長始又設立了政治輔導員制度。倡導“又紅又專”。灌輸黨理論﹑黨觀點﹑黨說辭的政治課程從本科一年級一直開到研究生階段﹐“先進班集體”﹐“甲級團支部”﹐“優秀黨支部”的評比年復一年。可謂“無時不政治”。在學校的網頁上可以看到這樣的話﹕“清華大學各級團組織堅持‘黨有號召﹐團有行動’的優良傳統……”﹐“ 清華大學學生會在黨的領導和團組織的指導下……”在清華﹐不是黨員和團員的學生寥寥無幾。說白了﹐所有的學生都得響應黨的號召﹐不管它是對是錯。在清華﹐每個班訂閱的報刊中至少必須有一份黨報﹐儘管沒人願意看。每個宿舍區都豎立着兩三米高的大喇叭。每天早上六點半起開始播放中央電臺的“報紙與新聞摘要”﹐儘管當時大多數學生仍在睡夢中﹐但這種強制洗腦是不帶商量的。在清華﹐調動最多研究生參與的活動竟然是“一二九”革命歌曲合唱比賽。這也就不難解釋彙聚了全國精英的清華研究生群體為什麼很難搞出與其人數和才智相稱的研究成果。不過比起文革時清華的教授被批鬥﹐清華的學生搞武鬥﹐黨現在只需要我們從生活﹑學習和研究中抽出時間來歌唱它﹐贊頌它﹐已經是很“與時俱進”了。
再看看校長與學生的關係。1949年前中國有過好幾次大的學生運動﹐或稱學潮吧。學潮中學生不可避免地與政府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當時的大學校長們都有一種保護學生免受傷害的自覺﹐哪怕他們並不贊同學生的所為。比如有一次國民黨特務要來清華逮捕學生﹐事先送來了一個名單﹐大概有幾十個人。這個名單本來可以不給清華﹐因為負責人是清華畢業生﹐對梅貽琦校長相當尊重﹐所以事先秘密地通知了一下。學校為此開了校務會﹐梅貽琦極力主張通知黑名單上的學生馬上離開學校﹐使這些學生免遭逮捕。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北京大學是主力。當天遊行的學生火燒趙家樓﹐打了章宗祥﹐結果有幾十名學生被捕﹐包括二十名北大學生。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原先並不贊成學生上街﹐但是一聽到學生被捕﹐立刻挺身而出﹐積極營救。而且他也沒有等待被捕學生家屬前來求助﹐而是在五月六日親自去北平警察廳﹐以自己身家作保﹐要求政府立即釋放被捕學生。當然﹐北洋政府對蔡元培先生是很尊重的。被捕學生當下被全部釋放。
反觀今日中國大學之校長。本身必須是共產黨員。黨給了你校長的飯碗﹐但也隨時可以砸你的飯碗﹐甚至讓你自身難保。在這種恐懼下﹐指望他們能夠完全保護學生只能是一種空想。但他們並不是沒有任何迴旋余地。也沒有理由可以推卻保護學生的道義責任。1999年江澤民開始鎮壓法輪功後﹐清華校方明知修煉法輪功的師生都沒有錯﹐也是很優秀的﹐比如﹐本科畢業班中的法輪功學員獲得免試直讀碩博的比例大大高于全校平均水平。但他們不但沒有盡力保護﹐反而成立了以一位張姓副書記為首的機構專司迫害清華的法輪功學員。我在清華時曾聽過張副書記的講話﹐沒別的印象﹐只覺其“一黨棍爾”。由他領頭抓法輪功﹐上頭顯然沒走眼。在揭批法輪功的會議上﹐這位副書記聲稱﹕“要在我校形成一種氣候﹐使‘法輪功’組織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事實上﹐清華對於自己的那些信仰法輪功的師生也是這麼做的﹕他們搞起了“學生反X教協會”﹔發動近萬名學生舉行“清華園拒絕X教”簽名活動﹐並把簽名條幅送到聯合國人權大會﹔他們利用課堂﹑座談會﹑校園網﹑閉路電視和圖片展大力“揭批”法輪功﹔他們把一名修煉法輪功的博士生作為典型關到遠郊進行車輪戰式的洗腦直至這名學生違心的屈服﹐然後他們將這名學生所寫的思想認識大加篡改為“一個博士生與法輪功的決裂”拿到人民日報上去炫耀其成果及蒙蔽百姓。
現今我能查到名字的清華師生中被判刑的（刑期最高的是12年）﹐被勞教的﹐被開除的﹐被監管的﹐不下40人。其中也有我的朋友。我的那位朋友曾身患重病﹐遍尋中西醫無法治癒﹐學習受到極大影響﹐是修煉法輪功使她重獲健康。我還記得當年在學校有時會在宿舍樓的樓梯上遇到拿着坐墊去頂層活動室練功的法輪功學員﹐大家總是相視一笑﹐友好地打着招呼。那時對於他們來說生活肯定是很美好平靜的。江澤民對法輪功的鎮壓徹底摧毀了他們的生活。作為普通的教師學生﹐他們顯然是無法和這場空前規模的鎮壓相抗衡的。作為校方﹐雖然無法制止這場鎮壓延伸至學校﹐但完全可以出於道義是非感﹐對學生的責任感﹐盡其所能地幫助修煉法輪功的師生少受傷害。他們至少可以對上級的命令消極應付而不必大張旗鼓地賣力配合﹔他們完全可以毫不困難地將本校修煉法輪功師生的實際情況透露給全校師生。實際上﹐如果清華的兩萬名師生能通過校友的親身經歷認識到這場鎮壓的欺騙性﹐他們自己就會起來抵制﹔他們至少應該將那些學生以各種理由留在學校﹐讓他們能夠完成自己的學業﹐而不應該將這些無助的學生推出校門﹐只為使自己的仕途免受影響。
可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是一些校系領導把鎮壓法輪功當成了向上級表忠心和立功的機會。他們不但沒有成為學生的靠山﹐反而成了將學生推進虎口的黑手。清華之所以成為全國高校中受迫害法輪功學員最多的學校﹐與校方的緘默甚至助紂為虐顯然是分不開的。我也注意到這幾年來﹐在清華拋頭露面指揮鎮壓法輪功的一直是那位張姓副書記﹐而其他校長﹑書記則似乎避免捲入。也許他們知道這場鎮壓是完全錯誤的。可是靠這種沉默能逃避自己的責任嗎﹖將來法輪功沉冤昭雪的那天﹐他們如何去面對重回清華的那些歷經苦難的師生。在歷史記下這段無法抹去的歲月時﹐他們會得到什麼樣的評價﹖
我在清華的時候﹐一個被很多清華的領導﹑老師和學生津津樂道的話題是清華出了多少多少高級幹部。那時候已有“滿清王朝”和“大清帝國”的說法﹐意即從中央到地方的許多大員皆為清華出身。我的一位老師曾面帶得意地提起他和某位中央高層領導的同學之誼﹐似乎他的身價也跟着有了飛漲。清華的校長們也格外在意學校的地位。記得開大會時﹐校長們常或明或暗地將清華和北大擺在一起比較﹐結論當然會是清華壓過北大。有一句讓我印象深刻的話是“我們學校去年獲得的科研經費是4億﹐和我們齊名的一所學校只有2億.。”（數目可能有誤）這話讓我非但沒有自豪感﹐反而覺得很無趣。那時的清華已經提出了到2011年﹐也就是建校一百週年時﹐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宏偉目標。我和我週圍的大多數同學都對此提法的現實性感到懷疑。隨着在清華時日的增長﹐我的懷疑越發的頑固﹐到最後乾脆認為這只是一句笑話了。一個“以吏為榮”﹐而不是“以師為榮”的大學怎麼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很顯然﹐清華出了那麼多高層官員反而證明瞭清華教育的失敗。一個拿着中國最多研究經費的大學﹐一個彙集着中國最優秀學生的大學（我入學那一年﹐清華招了27個省的理科狀元）﹐一個曾經誕生了一大批世界級學術大師的大學﹐在長達五十年的時間裡竟沒有再產生一位世界級的大師﹐反而產生了一大批所作所為和昔日專業風馬牛不相及的政府和黨務官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頗具諷刺性的奇蹟。這奇蹟還說明瞭中國政治體制的不正常。我本人是理工科出身﹐也並不認為理工科出身的人不能擔任政府官員甚至國家領袖﹐但象中國這樣的“滿清王朝”現象﹐正說明瞭只有聽話的人才可能在中國的官場中有一席之地。那些法律﹑新聞﹑經濟和政治專業出身的人其實更適合做為國家的管理者﹐只不過他們和理工科出身的人相比較﹐尤其是和出身于清華﹐一個政治思想工作管得一向很緊的學校的學生相比較﹐恐怕顯得思想太活躍﹐不太聽話﹐讓黨不放心吧?﹗在我看來﹐那些清華出身的高官中﹐不乏無能和貪瀆之輩。如黃菊﹑李嘉庭等。其實他們如果踏踏實實搞學問﹐或許還能和他們的同學一樣給國家做點實實在在的貢獻。
現今的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吳邦國當年都是清華的學生﹐也做過清華的政治輔導員。雖然他們都在共產黨的官場中浸漬已久﹐但我仍希望他們能記得清華“厚德載物”的校訓。也希望他們能知道當年陳寅恪先生的名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你們真的愛你們的母校﹐那就請你們解除囚禁水木清華的枷鎖。請你們返還清華半個世紀前他所擁有的自由。沒有自由的空氣﹐清華將永遠無法躋身于世界一流大學之列。你們應該知道﹐你們可以封堵網絡字節的流動﹐但你們封不住思想的傳播。渴望自由和真相的心終將推倒網絡的“柏林牆”﹐那力量將會是摧枯拉朽式的。希望你們不要做這樣的蠢事了。你們對人民施加的壓力越大﹐你們承受的反作用力也就越大。你們也許暫時還能苦苦支撐﹐但當自由的洪峰到來之時﹐你們那千瘡百孔的大壩還能擋得住嗎﹖
不知水利專業出身的胡錦濤校友以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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