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4日訊】司馬璐先生和我父親同歲，都是坐八望九的老人了，但他們卻走過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五十多年前，作為中央政治大學的學生，我父親在台灣實習了一段時間，當時陳誠的國民黨省政府人手不夠，希望他留台工作，被他以「父母在不遠遊」的理由拒絕了。大陸即將變色前夕，我父親回到家鄉湖南。而後幾十年，戴著內控的「歷史反革命」帽子，為了一大家子的生存，他在政治高壓下戰慄地生活。

身為私生子，司馬璐先生說他的人生第一幕是個悲劇。但是，正因為他孤身一人，無牽無掛，才能在共產黨開始統治中國的時候，捷足先跑，跑出國門，在香港開創一番事業，成為著名的中共黨史專家。人們常說，經歷是最寶貴的財富，和我的父親那被壓抑的卑微一生相比，司馬璐先生具有傳奇性的有為人生，的確是非常的富有和精彩。

溫情懷念昔日同路人

曾經像賈寶玉一樣，在延安圖書館置身於「女兒國」，年輕的司馬璐，因而成為一些高干眼中的「假想情敵」，以致陷入冤獄，遭到刑求。而後，他看透中共本質，自動脫黨。作為「過來人」，今天已經垂垂已老的司馬璐，撰寫了這本研究中共早年歷史的著作 ——《中共歷史的見證》，以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披露了大量中共黨內生活的細節，揭露了中共從建黨起就開始黨內政治鬥爭的歷史真相。

在該書的引言中，司馬璐先生寫道：「我這一生中，一個特別的經歷是，我可能是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這位接觸過的國共兩黨上層人物，以及中國各黨派的知名人士，多得令人驚訝。因此有人認為，司馬璐這本書的價值，主要還是他作為一個黨史研究者對毛澤東、張國燾、周恩來、劉少奇、王明等大人物的分析。

但此書更打動我的，卻是司馬璐對一些早期共產黨人的懷念，他說：「我這個人的一生，有一種無可救藥的小資產階級感情，對於往日的朋友和同志，無論已逝的，活著的，我總是懷念著。」

懷著戀舊的溫情，司馬璐先生對昔日的同路人進行了人性化的描寫。無論對共產黨這個專制政權持多麼強烈的否定態度，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作為個人，早期的一些共產黨人是相當優秀的。忠實地描寫他們，把他們從「英雄」或者「共匪」的標籤下，還原為有血有肉、真實的個人，是這本書不可忽略的價值所在。

在司馬璐筆下，能講一口好俄文的滕代遠，為人謙虛，謹慎，細心；哲學家任白戈為人隨和，是個忠厚長者。喜歡擺龍門陣，還會做點泡菜給年輕人嘗嘗；參加過長征的紅小鬼胡耀邦熱情活潑；女生大隊長張琴秋堅強勇敢，後來在文革中跳樓自殺；被周恩來稱為「紅軍的眼睛」，主管軍事情報的曾希聖卻是「老虎脾氣，菩薩心腸」；儀表瀟灑的才子潘漢年，是給予司馬璐最多關懷的共產黨人，他甚至操心司馬璐咳嗽痰多的問題。……。

此外，還有在八十五歲之際，與司馬璐先生結成美好姻緣的的戈揚大姐，原《新觀察》主編、大陸著名自由派知識份子。戈揚在抗戰時直接為周恩來工作，在重慶遇上青梅竹馬的老鄉司馬璐。戈揚像其他左派朋友一樣，擔心居無定所的司馬璐營養不夠，常常把他帶進小館子裡「補一補」身子。

在司馬璐的回憶裡，值得他深情懷念的共產黨人還有不少，他們有的態度和藹，親切助人，有的執著地忠誠於理念，工作勤奮，克盡職守。司馬璐先生感慨地說：「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青年，的確有理想，有熱情，有獻身的精神，品質高貴，我對他們深表敬意。」

正因為如此，當司馬璐先生在香港觀察和研究中共歷史的變遷時，就不得不面對一個痛苦的問題：「為什麼我在延安時認為最好的領導，也是我一生中最早進入文化工作的引路者，一個個都逃不出挨整！是我命運中的不幸，影響了他們嗎？還是共產黨制度的本身，整人或被整是必然的嗎？」

考察歷史事件背後的因素

對於歷史傳記，英國著名史學家湯因比說過：不僅要寫出組成歷史的一連串歷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寫出形成這些歷史事件的歷史因素。當我們考察形成中共歷史事件的因素時，一個長期令人們不解的問題就產生了：既然早期共產黨內有那麼多優秀人士，為什麼他們不但沒能改變這個黨走向獨裁的命運，反而被這個黨吞噬了？

對於這個問題，司馬璐先生想到的答案是「共產黨制度本身的問題」。如果我們繼續追問：制度是人制訂的，為什麼那麼多具有優秀品質的早期共產黨人，卻沒能創造一個更為人性的制度？這就涉及到許多複雜而深刻的問題了。

首先是理論的力量。當那些早期共產黨人接受共產主義理論時，他們真誠地相信，這個主義將掃除一切私有制的罪惡，給他們帶來一個嶄新的世界。於是，這批理想主義者毅然投身其中。在司馬璐的書中，延安革命青年吃著小米飯、南瓜湯，甘之如飴。他們夜以繼日地勞動學習，如癡如醉地攻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組織上需要時，一批又一批地奔赴前線流血獻身。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個對早期共產黨人有著極大吸引力的主義，實際上是一套缺乏民主、宣傳暴力的理念。當掌權者把這一套理念，灌輸到追求生命意義的年輕人心裡，於是就造就了二十世紀最殘酷的暴君和人間地獄。

其次是組織的力量。哈維爾在曾經指出，專制「代表一種企圖，以少數冒充唯一科學真理的命題為基礎，按照單一的模式去組織全部生活，使之服從中央計劃，並受中央控制」。司馬璐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們，作為一個組織，共產黨對個人具有何等可怕的控制力。

在延安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接待的高文華，就給司馬璐上了一堂這樣的訓話課：「斯大林同志說：『我們共產黨員是特種材料做成的。』布爾什維克應該到一切最困難、最艱苦、最危險的崗位上去工作。一個共產黨員，在入黨以後，就像木料一樣的交給黨，黨今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黨明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當黨需要建築大廈的時候，你也可能變成棟樑，但是，如果黨需要造一個馬桶，那麼你也得嘗嘗臭氣……。」

不願成為被人隨意劈砍的木料，司馬璐選擇了逃之夭夭。但是，那些與他同喝延安水的年輕人，大都留在共產黨內做了「特種材料」，他們的理想從未兌現過，而他們的青春和生命，卻白白地為之獻祭掉了。

從這個角度看，司馬璐先生這本精彩感人的回憶錄，是獻給昔日共產黨人的一曲哀歌。這位和我父親一樣年邁也一樣熱愛生活的老人，這樣吟誦著他的悼詞：「中共建黨時的風流人物如今都已逝去，共產黨歷史上有多少光輝燦爛的故事，有多少無名烈士像流星像隕石，從天空疾駛而過，無聲無影地消失。南京雨花台的幽靈在憤怒，北京八寶山的幽靈人鬼不分，這是何等殘酷的歷史諷刺！」

──原載《開放》雜誌三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