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4日訊】“解放前”我是一名在校的大學生，那時我參加學生運動是個積極分子，認為學生運動是符合學生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可我既非國民黨也非共產黨。而且我也不知道這裡面存在那些鬥爭，只要我認為是對的好的，我就參加，我認為搞學生運動的人都是“進步的”，我就與他們接觸。後來我才知道國民黨的人與我接觸是懷疑我是共產黨，而共產黨的人則懷疑我是國民黨的“紅帽子”（那時地下黨把偽裝進步的國民黨特務叫紅帽子）
當北京一“解放”的時候，看到共產黨的軍隊紀律嚴明，並打出“為人民服務”的幌子，當時我的心真激動。為了“解放全中國”我毅然拋棄了學業，於1949年3月2日參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團”。
當時南下工作團是在社會上公開招考的，好像是2月22日考的試，而我就讀的大學要在3月2日遷回瀋陽，所以就把參加南下工作團的人集中起來搬到南工團去了。
3月8日發榜時，我已在南工團，發現我沒被錄取，也不知道為何。後來有人告訴了我，是有人寫了東西說你可能是“紅帽子”，這時就有好心人去給我找人，但誰都不承認是他寫的，就為這一句話，就害了我一輩子。
在部隊的時候：
因為檔案裡有這麼一份材料，所以在部隊的歷次運動中都少不了要挨批鬥，并逼著我交待問題。最後都是根據表現做的結論。
在部隊我25歲以前申請過三次入團，而每次都是支部大會通過而上邊不批。後來我就不申請了。心想連團部都不能入，入黨就談不上了，所以以後就沒有申請過了。
因為我工作一貫表現好，在我的歷史沒有下結論之前的1953年，那時我是在中南軍區第一文化速成中學教物理，我教的那班的物理成績最好，都是4分5分的，消滅了三分，當時中南軍區報社的記者來採訪我，拍了很多我講課的照片，有一張登在了五四三八的《戰士生活報》上。還有的登在了軍隊英模代表大會的紀念冊上，可那一年我只立了一個三等功，什麼也不是，若不是歷史問題我就立了二等功了。
在1954年初，因我要結婚，這時領導給我的歷史做了一個“預結”，即“根據該同志的一貫表現，沒有發現有問題。將來若查出問題由她自己負責”。
就這個結論我也是不能受到重用的。在55年廣東軍區轉業幹部訓練團時，我當班長，別的班長光出事，就我們班最好，因為轉業幹部的思想是很複雜的，我把她們組織起來：有的學文化準備考大學，有的跟廣東的同學粵語……各得其所，八月十五還組織了月光晚會。所以我們排長送我們的照片背後寫“送給我們最能幹的班長”。
在訓練團半年的時間，主要是整理每個要轉業的人的檔案，每個班抽2個參加。這些參加清理檔案的人都佩服我，都說我在歷史沒下結論以前還能立功。她們都同情我，而軍隊幹部處的人省委組織部的人也都非常同情我，可是沒有辦法。他們告訴我，象我這種人是不能受到重用的，他們都說我這個人心好，又有工作能力，可是就不能重用。
我在訓練團是有威信的，在我們分配時，我們班有一個人，她的原部隊在湛江，可這回卻把她分到了粵東專區，她知道後就哭得很厲害，於是我就找廣東軍區幹部部的人把她的檔案從粵東抽出來放到粵西的檔案中了。她後來考上了大學，在華南師大附中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老師。
轉業到南海縣：
分配到粵東專區的由我帶隊到佛山粵中地委組織部報到，一週後分配下各縣的都去了，只有佛山市與南海縣的，當時按照我的情況可以到一個中學去當校長的，但是沒能如願，就到南海縣政府文教科當了一名行政21級的科員。
一個和我一起轉到南海當人事科長的人建議提拔我當文化科長，當時由於我們的科長不同意，就沒有搞成。我想：我這種情況當官是沒有出路的，只能靠自己的本事。於是我就去找省委組織部分配我去南海的那個幹部科長，要他把我調到廣州來教書。這樣我就調到廣東省仲X農業學校教物理。這是1956年8月底。
在仲X農校期間
我到仲X以後，就想在教學上開展自己的事業。這個物理教材與我原來教的不一樣，所以備科課比較吃力，一學年後就好了。到了57年的夏天，就開始了“鳴放”。動員鳴放的政策是： “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者改之，無者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就相信了這一切，於是我就“鳴放”。
到58年的元月份就開始反右了，（大約在鳴放後四、五個月時間）。那時我都沒有想到會搞到我的頭上。因為校長對我都挺好的，後把我們的校長調走了，新來的是農業廳的處長，還帶了幾個人，就搞起來了。
我是最後搞的，原來動員鳴放時說的話就都不算數了，因為那時社會上已經開始反右了，那個農業廳的處長動員反右時說：仲X有右派，有些人和社會中的右派一唱一和，想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對於他們，我們一定要把他們揭發出來，批倒批臭。
整我的時候是把我在鳴放時提的意見拿出來批判的，首先就說我反對“肅反”運動，以具體來否定全面。在鳴放時我說：全國的肅反成績是主要的，而缺點錯誤是次要的。但是仲X卻說我說的是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是次要的；毛主席說的肅反的反革命的控制數是百分之五，並不是每個單位都是百分之五，有的單位多，有的單位少，沒有百分之五的也要搞出百分之五來，那是唯心的，我們單位沒有反革命，結果搞出了五個，並送去勞教。省裡的專案組的人說他們連一般的歷史問題都夠不上。把他們放回來了，全部工資都補發了，可是還是給他們宣傳錯了，誰都不敢接近他們。給我的劃右派的結論是：1、反對毛主席的肅反政策，說毛主席說肅反的控制數字是百分之五，那是唯心的。2、以仲X的肅反成績是次要的，而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來否定全國的肅反成績是主要而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
就這樣我就成了右派分子，受了降三級的處分，由21級降到了24級，下放省人委幹部農場勞動。
在白雲山的時候：
我勞動是很賣力的，所以評為一級勞力，糧食每月供應36斤，可是他們只給我28斤，這是我轉戶口時才知道的。
我在白雲山勞動時，趕過馬車，划過船（運肥料），挑擔有時挑兩百斤，種過水稻，種過菜，養過菜牛，養過雞，種過花生，當過炊事員，專打農藥，種過番薯，……等等，幾乎所有的農活我都幹過。
1961年11月摘了帽子後，回到了仲X農業學校。
在回到仲X的日子：
人雖然回到了仲X農業學校，但仍是“摘帽右派”，沒有給我安排工作，每天到學校的教學農場勞動，到1963年六月份，農業廳開辦全面的農業技術幹部培訓班，把我借去搞文書工作。班主任是農業廳的宣傳科長兼的，她基本不在那裡，主要由我來搞，到了年底培訓結束了，說要我留下，準備成立“農業技術幹部進修學院”，讓我在那裡搞籌備。那時我愛人就要我調到孝感，因他在孝感軍分區工作，於是我就拒絕了而準備調孝感。
到1964年初，我的檔案退回來了，孝感不接受，而這邊我已經拒絕了，我於是到中南局組織部區要求把我調到孝感。這樣我就調到了孝感。
在孝感的日子裡：
孝感本來是不接受我的，後來是不得已接受了我，結果把我安排在“孝感縣西湖公社肖祠大隊小學三年級”。這對我來說完全是個新課題，我完全不能適應，上課時課堂紀律很壞，我說沒有辦法，只能高聲說話。兩個月後，我的喉嚨就發不出聲來了，這是1964年9月。
後來我就當了管全校七個人伙食的司務長。這個小學連校長在內只有7個人，上課除了黑板和講台是學校的，其它都是學生自己帶的，到了教育界的最底層了，要想爬上去是很難的 。 到了1965年，23條下來後，說“不乾不淨的人”也可以參加四清工作隊。於65年9月我就參加了四清工作隊了。先在孝感城關搞，這段時間相安無事。到66年2月就到黃陂去搞四清了。那時我因開始懷孕，反應很厲害，一聞到老鄉做的菜味就嘔吐，有時我就去扯兩把野菜炒來吃，就這樣在工作隊整風時就把我拿出來批鬥：說我不能做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資產階級劣根性不改。
到了咸寧：
1966年5月6日，我調到了咸寧縣茶葉公司搞統計。此時四清工作隊已經進駐了茶葉公司。因為我剛到，還沒有觸及到我，等到5.16一過，地委書記，也就是四清工作隊的頭頭來了。進入文化大革命以後，形勢就開始緊張起來了。到了6月就準備向我開炮了。
大約是6月26日一早上起來，就看到了全公司的會議室、走廊裡所有的位置都貼滿了對我的大字報。我很奇怪，他們怎麼不通知我呢？原來在62年時我給毛主席寫了一封反映情況的信，退了回來，被裝進了我的檔案。他們根據這封信貼我的大字報。當時他們是把我當作“大老虎”來打的。說我把矛頭直接指向了毛主席，說毛主席 ，不了解情況，並反對“三面紅旗”，說我這封信也是萬言書……但我知道我這封信所寫的內容全是對的。他們說我寫的是萬言書。
到八月份我的妊娠反應太厲害了，不能吃飯與喝水，進去就吐。好像是八月一、二號，我就到武漢去了，進中醫院，住到八月二十八日就回來了。大約八月三十日的樣子，他們就抄了我的家，此時工作組已來了。那時抄家把所有的箱櫃都翻了個底朝上，按照他們的水平來認識什麼是“封、資、修”的東西。拿去了我所有的照片、紀念冊、日記、還有一部精裝的《紅樓夢》。在落實政策時，除照片還給我之外，其餘的直到現在也沒還給我。
到了九月份，我離生孩子還有一個月，因為我一點準備也沒有，片子沒有一塊，小衣服還沒有做，於是我想提前休息。頭一天交待完工作，就吐了一痰盂。第二天早上5點就發作了，我一直忍著想等到天亮別人起床後再說。誰知已經把床搞髒了。沒辦法，那時大兒子只有十一歲半，他爸出差了，我只有硬著頭皮去請會計（女的）扶我上醫院。因那時公司的人已都不理我了。
到醫院後，下午三點一刻才生。生孩子後就要吃，但什麼東西都沒有。因為那時醫院是不開伙食的，都是由家屬送飯。最簡單就是紅糖水泡麻花。可沒有紅糖，而那時的紅糖是月女子憑出生證新上的戶口才有，於是叫兒子去上戶口，可是剛生的沒有名字，她哥哥就給她起個名字叫小紅，上了戶口，買了糖回來。
產假期滿後，就沒有給我安排工作了，而是叫我當勤雜工。打掃衛生，清理廁所，倒尿桶，到大食堂（商業局）去打開水，提熱水，打掃廁所。後來大約十一月就叫我到東門茶葉倉庫去製茶了，到了67年元月份，就把我弄到柏敦去了，那是個公社，我在茶葉收購站，也是勤雜工，後來搞炊事員。
1967年九月，我到馬橋茶葉收購站去搞出納。到1968年全國掀起了“三反，粉碎”的浪潮，抓現行反革命，都到縣公司去開會。
在縣公司叫我交待“從歷史反革命到現行反革命”。這完全是莫須有的罪名，叫我怎麼交待？不交待就打，在批鬥我的胸前掛一塊松木的黑板，大約有20斤重，上面寫上“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老右派”彎腰90度，本來彎腰90度已經受不了了，還要挂上黑牌，這真是比挨打還難受，每次批鬥完，有半個小時直不起腰來，很疼。所以就落下了腰疼病。
因為我受不了他們對我的折磨，大約在6月20日，我就跑了，大約是凌晨三點鐘的樣子，原來他們是把我反鎖在房間裡的，這天剛好沒有鎖，我就想跑回馬橋。我覺得馬橋的基礎比較好，可以保護我，但我不敢走大路，而走小路到馬橋，此時已大天亮了，我就到衛生所，因為我下鄉時認識他們，他們害怕，就打電話問縣茶葉公司，結果茶葉叫公司來人和他們說，就把我押回到了公社，交給造反派處理。這時上來一些人就把我五花大綁，拳打腳踢，把涼鞋也打掉了，他們撿起涼鞋就打我的臉，把眼珠子都快打出來了，當時臉腫得很大，那個眼睛整個就看不見了。
端午節過後，大約6月28號，把我搞到了馬橋，要六中的學生押我游街，鬥我，約了各單位的人鬥我，每個上去發言的人都先打我，至少是要打幾個嘴巴子，當李啟富鬥我的時候，是拼命的打，地上流了一大灘血，批鬥完了，就排起隊伍上街了。給我做了一個兩尺高的高帽子，挂上牌（牌小些），上面寫著，“cc特務，老右派”，手拿一面鑼，邊走邊喊，我是cc特務，老右派，不喊就打，拳打腳踢。沒走多遠，就把我踢倒在地，由於掛了牌，手不能著地，我就起不來了，這樣那些學生就踢我，踢得我疼得透出不氣來。後來有一個人一把抓著我的頭發把我提起來了，就這樣一路走，一路打，到街上圍一圈人批鬥我，喊口號，我都沒有听進去。這時我渾身疼得沒辦法，連出氣都困難，後來都不知道是怎麼走回去的，連鞋掉了也不知道，到了茶葉站一下撲在他們給我準備的茶葉倉庫的墊茶包的枕木上，再也動不了了，（他們不讓回自己的房間，而租了兩條棉被，在茶葉倉庫裡用枕木搭起的只有一尺高的所謂床上）。晚上蚊子多得嚇人，沒有蚊帳，就這樣喂蚊子。
當晚茶葉站的陳滿香給我洗澡時，看到我的樣子說：嘖嘖，打得象花蛇，看不得。在旁邊還有站長孫書妖的女兒，她大聲說：毛主席說要文鬥，不要武鬥，你們不聽毛主席的。當時她爸就把她吼回去了。
大約過了個把星期，我的傷好了些，他們到馬橋來抓“現行反革命”，就要我交待現形反革命活動。我當時真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不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要我瞎編也編不出來呀。當時我就說沒有，他們就把我反綁著手吊在馬橋茶葉倉庫的樑上打，用竹竿打。放下來，再吊上去打，我實在受不了了，我就說我說，我就說你們叫我怎麼寫呀？他們說：某某已經交待了你們的有組織，你還不交待？這樣有了線索我就可以瞎編了，這次他們把我的兩個膀子全吊壞了，完全都抬不起來，連梳頭都夠不著。
68年4月份北京的妹妹出差路過，下車到我家（溫泉）看到小女兒沒人帶，就把她帶到北京去了，由我媽媽帶。
68年9月又回到柏敦燒火，69年中國新年在柏敦過的，不放我的假。中國新年剛過，就把我搞到縣裡去批鬥。
在69年2月2號下大雪。那一天批鬥我時，何安生用一根硬木的凳子腿把我的頭打開了，流了好多血，到醫院去縫了七針，住了一週醫院。這時把我留在縣公司肅忠字。
到三月份，我母親感到身體不好，就把女兒送回來了，這時我愛人已經下放“五七”幹校去了，女兒只有我來帶。這時我每天到東門倉庫去製茶（搞精製），把女兒就放在小時候帶她們的保姆那兒，晚上接回來，大約十一月份（也可能是十二月初）就去了馬橋。
在馬橋茶葉站燒火，有一天早晨徐心秋指著我對我女兒說：她是老黑，你打她，你罵她！當時我對女兒說：別聽他瞎說，不聽他的。中國新年後就到柏敦去燒火了。
大約正月十六過後一兩天，我母親病重，她不願火化，就讓我妹妹送到我這兒來了，我就在柏敦請個保姆服待我母親，她就把女兒帶到溫泉去了，這時我妹妹還在溫泉護理老人，她們（大妹，小妹）不能請太長時間假，過了半個月就回北京去了，她們走後，我請一週假回溫泉，發現完全依靠保姆是很困難的，當時母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我打電話續假，不允許，於是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自動又在家呆了一週，他們就扣我的工資，我就抗議不領，後來我的第二個妹妹來了，我就回柏敦了。（我母親是子宮癌，來這裡兩個多月，我母親就去世了，是5月30日）。那天下午兩點我妹妹打電話來說，母親去世了，茶葉站的人不告訴我，後來又來電話，才告訴我，班車已經沒有了，我從柏敦走回家已經晚上七點多鐘了。我愛人已經把母親入殮了。當時我就哭了，覺得沒有見母親最後一面。
到九月份把女兒送到了地區幼兒園全托，這時只剩兒子一個人在家，當時兒子只有十五歲，每週接妹妹回家，星期一早上送去，那真是兄妹兩相依為命。這時住在我們後面的小孩，一見到我兒子就罵，說他爸媽是壞人，他是黑五類。有一天，我兒子實在氣不過，就打了那小孩，這是我兒子第一次打人，也是最後一次，後來這小孩再也不罵了。
到了71年，他們內查外調已經搞完了，剛過完年就叫我到縣公司去結案，本來劃了一個老特務的框框，已經調查，找到了我所有的同學都說我是好的，是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的，而且是進步的。於是就在我的成份上下功夫，因為我說自己的家庭出身是職員，但他們不承認，是有職員這一種成份，首先到我老家遼寧省療陽縣大門子去調查，查不出來，就把七、八十歲的老人都集中到公社來談我家的情況，他們都不認識我父親，後來提起我的祖父，這才知道他有一個小兒子，一直在外，沒有回過家，問他有土地嗎？分家時是分了他，但不多，都是他的兄弟種了，也沒有回來收過租。（我的幾個伯父都是貧下中農）結果就搞了一張“放棄地主”的證明，拿到縣專案組，他們說這放棄地主就不是地主，不行，再調查。就又到北京市郵局去翻我父親的檔案。我父親填表時填的家庭出身是富農。而那時候是解放前三十年的情況，祖父早死了，家也分了幾十年了。早不存在了。定出身是解放前三年為準的。就給我定了第一條是：一貫隱瞞富農家庭出身。我當時就反對，我說那是解放前三十年，他們說這富農成份是北京郵政局開的，是有鉑鉑印的，這還有假，你能賴得了嗎？
第二條是：一直隱瞞父親當過軍閥講武堂的教官。當時我就莫名其妙，我父親是25歲在瀋陽考進的郵局，一直到死都是在郵局，怎麼會有這個事？我說我不知道。後來在82年我見到大哥時問他知不知道，他說父親在進郵局前，在張學良的岳母辦的小學裡當過一年的音樂、體育教員。那是吃的講武堂的空額。
第三條：我二哥在台灣是少將高參。我說我不知道，他們說他們知道。到79年與二哥聯繫上後，才知道他只是一名中學教員。
第四條：我不要共產黨，我要走自己的路，我說我沒有說過這句話，他們就把我的日記打開，在這句話的下面劃了紅杠。我說這上還有前面的話呢，我說的是解放前我的思想是既不要國民黨也不要共產黨，我要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現在。他們說那些不是我們所要的，就這是不是你寫的？當時我說這是我寫的，所以就簽了字了。到了五月二號宣布我划為右派，從新戴上右派帽子，開除公職；每月16元生活費，交賀勝茶場勞動。
在賀勝茶場：
什麼髒活累活都由我幹。沒有節假日，每年只有換季的時候才給我三天假（一般都是四月和十一月初）。任何人都可以罵我，就連三歲的小孩都可以罵我，經常是一大群小孩在我身後叫：王淑謙，屁股尖……。
一九七四年我兒子高中畢業了下放了，我愛人因為有外遇，受了處分下放到五七幹校，家裡只有七歲半的女兒。怎麼辦？於是就把女兒送去讓大妹妹帶她。七月的一天，由我兒子把她送到北京，大妹妹到北京去接到黑龍江。到75年冬（11月底）大妹說身體不好了，就把女兒托人帶到了北京小妹家裡。小妹就留她在京玩了幾天，過了元旦再回來。元旦那天跟她表哥表姐去公園玩，她一個人跑去爬桿，結果手沒有抓穩掉下來，把大腿摔斷了。到三月底出院了，小妹才敢寫信告訴我，要我去接她回來。這真是禍不單行，都讓我碰上了。這時女兒是拄著雙拐。
一九七六年的下半年，我就把女兒帶到賀勝，因農場有了子弟學校，我就可以輔導她。豈知老師同學都欺負她，平時一吵架就說你媽是右派，我女兒就跟我吵，你為什麼當右派。你要不是右派誰也不會欺負我。這一學期她的成績是上去了，可是我不能讓她受氣。所以下個學期就沒來了。因為我看到別人欺負她，我心裡難受。
在七五年終總結大會上，(我們不是職工，不能參加)場長吳公池說：“王淑謙是牛鬼蛇神，不然的話，特等勞動模範都歸她得”，這就是我在賀勝茶場的表現。
那時製茶是六個復乾機，一個烘乾機，2人是兩班倒。我這個班由我一個人開6個復乾機，一個烘乾機。做到“要大火有大火，要小火有小火”。所以出的茶又多質量又好。而接我那個班是兩個人燒火，經常是要大火時，火起不來，而要小火時又壓不下去，不是炒糊了，就是發酵了。造成了經常停機等火的現象。
我在賀勝時場長與書記對我還是挺好的，我要請假從來都是批准的，在群眾中也比較有威望，如有人說：“老王要告你的狀一定准，因為她師傅都聽她的”（製茶車間的領導）。其實就是在工作中的安排，他都是和我商量的。
1977年落實我文化大革命的政策，縣裡的人當時對我說，你不是沒有錯誤，那些材料都是有疤痕印的，這是改不了的，而是現在的政策好了，你要感謝黨。把我的嘴堵住了。我沒有感謝，我還要求把這些不實之詞都銷毀。並要求把我所有日記，紀念冊等都歸還給我，但是他們不給我，而且直到現在他們還不歸還給我。直到落實政策以後，填的表家庭出身，他們都給我填的是富農。他們不肯銷毀，而且直到現在咸寧市委的人還在說：“王淑謙一貫反黨，她有前科。”他們還說我有前科。
1979年3月份廣東那邊才來落實政策，恢復工資級別行政24級（中專教師10級）。從77年十月補發差額工資（即24級到21級的工資）。這時我就給地委組織部寫信，要求恢復工作。可是當時的幹部科長跑了好多單位，別人都不接受，說我23年沒有教學了，再好的老師都忘光了。他們卻沒有想到安排我幹別的工作。這說明我的落實政策還是不徹底的。最後到80年，我愛人已經是肺癌晚期，為了照顧他，地委組織部先把我調回溫泉掛起來。再找接受單位。後來技校同意接受我教電工學。而當我拿到介紹信時就想：我去了也不能上班，因為我要侍侯我愛人。後來我一想：只有與我愛人一個單位才行，就算是單位派人侍侯他，因此我就要求調到愛人同一單位。
這樣我就去找了建委主任要求調到愛人同一單位，當時建委主任說：你會搞設計嗎？我說不會，那你會搞概預算嗎？也不會，能搞施工嗎？不會。那建築公司沒有你幹的事啊？那怎麼安排。我說我可以搞職工教育，他說建築公司沒有開展職工教育。把所有的門都封死了，不肯接納我。最後我說：建築公司有沒有工會，他說沒有，我就說我當個工會幹事總可以吧？這樣他沒話講就勉強接受了我。
在建築公司：
我以一個職工的身份侍侯我愛人，那時我真是苦不堪言，剛落實政策愛人就得了這種病，於是我就想把他的病治好。81年到武漢腫瘤醫院去住院，回來又在溫泉住院，都是我陪著。到了82年春有一天站起來去給人開門，一轉身就倒地上不會動了，這時我愛人剛好睡在家裡，看到我這樣，他急壞了，馬上由醫務室送醫院搶救，冠心病發作。這時听說練功可以治癌，於是我出院三天就和我愛人去了北京。到了北京一下地鐵我就胸悶出不來氣了，我大妹是醫生拿著我的脈叫我不要動，到家我就躺下了，當時我完全沒有想自己，而是為了給愛人治病，在北京學了氣功，我愛人的效果不大，而我的效果就很明顯，冠心病得到了控制。沒有過多久他的病情惡化了，在腫瘤醫院做了化療，回來在咸寧地區醫院住院，此時他已經不能下地了。中國新年後就大小便失控了，沒有了小便，我一個人就侍侯不了，於是公司又派人侍侯，到82年4月21日他就去世了。公司開會從來都到不齊，只有他開的追悼會到的人最齊。我與愛人結婚27年在一起生活不到三年，只有九百多天。（把所有的節假日加在一起）那時我想，都是因我遭不幸，他才沒有機會回老家去看看，所以死後我一定要把他送回老家去。
我愛人去世以後把他的骨灰送回老家安葬後就回來上班了，那是1982年5月份。
在工會工作期間：
我首先建立了所有的職工檔案，調查研究，為職工排憂解難，而且對病殘工傷職工進行家訪（不住公司的）。當了解到有一職工是工傷，生活不能自理，而沒有給他發一個五級工的護理費時，就叫他兒子，共同寫了一個申請報告，給解決了，當時的領導還說我多管閑事。
到82年底，公司準備83年的工作計劃時，我提出來要開展職工教育，要搞現代化，沒有知識不行。這時領導就說：不行，過去經理掛帥都沒有搞起來，你怎麼搞得起來。我就說在這方面他搞不起來，我就能搞起來。領導說你要搞起來到年終給你五百元獎金。於是83年我不但搞起來了，還畢業了兩期初中文化補課班，還開展了高中文化補課。送出去了四個上中專的，一個上大專的（都是考取的）。可是到年終時，一分錢的獎金也沒有看到。後來又辦了兩期初中文化補課，還辦了一期工長培訓班，建築公司負責一點的人幾乎都是我的學生。到86年我60歲時才退下來。
我的工資級別是1953年元月份在部隊定的正排級，轉業到地方就套成行政21級，到58年划右派降了三級，變成行政24級，到71年開除公職只發16元生活費，到77年10月恢復行政21級，在普調時不承認我是大學生，（因我上大學不足2年）而沒有加級，是按行政21級套成20級的。後來在建築公司幾次調級都沒有讓我調級。到1988年評職稱時，文件上規定補發的畢業證書有效（我是85年由我原學校給我補發了本科大學畢業證書）這是一，另外解放前參加工作的不考英語。象我這種有文憑、不考英語就是高級職稱。可是建築公司不給我申報，我去找經委（建築公司屬經委管），經委說還要考英語，這是敲門磚。結果別人參加英語學習都是公費，唯獨我是自費，因為我是自己要考，而不是單位要你考，我是開學去三天，結束去三天。在那個學習班我的年齡最大，但是英語基礎卻是最好的（講課老師說的）。最後英語考試時，我考了92分。
最後經委系統評職稱時，小耿（政工科長）說：此人上大學時間不夠兩年，而幹這個工作的時間不夠15年（把劃為右派的時間完全不算）。大家看一看，能不能評高級職稱？沒有人發言[這是科幹局參加旁聽的小孟說的]。後來我問小耿為什麼不給我高級職稱？他說不是他不給，而是評委不評我。為此事我去找科干局王局長，她說：你是當然高級職稱，但你歸經委管，不歸我管，如果是在我管轄的范圍內，下邊不評你，我送都要送你個高級職稱。因為這是有政策杠杆的。後來我找過他們幾回，都沒有解決，也就不找了。所以我是以一個既無職務，又無職稱的一般幹部離休的。
我這一輩子就這麼完了嗎？我不甘心，可是我想還要幹一番事業，但是力不從心，渾身是病，什麼也幹不了。我在賀勝茶場的時候就經常發作心絞疼，但自己卻不知道是心臟病，還以為是膽有問題（因我是膽囊結石手術了）而疼，後來回到溫泉時，有一天吃飯就發作了心絞疼，送醫院搶救才檢查出來是冠心病。同時經常頭暈，後來才知道是高血壓，因為我是低壓偏高，再有更嚴重的就是腰肌勞損與肩周炎。在賀勝茶場勞動時我不能幹彎腰的活，如插秧、割谷、割麥子，點豆子，點花生，栽油菜……只能挑擔，和開荒。還有鼻竇炎，已發展到鼻臭頭疼。慢性結腸炎已經到了大便無法控制的地步……
1993年溫泉地震，我到北京去躲地震，碰上法輪功李老師辦班。我妹妹給我買了張票，當我看到老師時，就覺得這個人好像在什麼地方見到過。當一聽到他講課時，心想這才是我要的氣功，這才是真正的唯物主義。就這樣我那一身的病都沒有了。是法輪功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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