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3日訊】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在不久前的全國人大政協兩會上披露：２００４年中國各省區市上報的全年ＧＤＰ——國內生產總值匯總資料，與國家統計局公佈的ＧＤＰ增速相比，高出３．９個百分點，總量差距高達２６５８２億元。而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字，去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１３．６５萬億元，比上年增長９．５％。共和國的統計資料有“偏差”那是人所共知的“秘密”，但在中國國家統計局一把手在兩會上自報家醜透露出的總量超過2．6萬億元的GDP水份，還是讓人感到不小的驚訝。本人曾經翻閱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第一傳媒《人民日報》的部分內容，那是一個中國意識形態晴雨錶，當時的社會作用較之現在的中央電視臺有過之而無不及。畝產萬斤大躍進大饑荒的那個瘋狂年代所報出的統計資料偏差就遠不是如今的2.6萬億GDP所能比擬的了。

1958年在上一年大規模的反右鬥爭後，開始了大躍進的一年，為了體現黨領導的絕對正確性，當最上層在毫無監督毫無顧忌情況下好大喜功的時候，上欲取之下必與之，各地方政府紛紛大放衛星，（筆者注：那個年代中國意識形態宣傳的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就是老大哥蘇聯的衛星上天，所以在工農業領域一但有什麼驚人的業績都會被稱為“放衛星”，與“大躍進”一樣“放衛星”如今都成了吹牛皮的代名詞，但在那個年代都是不折不扣的光榮詞語。）其中農業方面尤為厲害，1957年全國糧食平均畝產只有196斤，畝產千斤以上那時的中國第一傳媒《人民日報》都會予以重點報導，時間越往後試驗田的畝產越高，從58年的上半年早稻開割到下半年晚稻的收穫，從畝產千斤開始幾千斤、上萬斤、幾萬斤的試驗田都出現過，最高畝產“記錄”由廣西環江縣創造，畝產大麥十三萬斤，這恐怕也是有史以來的糧食單產“世界紀錄”。每一次有高產衛星的發出，為了驗證“真實性”，《人民日報》的報導都會特意強調有本級及上級黨委領導在場，也有農業專家當場監督。

在此背景下，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全國各地向中央上報的糧食產量超過一萬億斤（五億噸），而國家統計局公佈的1957年的糧食產量是3700億斤，最後大會“定下”的1958年糧食產量是7500億斤，目的是比上一年翻一番再多一點，其他工農產品也是按照這一原則定下的當年產量，如：1957年鋼產量是535萬噸，大會確定1958年鋼產量1100萬噸。應該說1958年除了個別地方有些自然災害外（如河北省有持續百天的旱災）基本上是風調雨順的一年，糧食是大豐收了，但在沒有什麼新的高精尖科技情況下，糧食產量無論如何是不會翻番的，更不會以數倍的高速增長的，畝產十幾萬斤糧食也只能是天方夜談，這應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可這種荒唐事偏偏就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出現了。1959年1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社論《迎接新的更偉大的勝利》中說：“根據預計（中國）在工業戰線上，鋼的產量將達到一千一百萬噸左右，比1957年增加一倍以上。……在農業戰線上，糧食將達到7500億斤左右，比1957年增加一倍以上。棉花將達到六千七百萬擔左右，比1957年增加一倍以上。油料增長50%左右。”同日，《人民日報》三版發表時任農業部長廖魯言的文章《一九五九年農業戰線的任務》，“（1958年）糧食作物的畝產量，按播種面積計算，包括薯類在內，平均由1957年的二百零四斤提高到四百斤以上。薯類除外，平均由一百九十六斤提高到三百五十斤以上，都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一倍左右。棉花畝產量，由三十八斤提高到七十五斤，也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一倍。”1959年4月18日、19日分別開幕的全國政協三屆首次會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屆首次會議上周恩來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上也確認了由黨中央制定好了的之前一年大躍進工農業的統計數字，並且公佈1959年計畫規定鋼產量為1800萬噸，糧食產量為10500億斤。（筆者注：就是大量使用化肥農藥，科技遠比那時進步的多的今天中國也沒有實現糧食總產量超萬億斤，2004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9100億斤。）

我們現在知道的廬山會議是彭德懷為民請命向毛澤東上萬言書，最終因言得罪。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先後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7月2日至8月1日) 和八屆八中全會(8月2日至16日)。 但中共官方卻一直沒有公佈彭德懷以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已經倒臺的事實，是不是當權者們也知道“彭集團”是為民請命才倒的，公佈出去於黨的形象不利啊？具體原因恐怕是只有已經作古了的決策者們才能知道。只是在 9月1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一個豆腐塊大小的地方登出由劉少奇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的決定，任命林彪兼任國防部長，免去彭德懷兼任的國防部長的職務和黃克誠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當時的彭德懷對外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等党和政府的職務，在“吳家花園”恐怕只能算是“軟禁”，但這些局外人普通老百姓是無法知道詳情的，還只當他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人們也只能通過他不再公開報導中露面猜測他如何如何。直到八年後的1967年毛澤東為了已經發動起來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才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1959年黨中央通過的《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在廬山會議後對1958年農業統計資料進行的大幅修，改並公開公佈了修改情況， 1959年8月27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中共中央八屆六中會議公報》（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通過），以及中國共產黨八屆六中全會《關於開展增產節約的運動的決議》，2版刊登《國家統計局關於修訂1958年農業統計數字的公報》，“（1958年）糧食總產量五千億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三十五。棉花總產量四千二百萬擔，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二十八。（其他農產品也做了相應的修訂，此處從略）。由於以上農產品的產量修訂，一九五八年的農業總產值修訂為六百七十一億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五。這樣，一九五八年的工農業總產值應為一千八百四十一億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四十八。”8月29日《人民日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體會議上作《關於調整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和進一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報告》，其中計畫將糧食產量改為比1958年增長百分之十，力爭達到5500億斤。

1959年農業生產確實遇到了“災害”，也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中唯一一年有點“災害”的一年，主要是中部糧食主產區夏天百日未下雨造成的大旱。要說明的是，59年的自然災害遠沒有超過1954年黃河發大水所造成災害，60、61兩年只有地方小災並沒有大的自然災害，59年—61年所造成的“人禍”卻遠不是歷史上任何一個大災年所能比的。而在1959年修改了統計資料後，“放衛星”的情況在意識形態宣傳中幾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英雄的各地人民如何如何在黨的正確領導戰勝大旱的新聞報導，而且《人民日報》在報導各省的糧食產量時不再神乎其神了，但各地黨委和政府還是在強調糧食產量比上一年略有增加，至於具體產量多少比上年增加了多少報導都是語焉不詳。最有代表性的是關於河南的一篇報導說，解放前的1942年河南大旱餓死了三百多萬人，如今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同樣的大旱卻能取得這麼大的成果。1960年3月31日《人民日報》頭版報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屆二次會議開幕》，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作《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報告中說：“1959年糧食計畫達到五千億斤左右，實際達到五千四百零一億斤”“計畫1960年糧食產量比1959年增長10%左右。”（筆者注：當年周恩來沒有作按慣例的《政府工作報告》，公開公佈的糧食產量最“權威”的是李富春的這個報告中所列的統計數字。）這裏面李富春代表黨中央玩了一個文字遊戲，本來在1959年制定當年的國家計畫時，糧食計畫產量比上一年增產10%達到5500億斤，而在1960年的統計中，糧食總產量是5401億斤，離計畫還差那麼一點，考慮確實存在的中原各省糧食主產區百日沒下雨的大旱，真要是產那麼多糧，本也說的過去，但黨的面子不能丟計畫不能不完成，“計畫5500億斤”就被改成了“計畫5000億斤左右”。

1958年中國糧食總產量由7500億斤削去三分之一變成了5000億斤，1959年糧食總產量5401億斤這些經過修改的數字都不是最後的統計資料，現在《國家統計年鑒》公佈的那幾年糧食總產量是：1958年4000億斤（兩億噸）、1959年3400億斤（1.7億噸）、1960年2600億斤（1.3億噸），但這些卻在普通國人能看到的《人民日報》上卻蹤跡全無，我們又如何去相信反復修改的最後結論資料能是真實的呢？而1961、62兩年的《人民日報》關於農業的新聞報導明顯大幅的放低了調門，1961年全國的兩會在沒有任何解釋原因的情況下取消了。在共和國歷史上較為重要的1962年七千人大會也是在《人民日報》上沒有出現一個字的報導，就是在推卸責任的前提下有一點“罪己”意思的大會，也只能是在縣以上幹部中傳達，所謂的檢討誠意可見一斑，造成那麼大的人禍卻只能向與會的七千人檢討而水深火熱之中的普通百姓卻沒有任何知情權。1962年的全國人大政協會議也只是在《人民日報》有開幕和閉幕的簡單報導，當年和前一兩年的任何統計資料，哪位大人作了什麼報告，分組討論狀況如何擁護大會報告和向黨中央彙報各地上一年的成果，以及大會所作的決議等等都沒在《人民日報》上出現，這與從前尤其是59、60年兩會時《人民日報》的高調報導形成鮮明對比，當時的黨和政府已經拿不出什麼漂亮的統計資料了，糧食產量大幅下滑，為了保持穩定和政權的“合法性”只有利用手中的權利不把事實情況告訴普通百姓，只在很小的範圍內讓不多的人知道實際情況。而更為重要的是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到底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卻沒有人去統計，以至後人要想研究那段歷史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只能靠其他方法去估計了，而準確數字卻永遠也無法得到了。

歷史教訓是極其慘痛的，遠憂近患無非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關係性質上都是一樣的，中國統計數字經常失真由歷史和現實的多種原因造成的。說到歷史原因，中國與西方傳統文化最大的區別是感性和理性的差別，像祖沖之計算圓周率那樣的理性成就實在太少了，現代社會極其理性的統計學由西方傳入中國，慣於感性的國人對其重要性的認識顯然不如西方人那麼強烈。但對於統計的不實更為主要的是現實原因，非民選政府用它來粉飾領導的絕對正確性，黨利用無限的權利領導著這個國家的一切，統計報表也就成了當權者手中的一張任意打出的牌，張顯著一貫正確思維下的太平盛世，開動控制的意識形態機器宣傳著做出來的漂亮資料，就像將一個不太美麗的臉蛋經過整容再展示給國內外的人們，一但要是整容整出了什麼不太盛世的醜陋臉旁，他又會不讓世人見其真面目。統計資料對於地方政府的官員們同樣有著重要意義，還是前面曾經提到的那句話“上欲取之，下必與之”，官員升遷的權利不在民而在上級組織，統計資料是考核官員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指標之一，而且做資料對於官員來說不會有任何政治風險，大不了是“錯了就改，改了再錯”，在中國大陸從沒有哪個官員因為統計資料不實而承擔什麼責任。人們經常會在中國的媒體上聽到或看到這樣的新聞報導：“某地的某項指標在某個時段一舉扭轉了數年的下滑局面，又出現了大幅增長……。”下滑那幾年是不會出現在大眾傳媒上的，實在沒有什麼拿的出手的漂亮資料，還可以利用手中宣傳機器煽動一些民族主義情緒什麼的，轉移國內的矛盾，1962年就是這麼幹的，《人民日報》成天報導“中國人民抗議美國姥滾出古巴”，如果不是日後歷史真相大白，還真不知道那是因為“導彈危機”引起的摩擦，而當成美國姥亡社會主義之心不死的無端挑釁，因為《人民日報》只能刊登中國人民對美帝國主義的抗議，而不會登出那次危機對社會主義不太有利的起因。

其實解決統計資料不實的辦法也不難，一是透明二是使更多的相關人的利益與統計資料掛起鉤來使更多的與之相關人士自覺自願的將其監督起來。政府宏觀的統計資料是由眾多企事業單位組成，通過立法把企業統計數字與本企業員工的工資增長聯繫起來，不管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應該適用。把企業每年利潤增長的一個固定比例做為下一年員工工資增長的依據，企業員工肯定會自覺參與到企業管理中去，而政府巨集關的統計資料也作為公務員加薪的依據，把每年財政收入增長的一個固定比例來為公務員加薪，使公務員加薪有一個量化的標準。當然這麼做也有可能產生新的問題，如國有企業借機虛增利潤給職工以好處使國有資產變相流失，政府相關人員虛高財政收入“非法”提高公務員薪金，但筆者相信，只要是相關的監督管理機制跟的上並在透明的前提下，出現的問題應該能夠得到解決。在黨領導下要解決統計資料這一頑症的可能性實在是微乎其微。

中國前任總理朱鎔基在為中國最高會計學府的題詞竟然是“不做假帳”，可以想像中國會計行業假到了什麼地步。“不做假帳”竟成了最高指示，也從另一個方面看出會計業做假之猖獗，仔細想想現在的中國社會又有哪個行業做假不瘋狂呢？統計與會計也算是相關行業，大躍進時候的糧食產量和如今的2.6萬億GDP中央和地方的差距只不過是冰山一角，國人在強權下早已經麻木不仁見怪不怪了。倒是要提醒某些外國的某些政府和官員，可不要以西方現代化社會的思維看待中國包括統計資料在內的一切“中國特色現象”，表面連續二十多年高速增長統計資料只能說是“障眼法”，太平盛世的背後到處都是隱藏著的都是危機。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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