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3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申華採訪報導)「中國現在的官民比例達到1:26,比西漢時高出了306倍,比清朝末期高出35倍。即使是改革開放初期也只有1:67」。這是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在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上擺出的數字。
他還說,1979年中國在編的幹部大約是280萬人,現在吃財政飯的總人數已高達4500多萬人。任玉嶺說,如此高的官民比例是史無前例,並呼籲應該再次精簡官員。其實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多次精簡機構,但總是越減越多。下面是中國獨立分析人士楊天水和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政治學教授孫雁一起來分析一下原因、後果以及出路。
問:楊天水先生,您怎麼看待這個數字?
楊天水:這個數字的比例已經超過中國歷朝歷代、任何時代的官民比例。它也是共產主義體制,必定當中的一種。
問:您覺得這是共產體制造成的?
楊天水:對。那麼這種官本位體制又有歷史的原因,因為它這種體制高度的集權化,它要攏斷社會所有領域的管理或控制,它只有靠加大它的機制,增加它的人員,來進行統治。
問:孫雁女士您看呢?你覺得這麼高的官民比例,是不是體制造成的呢?
孫雁:我覺得這有點兒不太正常,照您剛才說的這個比例,比改革初期還要高,呈反常的現象。因為改革以來主要就是打破計劃經濟,到現在基本上計劃經濟都沒有了,計劃經濟都沒有了的話,官民比例應該大大縮小,所以它增加的話,我覺得有點兒奇怪,這裡面一定有原因。一個就是算法,算法到底怎麼算來的,我不知道;第二個,有不少的證據,就是越落後的地區,偏遠地區,越有官民比例膨脹的勢頭。它那個原因就是在比較發達的城市,誰願意當官啊,他願意下海,
私營企業更有前途;但是在落後地區錢源都比較少,所以呢,他經常就要通過吃財政飯,才能夠有一個穩定的收入。特別是有的像寧夏、青海,這些落後地區,把他們的小孩子、三親六戚,有的四歲、五歲的小孩子,都加成國家工作人員,這樣他們就有固定的來源。
問:這個報導上也沒有說吃財政飯總人數高達4500多萬人,這個數字是包括些什麼人,是怎麼來的?但是它說,中國僅縣和縣以下由農民養活的黨政幹部,目前就高達1300多萬人,就是說很大一部分還是基層幹部。那麼楊天水先生,通過您的經歷,您是不是感覺到基層幹部的人數是不是非常的龐大?
楊天水:我個人的感覺,還有很多國民,很多朋友的感覺:共產黨的這種官僚體系,的確是結構臃腫,人員龐雜。大概有兩種原因:第一種就是「體制推動」,還有一種就是孫雁女士剛才所講的「利益推動」。因為在官本位社會,一個人做官了,他的利益就會有很好的保障,他不用付出很多,他就可以有很好的收入、很好的人際關係;除了他的工資收入之外,他還有很多灰色收入,包括貪汙、受賄、辦事的便利呀……等等。
問:楊天水先生,您有沒有接觸到在農村裡啊、鄉政府啊、鎮政府啊,規模很大的這種情況?我聽說,像一個鎮政府的工作人員就達二百多人的事情是常見的,是不是?
楊天水:對,以前也聽說過,我也聽說過一些鎮政府有好幾十甚至上百這樣的辦事人員,這些機構或人員都變成了中國公民的一種負擔,因為他們是由納稅人養活。
問:孫雁女士,現在咱們先不談這個人數的問題,中國官員的人數龐大,這是毫無疑問的。那麼官員人數龐大,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孫雁:首先一個就是「濫用權力」,因為人越多嘛,用權力,用所謂實權的機會就越多;一個就是「造成很大的財政負擔」,對基層來說;還有一個就是「效率低下」,因為人一多,越拉拉扯扯。
問:楊先生,您覺得官民比例如此之大,對中國的整個體制會帶來什麼樣不好的後果?
楊天水:它有這樣的惡果,任何一個組織,它的管理跨度,應該保持一種適度,如果它的管理跨度太大,就是它的管理部門很多,它的管理人員很多,最後,第一點,它會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比如說兩個人能處理完的,它可能要經過幾十個部門,幾十個印章,幾十次討論,這樣反而降低了效率。第二個後果就是增加人民的負擔,因為這麼多的人,他作為官僚機構的成員,他自己不從事生產,他的工資來源要倚靠於財政,而財政的來源是人民的納稅!
問:我們知道,至少是改革開放以後,搞過好幾次精簡官僚機構,似乎每次越精簡人數越多。孫雁女士,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孫雁:如果只是落後偏遠地區,或者是基層縣以下的話,主要就是一個腐敗問題,還是一個天高皇帝遠的問題。它長遠的解決辦法,就是多發展偏遠地區、落後地區的經濟。社會上的機會多了以後,我想官場的那種機會,對他們來說就不會那麼吸引人了。
問:楊天水先生,您覺得如果把更多的權力給老百姓,也就是說由老百姓參與到這個官員的提拔、選拔這個過程中,會不會有助於這個問題的解決呢?
楊天水:我覺得這是根本的辦法。為什麼會越改機構越多,越改官員越多?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國的人民,包括官僚機構裡面各級的下級,手中沒有制衡的權力。如果說,權力到達人民的手裡,人民不會同意支付那麼多納稅,去養活那麼多降低效率的官員。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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