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2日訊】
——兩種不同的冷戰思維

自前蘇聯和東歐劇變以來，中國政府把美國在全世界推行自由、民主、人權的所有作爲，一概指責成是在推行“霸權”和堅持“冷戰思維”的表現。今年以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在論及美、日關於維護亞太地區安全的聯合聲明和美國反對歐盟解除對華軍售時，又多次使用了冷戰思維的說法。在剛剛結束的“人代會”上，外交部長李肇星再一次重復了這一說法。中國政府使用這一說法的前提是將“冷戰”定義成已經早已結束了的一個荒謬的時代，“冷戰思維”則是早已過時了的荒謬思維，否則中國政府的指責就毫無意義。然而在冷戰中，敵對的雙方是以意識形態來劃分的。兩種意識形態代表了兩種思維。一方的思維是要把共産專制勢力推向全世界。另一方的思維是要捍衛自由，剷除專制。其結果是自由戰勝了專制，人類從核陰影下走了出來。歷史的經驗告訴人們，一定要堅持“自由”的“冷戰思維”，對專制不能有絲毫的妥協。而對“專制”的“冷戰思維”給人類造成的空前災難，必須有充分的認識。對那些依然堅持“專制冷戰思維”的獨裁政權決不姑息。美國的大中東民主戰略思維、在全世界推行民主、自由、人權的思維，正是堅持了自由的“冷戰思維”。中國政府對“冷戰思維”的指責，正反映了他們仍然固守著專制的“冷戰思維”，並表示了他們所代表的專制勢力對自由陣營的壯大所感到的恐懼。面對中共專制政權的指責，自由陣營的最好回答就是——除惡務盡，將冷戰進行到底！

——現代史是由自由與專制的鬥爭主導的

上個世紀前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從表面上看，主要是由早發達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所引發的，這似乎印證了馬克思的歷史觀和列寧關於帝國主義就意味著戰爭的論斷。但從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高度來觀察便可清晰地看到自由和專制的鬥爭始終貫穿其中。雖然兩次大戰交戰雙方的陣營並不是嚴格按照國家的民主自由程度來劃分的，戰爭也主要由民族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所引發。但首先選擇用武力解決國家之間爭端的，都是有實力發動戰爭國家中自由程度最低的國家。如一戰時的奧、德和二戰時的德、意、日。而被迫參戰的一方卻是以英、法、美等已牢固建立民主制度的國家爲主。其中美國是參戰國家中民主自由程度最高，涉及自身的領土、資源、市場等國家利益最少，卻對戰勝這些最專制魔鬼，取得戰爭勝利貢獻最大的國家。

美國的先民們是爲了追求自由而來到荒漠的北美洲的，雖然在美國歷史中也曾有過醜陋的奴隸制和種族歧視，而自由卻始終是美國建國的根本和價值觀的核心，正因爲如此，美國才能自主地走出奴隸制和種族歧視的陰影，使自由的陽光普照北美大地。由布爾什維克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是以階級仇恨爲基礎的，從一開始就注定會是一個專制獨裁的殘暴政權。人民爲了爭取自由，在反抗老的壓迫者的過程中，無意識的把更多的自由交給了新的壓迫者。二戰後，以美蘇爲代表的兩大陣營之間的對抗，雖然也能從民族、歷史、地緣、國家利益、意識形態諸方面分析其原因，但其最本質的原因則是自由與專制的天然對立，兩大陣營之間以冷戰的方式進行的較量，從根本上說是自由與專制的較量。如果說冷戰前自由與專制的矛盾被錯綜複雜的歷史、地緣、民族等因素所掩蓋不易看清的話，在冷戰中這一矛盾則起著清晰可辨的主導作用。

首先，在冷戰中對立的雙方是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爲標誌來劃分的。以美國爲核心的西方陣營都是建立了牢固的民主制度，以自由爲核心價值觀的國家。以前蘇聯爲首的東方陣營則都是實行一党專政、領袖獨裁的國家。西方陣營中各國的政治制度設計雖不盡相同，但都有民主代議、分權制衡、司法獨立、充分的言論自由、對少數意見者的保護等這些基本因素。反觀東方陣營雖然也都有類似民主國家的制度外殼，但各國的執政黨卻無一例外的淩駕於國家之上，最終都形成了党的領袖個人獨裁或領袖集體獨裁的體制。

冷戰初期，共産勢力在亞洲的成功擴張並與世界範圍的民族解放運動結盟， 加之蘇聯迅速的核武裝，東方集團取得了一定優勢，保持著進攻的式態。甚至利用古巴革命將觸角伸到了美國的家門口 。爲了遏制共産勢力的擴張，美國除了努力鞏固與自由國家的政治、軍事同盟關係外，盡可能地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其中也包括一些不以美國爲敵的專制國家，如巴列維時期的伊朗和南美的一些軍事獨裁政權等。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一種無奈但又是必須的選擇。而左棍們總是以此爲證據來說明美國的自由是多麽虛僞。此一說法至今仍大有市場。蘇聯垮臺後，美國馬上把矛頭對準了其他形形色色的二流獨裁政權，美國用行動有力的駁斥了左派們有關美國虛僞的說法。其實，即便是這些實行各式各樣專制制度的西方陣營在冷戰時期的准盟國，其國民所享有自由的程度，也都普遍高於共産專制國家的人民。起碼在經濟生活領域有著高得多的自由度。就如儲安平比較國民黨和共產黨時所說的那樣：“自由，一個是多少的問題，另一個則是有沒有的問題。”。即便是今天，美國的實力也沒達到可以和所有專制政權同時對立的程度。在打擊的目標上依然會有輕重緩急的區別，邪惡軸心的說法正是這一區別的結果。

在冷戰中，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的遏制政策逐漸顯現出成效。70年代共産勢力還在南越取得進展，80年代則在阿富汗遭到了徹底的失敗。以雷根總統提出“星球大戰”爲標誌，西方陣營在這場冷戰中已取得了明顯的優勢。但最終導致共産勢力大潰敗的主要原因卻並非來自外部的圍堵，而是共産制度本身的致命缺欠所決定的。人是天生向往自由的生物，只有在充分自由的狀態下，人的創造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

而共産集權制度是人類歷史上除奴隸制度以外剝奪人民自由最徹底的制度。它極大地阻礙了人們才智的發展，使社會逐漸喪失了創造力，導致社會發展失去了動力。而民主制度是有史以來，使社會成員享有最充分自由的一種制度。它保證了西方陣營在經濟發展、文化進步和科學技術的創新上始終保持著優勢。兩種制度的優劣從戰後東、西德和南、北朝鮮在發展中産生的巨大差距上得到了最好的證明。國民黨在臺灣也曾長期實行權威統治，但社會的自由度卻高於大陸。就是這多出的這一點點自由，竟使得臺灣把大陸遠遠的甩到了後面。大陸自毛澤東死後所發生的變化也說明了自由是多麽重要，鄧小平僅在在經濟方面給了人民一些自由，中國就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由此可以看出：自由，不但是生命個體的本能需要，也是社會發展所不可或缺的。正是因爲崇倡和擁有自由才導致了西方陣營在冷戰中的勝利，而東方陣營的失敗則正是因爲蔑視和缺少自由所致。

——狹義冷戰和廣義冷戰

中國和西方近代史學界都把前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民主化看作冷戰時代的終結，並都已將“冷戰時代”納入了歷史研究的範疇，因此才有了“後冷戰時期”的說法。然而客觀考察國際關係的現實，人們不難發現主導冷戰時代世界格局的主要因素雖然有所削弱卻並未消失，而且依然在當前國際關係的架構中起著支配性的作用。

目前世界範圍的冷戰史研究都是以二戰後的蘇美關係爲核心而展開的。由於冷戰中兩大對抗集團的國家級機密的紛紛解密，爲學者們提供了浩如煙海的史料和大量的可供研究的課題。在方興未艾的冷戰史研究熱潮中，多數學者是以地緣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的種種理論爲指導進行各自的研究的。研究的重心則是由美國主導的北約和蘇聯主導的華約在歐洲對抗形勢的形成和變化，而中蘇關係和中美關係則處於從屬地位。筆者以爲在核均勢下，以意識形態劃分的北約和華約兩大集團之間的對抗爲內容的冷戰，僅是狹義上的冷戰 。以此爲研究範圍的冷戰史學，應當稱其爲狹義冷戰史學。由於前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國家民主化，狹義下的冷戰已隨之結束。但世界並未進入亨廷頓所預言的文明衝突時代。主導世界衝突的主因依然是自由和專制的對立。冷戰時期對立的雙方同屬大基督教文化圈就說明自由和專制的對立遠大于文化上的衝突。戰後，民主制度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中都有成功的範例（以色列、土耳其、日本、臺灣、印度…）的事實說明民主制度是可以和任何文化相容的。如果非要把文化因素扯進來，也只能說明專制在某些文化土壤中更易存活，民主在其中紮根相對困難一些罷了。專制以不同的包裝在中國一直延續到今天，只能說明中國人尋求民主的道路更加曲折。而民主制度在同一文化圈內的臺灣、日本、南韓的成功則給了中國人民以極大的希望。既然同爲人類，必有共同的人性。不同文化之間共通的部分必然大於差異的部分。如對善與惡、美與醜的評判標準，不同文化基本是趨於一致的。這是不同文化可以相互交流、相互滲透的基礎。而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這些由最基本的人性衍生出的人類共通的文化因數之上的，同時它也是保護文化差異部分的一種最好的制度設計，日本的民主制度是美國人設計並強制推行的，但在這一制度下，日本的傳統文化並未丟失，這與在中共專制下，中華傳統文化所受到的摧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美國社會幾乎囊括了世界所有的民族，各種文化都能在其中生存和發展，這也是民主能相融于各種文化的一個的證明。這說明民主制度是全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是具有普世性的。普京總統前些日子在與布希總統會見時就曾強調，俄羅斯民主的要素與西方是完全一致的，俄國並不追求俄羅斯式的民主。這與中共總是強調所謂的“中國特色”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特色”其實只是獨裁者用以掩蓋“獨裁”的一塊遮羞布而已。以民族主義爲掩蓋專制政權所拒絕的決不是不同的文化，而是會威脅其專制的民主制度。狹義冷戰結束後，恐怖主義成爲人類社會最主要的威脅。由於恐怖組織普遍具有的伊斯蘭文化背景，從表像上似乎證實了亨廷頓的預言的文明衝突時代的到來。但所有支援恐怖活動或本身就從事恐怖活動的那些政權，無一不是實行專制的邪惡政權。表像下的實質依然是專制。反恐鬥爭本質上依然是自由於專制的鬥爭。自二戰結束後，自由和專制兩大勢力在沒有發生世界範圍熱戰的半個多世紀中的全面對抗，我們可稱之爲廣義上的冷戰。由於以中國爲首的共産殘餘勢力依然存在，在伊斯蘭世界，自由與專制的鬥爭才剛剛開始，因而廣義上的冷戰還遠未結束。雖然在較量中自由的勢力已明顯處於優勢，並可預見其最終的勝利，但最終勝利能否早日到來，則取決於自由陣營能否團結一致和能否對專制勢力毫不妥協。

——中共是當今專制勢力最大和最頑固的堡壘

冷戰初期，中國曾是蘇聯陣營的堅定盟友。二戰後的第一場局部國際熱戰（朝鮮戰爭）中，是中共充當了先鋒。當波蘭、匈牙利發生爭取自由的運動時，中共都堅決地站在了鎮壓者蘇共的一邊。是毛澤東的野心和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的批判導致了中蘇關系的破裂，這是毛澤東看到史達林被移棺焚屍的下場後，爲維護自己獨裁地位和爭取共産運動領袖地位的本能反映。中蘇之爭也被稱爲意識形態之爭，因爲當時蘇共的意識形態開始出現了一些自由化傾向，而毛的意識形態在共産的外表下實則是更爲落後帝王專制。單就意識形態而言，毛澤東治下的中國是自由世界更加危險的敵人。專制在中國的“文革”中被發展到了極致。萬幸的是：當時的中國國力貧弱，在輸出革命上心有餘、力不足。除了扶植了一些類似恐怖組織的“毛派遊擊隊”外，“打倒各國反動派”基本上只是一句空洞的口號。是蘇聯的足以和美國相抗衡軍事實力 ;使得美國在中蘇分裂後，依然把華約集團當作遏制的首要目標，並巧妙的利用了中蘇的對立，加速了華約集團的崩潰。 柏林牆的倒塌和蘇聯帝國的崩潰，標誌著以美國爲首的自由陣營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但人們應當清醒地看到，這一勝利無論多麽輝煌，它還只是局部的勝利。專制勢力仍在許多地方肆虐 ，人類要達到徹底剷除專制爭取自由在全球勝利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自由在東歐的勝利是較爲徹底的，除了一些局部的反復，人們已經無需擔心專制勢力全面捲土重來。但在亞洲，以中國爲首的共産專制勢力雖也受到強烈衝擊，卻並未被擊潰。中國和越南先後利用改革，拯救了各自瀕於崩潰的經濟。並迅速用民族主義取代了失去了共産主義後的意識形態的空間 ，使共産專制勢力以新的面貌在這兩國存活了下來。而北朝鮮則因更加殘暴的專制統治和中國在經濟上的輸血也得以苟延殘喘。自由陣營曾樂觀的認爲，隨著中國經濟的市場化，自由經濟成分的增加必然會觸動專制社會的基礎，並引發政治制度向民主化方向的改進。以此爲前提，自由陣營改變
了全面圍堵的冷戰策略，改以將中國和越南的經濟改革納入經濟全球化潮流的方式來促使其放棄專制，彙入民主的大潮。但現實卻殘酷地否定了這一樂觀的想法。實行共産專制制度的國家無一列外，都會形成一個依附在權力上的特權階層。由於沒有進行必要的政治改革去觸動這一特權階層，單方面經濟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大部分被壟斷著權力階層所獲取。這一現象在中國的價格改革初期實行雙軌制時、國有企業改制和土地開發上表現得尤爲明顯。特權階層爲了保住用不公正方式佔有的利益不被清算，會更加強化他們對權力的壟斷。在這種惡性循環中，非但沒有導向民主化的可能，反而會加速國家權力的法西斯化。對輿論的壟斷、一黨專權、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文化優越論、和種族優越論等在希特勒治下的德國才有的現象不都已是中國的現實嗎？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狹隘民族主義的高漲，共産集權式的法西斯的陰霾已經出現在東方的地平線上。

兩次世界大戰除珍珠港外美國本土都沒有直接遭受到戰火，因而“911”給美國社會帶來的衝擊是空前的。對於美國把國際恐怖主義當成首要的打擊目標人們無可厚非。但共産集權對自由世界的威脅並沒有消失。以中國的人口、幅員和不斷膨脹的國力，加之意識形態的一脈相承，中共早已取代了前蘇聯成爲了專制勢力最強大的堡壘。恐怖主義如沒有國家政權的支援終究難成氣候。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民主建設是對國際恐怖主義最有力的打擊。中東民主化的發展，使得以專制的伊斯蘭國家爲基地的恐怖組織將難以爲繼、逐漸式微，中共專制政權對自由世界的潛在威脅將逐漸凸現出來。一個有著核武裝的超級集權大國對自由世界的威脅，將遠甚於零敲碎打的恐怖主義。自由陣營最後決戰的對手必然是中共，如對此缺乏清醒地認識，必將重蹈二戰前歐洲綏靖主義的覆轍。法、德對中共的姑息使歷史已經開始重演，但令人慶倖的是：一個更加強大了的美國對此有著清醒地認識並履行著自己的責任。自由陣營如能團結在美國的周圍， 一致堅持“冷戰思維”將冷戰進行到底，中共專制政權的垮臺便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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