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0日訊】我們上周介紹了邵燕祥先生的一段往事。1946年，當邵先生只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初中學生時，他就參加了學校裡的演講會和其它社會政治活動，在這些活動中他對現實的批判態度和對理想社會的嚮往引起了學校中地下黨員的注意，他們開始接近他，試圖將他吸收到黨的組織裡去。

在上周節目中我還介紹了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一件事：1979年左右，我所在的大學裡有一批愛好文學的學生組織了一個叫做“原上草”的文學團體，但很快就被由中央調查部領導的地方公安系統一網打盡。

今天，在國際共產主義陣營解體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如何實現對政權和社會的控制成為很多人感興趣的問題。這個問題雖然很大，在某些方面也許很複雜，但並不意味著一定需要一個理論框架，更不意味著沒有理論修養的普通人就不能問津。恰好相反，這樣一個事關億萬人命運的問題，人們完全可以從不同的個人生活經驗得出一個解釋。我們上周所談的那兩件小事就是一個事例。

象中共這樣系統地全面地滲透進社會再接管政權，恐怕是獨一無二的。

邵先生的事例發生於1946年北平的匯文中學。當時北平剛剛從日本佔領下收復一年左右，但中共在那裡的地下組織已經滲透到了中學這一級。在中學的高年級學生中有黨員，他們自己不過十七、八歲，但人格已經政治化，觀察同學的眼光是看他們是否可以發展為黨員或黨的外圍組織的成員，而不是個人意義上的朋友。毫無疑問，在這些“中學生黨員”心目中，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的前景是很明朗的，他們從黨組織那裡得到明確的指令要在所謂“進步”學生中發展組織、擴大影響，促成那一天的早日到來。

這個事例可以說明中共在奪取全國政權以前對社會滲透的程度。連中學都被滲透了，就不要說其它的社會組織、職業和機構了。很多參加過中共地下活動的人在回憶錄中談到當他們在“解放”的那一天突然公布其黨員身份時讓同事和親友大吃一驚。

還有很多人在“解放”之前突然神秘地失蹤，再和“解放大軍”一起回來接收原來工作的單位。這是就個人而言。就集體來說，很多工會、社團和報刊甚至宗教性團體名義上是獨立的，甚至依附於國民黨政府，從國民黨那裡領取經費，但在內部已經被共產黨控制了。

這種滲透，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是不多的。例如俄國十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只是在工廠和軍隊中有一些影響，還是通過更廣泛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號召力才達到的。

象中共這樣系統地全面地滲透進社會再接管政權，恐怕是獨一無二的。中共當年有個“社會部”，就是從事這項工作的，後來則變成了“調查部”，在幕後負責對社會的控制。1949年以前對“社會”的滲透，不但幫助了中共成功地奪取政權，更幫助它1949年以後維持政權。中共雖然口口聲聲說國民黨如何“法西斯”，但它心裡知道國民黨政權是多麼寬鬆，多麼馬虎，多麼漫不經心，弄到連十五、六歲的學生娃娃都當上共產黨的地步。

有了這樣的歷史經驗，中共當然不會讓別人來滲透自己的天下，所以連大學生組織文學團體都要動用國家秘密警察的力量來消滅。從維護中共政權的角度出發，這不是小題大作。可以想像，如果在七十年代末中共就允許大中學生自由組織文學社團的話，那麼今天中國的局面就很不一樣了。

很多人也許會說：你說的是1979年的陳穀子爛芝麻，今天不要說在大學，甚至在中學，各種文學社團和興趣小組不是遍地開花嗎？這當然是事實，不過和我在上面說的一點都不矛盾。不允許組織文學社團，或者任何性質的獨立社團，可以說是中共設置的第一道防線。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的發展，中共的極權統治已經逐步朝威權統治轉變，對社會的控制也逐漸放鬆，從第一道防線逐步後退。

今天只要你不涉及政治問題，尤其是一黨專政和中共統治的合法性，你可以成立一些組織。但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自由發表意見的獨立團體，則不要說在中學和大學，就是在社會上也是不被允許的。前兩年北京一批關心農民疾苦的大學畢業生和青年知識分子組織了一個“新青年學會”，以楊子立為首，被捕後以“危害國家安全”為名判刑，至今仍在獄中。在很多情況下，不要說組織團體，就是在網上發表自由言論也會帶來牢獄之災。北京師範大學女學生劉荻的遭遇就是如此。

這些事例都說明，盡管今天中國社會生活的自由度有了擴大，但在最根本的政治權利上和毛澤東時代相比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

2005.03.17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