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0日訊】趙紫陽日前作古，海內外頗多悼念。其中，自然以北京富強胡同內的悼念格外情真意切。例如，有幅挽聯寫道：“白馬非馬正名為一字褒貶如華袞如斧鉞評說豈無天理；求仁得仁月旦評千秋功過或碧落或黃泉公道自在人心”。這深受舊學熏陶重彩濃墨的一筆，文情並茂，擲地有聲。在我多數同胞正將“中世紀騎士的激情，浸入赤裸裸金錢交易的冰水之中”時（1），竟有人如此執著、如此念舊、如此不計利害、如此俠骨義膽，不能不令人索然起敬。

然而，海內外不少人在頌揚趙紫陽時，都強調他對民主的倡導和追求。一時間，似乎趙紫陽不愛江山愛民主。為民主下台、為民主受難、為民主鬱鬱而終，是一位背負民主十字架的殉道者。盡管講得迴腸盪氣，催人淚下，但畢竟冤枉了民主，誤解了紫陽。這種誤解源於忘了趙紫陽的職業，忘了趙紫陽是一位成熟的職業政治家。

政治家不同於政治學家，就像商人不同於經濟學家一樣。兩者貌似相近，其實對人的性格才能有完全不同的要求。讓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做生意，或讓馬克思領導秋收起義，成功的概率都不大。在中國鄉村的泥濘小道上，馬克思決不會有倫敦大英博物館裡的豐採和瀟洒。起義號角未響，馬克思大概“出師未捷身先死”。或倒在敵人的明槍，或倒在同志的暗箭之下。七尺之軀，君尚難保；社稷江山，卿何堪托？所以，政治家和政治學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職業。它們有不同的職業要求、職業操守和職業精神，有不同的英文裡所謂的“Professionalism”。我們只有沿著政治家，而非政治學家的思路，才有可能接近“六四”前後趙紫陽的思想軌跡和內心世界。

趙紫陽主政時，並沒有主張民主。相反，中共“十三大”以後，“新權威主義”不徑而走。據楊繼繩先生撰寫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披露，趙紫陽承認自己曾“經濟上反左，政治上反右”。還回憶自己曾向鄧小平介紹“新權威主義”，獲鄧首肯的情況（2）。約十年前，筆者在英文文獻上也曾讀到過完全相同的傳說。因此，楊繼繩的記載，至少不是孤證。退一步講，即便趙紫陽主政時暗戀民主，這種信念也不能直接左右他的決策。因為，對一位成熟的政治家而言，決策的直接動力不是信念，而是形勢。趙紫陽的政治選擇，既不會基於對馬列主義的信仰，更不會基於對民主政治的嚮往，而只能基於對政治形勢的判斷，基於冷靜的審時度勢。

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選擇，應作出於他從朝鮮返京，到“亞行”講話的短短幾天裡。坐鎮中南海，趙紫陽不會不感到紅牆外民情的波濤洶湧，紅牆內政敵的暗流湍急。時局動盪，政策取向歷來和政治鬥爭相互交織，撲朔迷離。作為改革家想“有所作為”的衝動，加上對改革“深得民心”的迷信，使趙紫陽感到民心可恃，民氣可用。自己離京期間形成的高壓政策，效果欠佳，似乎又構成行動的天賜良機。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趙紫陽大概作了兩個關鍵的判斷。

第一，摸透鄧小平“白貓黑貓”的脾氣，趙紫陽相信自己能說服鄧小平改弦更張，試用“安撫”一手解決學潮。事實證明，趙紫陽這一判斷準確。因為，鄧小平畢竟在黨國命運千鈞一發的時刻，給了趙紫陽十多天時間，去試行他“民主和法制”的主張。高壓政策形成時，趙紫陽身在平壤。這在客觀上給了他一張“後發制人”的牌。這是一張相當有誘惑力的牌，很難讓人不去用它。但為避嫌疑，趙紫陽特意對鄧小平說：“四二六”社論的責任由自己承擔。其實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趙紫陽“安撫”一手如若成功，“四二六”社論的責任，決不可能落到他身上。鄧小平心若明鏡：知道趙紫陽一箭數雕，劍出鞘處，鋒芒必有所指。但他更知道，趙紫陽不會把自己作為對手，正像自己當年不可能將毛澤東作為對手一樣。因而坦然回答：責任無所謂，只要解決問題。言下之意是：不必多慮，也不必小聰明，黨國利益為重。

數年後，趙紫陽對來訪的傳記作家師東兵說：鄧小平在回憶“文革”時曾講，自己所以心存希望，相信毛澤東不會拋棄自己，就是因為深信毛澤東有頭腦，深信毛澤東是全國全黨的領袖，深信自己所作所為，沒有違背全局利益。趙紫陽說自己此刻心情，與鄧小平當年一樣。師東兵忠實地記錄了趙紫陽的話，但坦承自己不解其意（3）。如果師東兵所記屬實，那麼趙紫陽所言，應該就是上面的意思。即鄧小平應該知道，我趙紫陽從未挑戰過你鄧小平的地位。當然，鄧小平對趙紫陽“民主與法制”的主張，也從未從心底裡真正相信過，最多只是感到不妨一試。當趙紫陽向鄧小平匯報，準備進行“社會協商對話”時，鄧小平淡淡答道：“對話，好嘛。關鍵是要解決問題。不要讓人牽住鼻子走”（4）。語似平淡，其實滿腹狐疑，盡在不言中。

趙紫陽的第二個判斷，是相信用“安撫”一手能夠解決學潮。事實證明，這個判斷大錯特錯。首先，趙紫陽高估了“改革開放”在民間的威望，用改革精英的心理，代替民眾的心理。以為只要登高一呼，民眾必以改革為重，令行禁止，見好就收。其次，趙紫陽理想化了某些學生領袖，以為他們都是追求理想的熱血青年，以為對他們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六四”後，趙紫陽也曾感嘆：“有些人誰的話也聽不進去，一定要把事情推到極端”（5）。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趙紫陽理性化了整個事件。趙紫陽關於“冷靜、理智、克制，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呼籲，其實預設了事件的理性性質，從而包含了一個邏輯矛盾：如果事件理性，根本不需要呼籲；如果事件不理性，呼籲等於對牛彈琴。所以，趙紫陽的呼籲，恰恰表明他忘記了一個重要事實，即“四二六”社論中確有一個誤斷，那就是“這次學潮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如果學潮有組織、有計劃，趙紫陽至少可以找到談判對手。可惜，學潮既無組織，更無計劃。連個談判對手都找不到，遑論平息事端。鄧小平喜歡將學潮比為“文革”造反派。其實，某種意義上，學潮還不如造反派。“中央文革”至少能夠召集造反派頭頭，王洪文至少能夠管束手下弟兄。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卻連這點政治成熟都沒有。

約十年前，有位旅美學人寫過篇比較西班牙等國社團主義（Corporatism）和共產黨社會“民主運動”的文章。他認為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社團”是合法的半官方組織，社團精英對外有為社團成員爭取利益的代表性，對內有約束成員的權威和能力。他們在與政府的談判中，有妥協的餘地，容易達成為雙方接受的協議。因此，社團主義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更能取得點滴但實質的進步。相反，共產黨社會“民主運動”的領袖，往往是運動的產物，而非運動的締造者。他們無法指導運動，只能跟著運動隨波逐流。他們要靠激進來維持運動，又要靠不間斷的運動來維持自己的威望。因此，他們和政府間難以達成協議，進行的是零和遊戲（6）。

趙紫陽於今年一月故世。二十九年前的一月，周恩來去世。當時，那位後來對趙紫陽來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鄧小平，正處在自己人生和政治命運的十字路口。“反擊右傾翻案風”山雨欲來，毛澤東已傳話：“文化革命三七開，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由小平主持決議”。很多評論者，沒有注意到毛澤東這段話的重要性。他們感到，“七分成績”就是肯定 “文革”，因而沒有新意。其實，毛澤東這段話的重要性，不在“七分成績”，而在“三分錯誤”，且“由小平主持決議”。

毛澤東何等人物，一生有幾次承認三分錯誤？更何況事關畢生心血，“文革”是做過的“兩件事”中的一件。但眼見“文革”這件事“理解的不多”。所謂“不多”，其實就是黨內同仁，離心離德。毛澤東一生轟轟烈烈，到頭來卻晚景淒涼。環顧四周，鞍前馬後追隨左右者，不過幾位“文革”秀才，手無縛雞之力，胸無經世之才。毛澤東已屆垂暮之年，回天乏力。預料身後“腥風血雨”，面對晚年知己、忘年之交，不禁喟然嘆息：“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其淒慘悲戚，幾近霸王別姬。正是自知來日無多，又處於戰略劣勢。縱有千種不甘，更是萬般無奈。毛澤東這才紆尊降貴，最後一次主動伸手，希望鄧小平這位自己早年給予知遇之恩，晚年又悉心“挽救”的舊屬，能最後站到自己一邊。高抬貴手，放“文革”一條生路。

毛澤東的傳話，字字千鈞。鄧小平知道，自己面臨的是重大政治決擇。眾所周知，鄧小平“文革”蒙難期間，歷來是通過汪東興與毛澤東之間的單線聯繫，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生命線。那時，不要說對毛澤東，就是對汪東興，鄧小平也是畢恭畢敬。在給毛澤東信的結尾處，鄧小平總要加上“我靜候主席指示”的詞句。不過幾年，“主席指示”，無須“靜候”，不請自到，但鄧小平卻要抗旨了。對毛澤東的傳話，鄧小平作了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同時大概也是最有文採的政治表態：“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由我主持不合適”。這看似謙虛的幾句，其實態度強硬，毫無餘地。所謂“桃花源中人”，子虛烏有，虛寫一筆。重點落在後面，充滿對魏晉新朝，實即“文革”新政的鄙視。至於“由我主持不合適”，更是和毛澤東公開分道揚鑣的宣言書。

主席尚在，鄧小平何敢如此放肆？原因也是“審時度勢”。第一，鄧小平知道，這樣做能贏得除“文革”新貴外，整個上層官僚集團的擁護。再次被打倒，只是一城一池的暫時易手；而贏得上層人心，則事關全局，是明日決勝疆場最重要的政治資本。這點，鄧小平有完全把握。第二，毛澤東健康狀況日下，駕崩在即。這點鄧小平雖沒有十分把握，但有七八分勝算，大可放手一博。

對鄧小平在“文革”中重新出山，公開和“文革” 對著幹的做法，歷來有兩種評論。一種是官方宣傳，以鄧小平女兒鄧榕為代表。大意是鄧小平為革命事業，不計個人安危。這種為父立碑、替官修史、企圖在個人道德上無限拔高鄧小平的說法，自然不足為信。另一種評論，以《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為代表，認為鄧小平剛愎自用，“不知戒急用忍，一味逞強躁進”，以至不必要地被再次打倒（7）。這後一種議論，卻是嚴重低估了鄧小平的政治智慧。其實此時“逞強躁進”，恰恰是鄧小平高明之處。“文革”初期，全國聲討，愛子成殘，鄧小平沒有“戒急用忍”嗎？謫居江西，寄人籬下，連煙酒嗜好都感囊中羞澀，鄧小平何曾“剛愎自用，逞強躁進”？鄧小平和毛澤東之間一直保持書信聯繫，他為什麼沒有象彭德懷那樣，動不動給毛澤東上萬言書？翻看那時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通篇兒女情長，滿紙柴米油鹽。為子女調動，為家庭收支，事無巨細，和毛澤東喋喋不休。這哪裡像一位前國家領導人寫的信，簡直是市井小民的平凡家書。這其中，固然包含著鄧小平為人之父、舔犢情深的常情。但更重要的，是鄧小平熟讀三國，深知“勉從虎穴暫棲身，道破英雄驚煞人”的道理。所以，在這些平庸瑣碎的書信中，其實深藏著鄧小平“戒急用忍”、韜光養晦的用意。

鬥轉星移，時過境遷。待鄧小平“文革”後期重返政壇，北京政局已與他當年以待罪之身，貶赴江西時不可同日而語。林彪折戟沉沙，毛澤東年事日高，民眾激情消退，“文革”已成強弩之末。另一方面，“老幹部”對“文革”的不滿與日俱增。不管黨內曾如何派系林立，不管彼此間曾有多少往日恩怨。北京的老官僚們，在反對“文革”這一點上，都找到了共同語言。鄧小平重掌中樞後，從親身經歷中日益感到，反“文革”已匯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誰掌握這股勢力，誰就掌握了中國的明天；而誰抓住反“文革”這面大旗，誰就掌握了這股勢力。周恩來去世，毛澤東病重。環顧朝野，鄧小平不能不感到，逐鹿中原、收拾殘局，捨我其誰？正是基於這種清醒的認識，鄧小平才敢大刀闊斧地反“文革”，才敢有恃無恐地調侃“維吾爾族姑娘辮子多”，才敢公開聲稱“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他哪裡是“不怕被打倒”，他簡直是巴不得被打倒。因為不被打倒則已，一被打倒，反“文革”這面大旗便非“鄧”莫屬。

所以，鄧小平和“文革”對著幹，不是心血來潮，感情衝動。而是反覆權衡後的政治決策，完全是他“解放戰爭”年代“孤軍突出，挺進中原”的翻版（8）。表面不顧一切，“逞強躁進”；實際運籌帷幄，老謀深算，是鄧小平一貫風格。看不懂這點，就看不懂為什麼毛澤東後，必是鄧小平的時代，而不是葉劍英、李先念、陳雲或其他什麼人的時代。“文革”後期，表面上是老幹部和“文革”新貴作鬥爭。其實，鄧小平、葉劍英等人心知肚明，毛澤東一旦撒手人寰，“文革”新貴哪裡是他們對手。在他們那個層次，真正謀篇布局的，是毛澤東身後的政治格局，其中根本沒有“文革”新貴的位置。其中真正的關鍵，是在他們中間，由誰來當第二代的“領導核心”。這就是為什麼葉劍英要在鄧小平和“文革”新貴鬥得正歡時，勸鄧小平不要冒進，埋怨鄧小平“喜歡一人獨打天下”（9）。其真實用意，就是不願意鄧小平一人獨領風騷。對這種勸告，鄧小平當然“聽不進去”，因為這不是老朋友間的私情，而是毛澤東身後“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國事。

鄧小平所作所為，靜臥病榻的毛澤東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毛澤東不是大政治家，如果毛澤東象水泊樑山的“白衣秀才”，鄧小平就有殺身之禍。但是，革命家和黑社會老大的重要區別，就在於革命家有理想。一九七六年天安門廣場事件後，鄧小平被再次逐出政壇。但其中一個未解之謎，便是為什麼到最後一刻，毛澤東還要保留鄧小平的黨籍？毛澤東行將就木，明知鄧小平 “走資派還在走。永不翻案，靠不住啊”！面對鄧小平赤裸裸的反骨，究竟還有什麼“後效”可觀？更何況就當時政治形勢而言，“保留黨籍”又有什麼實際意義？如果沒有實際意義，那麼象徵意義是什麼？對這樣一個公告天下的決定，毛澤東究竟要傳遞何種信息？莫非毛澤東要在人間留下暗示，表明他和鄧小平的分歧，不是個人恩怨，而是“主義之爭”？

只有大政治家才會對對手網開一面。只有“主義之爭”，才會有讓“歷史去做結論”的氣度。黑社會老大沒有“主義之爭”，不需要考慮歷史。他們只考慮利益、只考慮局部、只考慮局部利益。某種意義上，小政客亦然如此。但大政治家不同，他們一定要胸中有全局，眼裡有歷史。如果這些推論成立，那麼“保留黨籍”，不正是最具象徵意義的“網開一面”嗎？前面提到，鄧小平始終堅信毛澤東不會拋棄自己。實際上他堅信的，就是毛澤東“胸有大局”。所以，毛澤東去世那天，據說鄧小平曾設家祭志哀，這點應屬可信。因為他們間的恩怨，畢竟牽動歷史進退，國家興衰。不能僅憑個人好惡，睚眥必報。

“六四”時趙紫陽七十多歲，與鄧小平在周恩來去世時年齡相仿。在中共上層的特定政治環境中，這算“金色年華”。鄧小平“六四”時八十多歲，與周恩來去世時毛澤東的年齡相仿。可是，毛澤東沒有活到九十，而鄧小平活到了。僅憑長壽比賽，鄧小平居然既戰勝了毛澤東，又戰勝了趙紫陽。趙紫陽八九年淚洒廣場時，發表了著名的“老了，無所謂了”的告別辭。和當年鄧小平對毛澤東一樣，趙紫陽也是公開宣布了和鄧小平的分道揚鑣。但是，趙紫陽當時心中一定明白，整個官僚上層並不在他一邊。所以，趙紫陽和鄧小平的宣言書，風格如此不同。鄧小平的內斂卻難掩自信，趙紫陽的感性但飽含無奈。趙紫陽的最後希望，大概只能寄予鄧小平的高齡。但是，天意似乎在鄧小平一邊。當年，鄧小平再次下台後，不過幾個月毛澤東便撒手西歸。而“六四”後，鄧小平卻整整活了八年。這不能不說是趙紫陽政治命運的大不幸。

作為政治家，趙紫陽無疑是中國共產黨內出類拔萃之輩。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和鄧小平、胡耀邦共同組成中國改革大業的三駕馬車。鄧、胡、趙的共同點，在於他們同屬主動型的政治家，都傾向“有所作為”。他們身上又都染有“自由化”的基因：即他們都不信教條，不墨守成規，都有可能幹出離經背道之事。但是，他們的離經背道不盡相同。胡耀邦不會真正背棄“祖訓”，他只會將“祖訓”聖潔化，他背棄的是他眼中“祖訓”的不肖子孫。如果胡耀邦是基督徒，他可能背棄教皇，但決不背棄聖經。趙紫陽非常可能背棄“祖訓”，但他不會為蠅頭小利而背棄“祖訓”，他的背棄是理性的選擇。鄧小平則從來不把“祖訓”放在心上。什麼“祖訓”？朕即“祖訓”！

三人中，胡耀邦屬於過去，他的理想境界是所謂“黨的優良傳統”。胡耀邦的悲劇，在於他晚生了幾十年。胡耀邦天生只能與被壓迫者結成同盟，如果他的生命，能在他的黨在野時便劃上句號，雖然血洒疆場，理想卻不至幻滅。趙紫陽屬於未來。他性情平和，頭腦清晰；對新事物天生敏感，和青年容易產生共鳴。約二十年前，筆者年輕氣盛，常常獨自感嘆：滿朝文武，唯紫陽獨醒。趙紫陽的悲劇，在於他早生了幾十年。否則，他完全可以在一個更理性、更富裕、更文明的環境中，施展經世治國的才華。鄧小平屬於現在。他上承歷史遺留的權威，下備應對現實的韜略。綿裡藏針，袖中乾坤。摸著石頭過河，捉住老鼠養貓。精明到刻薄，現實到粗俗。因而八十年代的中國，不能不是鄧小平的時代。可見，“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鄧小平似乎沒有悲劇。生前叱□風雲，死後備極哀榮。但惟其如此，鄧小平的局限性，才會對中國產生更現實更深遠的影響。其實，政治家都有悲劇。政治家的局限性，就是悲劇。因此，冷靜地準確地發現、認識和克服鄧小平的局限性及其悲劇，正是今天中國的當務之急。

趙紫陽剛去世時，多維網上流傳一幅只有上聯的挽聯，意在徵求下聯。上聯是：“歷史幾行名姓，竟有兩朝天子。淚洒廣場映襯紫陽，你配姓趙”。大概和筆者一樣，上聯作者也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對國學不甚了了。如“你配姓趙”，不像吟詩作詞，倒象舞槍弄棍。但既然“偉大領袖”也曾“不須放屁”，我輩生在紅朝，長於革命，當不妨效顰於後。茲聊續下聯，送別紫陽：“華夏數度驚變，恰逢六四無君。血染京畿騰飛鵬鳥，伊愧唐皇”。

註釋：
（1）這幾句語出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手頭沒有書，引述可能不確。中宣部如還有記得這本書的朋友，望不吝賜教。
（2）楊繼繩，2004年。《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EPC出版社出版。轉引自《前哨月刊》2005年1月號。
（3）師東兵，1998年。《政壇秘聞錄-前中共政要訪談》，438頁。香港：港龍出版社。
（4）張良，2001年。《中國“六四”真相》，365頁。香港：明鏡出版社。
（5）師東兵，1998年。《政壇秘聞錄-前中共政要訪談》，432頁。香港：港龍出版社。
（6） Zhang, Baohui. 1994. “Corporatism, Totalitarianism, and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7 No. 1, pp 108-136. Sage Publications, Inc.
（7）高文謙，2003年。《晚年周恩來》，581頁。香港：明鏡出版社。
（8）這點可參閱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千里躍進大別山”等章節。毛毛，1993年。《我的父親鄧小平》，494-523頁。台北：地球出版社。
（9）高文謙，2003年。《晚年周恩來》，576頁。香港：明鏡出版社。

（《動向》2005年3月號刊發時有刪節，這裡發表的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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